尼采的“大政治”就立足于对现代理性，即或“重新安排人类的社会生活”，或怀抱各种“不切实际的政治期待和深深的宗教渴望”的毁灭性打击之上。
斯特劳斯也认为，“古典传统的真正复兴只有在对传统的彻底毁灭走到今天以后才真正可能，只有首先经历了尼采式最彻底的批判以后才有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22）
其实，尼采在批判与毁灭的同时，也就考虑着古典传统的“复兴”与“再生”问题。在他看来，能够抵制欧洲虚无主义的，作为个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就是一种“充满激情的状态”。他说，哪怕就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激情，其本身也不是虚无主义的，激情是一种与虚无主义不相容的东西（23）；作为一种学说，雅斯贝尔斯说，“尼采将自己后来的全部哲学理解为对虚无主义的反动；他的‘大政治’，他的‘对世界的阐释’，他的关于‘永恒轮回’的学说就是如此。”（24）
我们都知道，尼采与海德格尔都主张“回到”前苏格拉底哲学那里去。海德格尔在“前苏格拉底哲学”那里看到了“存在”的源始意义，并从这种源始意义中领会到了“physis”自然而然地的涌现、解蔽，这才有了他的“思诗合一”的哲学理想；尼采则歌颂着“前苏格拉底”的人们所特有的那种“原始的狄奥尼索斯的愉悦”。我们可以说，尼采写《悲剧的诞生》，就是为了解决第一，希腊人对待痛苦到底是一种什么态度，有着怎样的一种“情愫”（sensibility）；第二，想说明除了作为一种颓废的、扭曲的、本能薄弱的悲观主义外，是否还应该有一种“坚强的悲观主义”？一种由于生命力过渡充沛而感受到的自我折磨，或一种因为想验证自己的力量而对某种“恐惧”的期待？尼采说，当“前苏格拉底”的希腊人的“痛苦”和“恐惧”消失了，“当他们开始沉迷于逻辑与理性的宇宙论时，他们就真的‘更快乐’、‘更科学’了吗？”（25）由此可见，“前苏格拉底”在尼采那里并非一种时间上的概念，而是就一种艺术态度与道德教诲、一种酒神精神与理性模式的对立而言的。苏格拉底就构成了这两种生活态度的分界限。
斯特劳斯是主张回到苏格拉底那里去的，因为他发现了一直就存在着两个苏格拉底，一个是“少年苏格拉底”，在“思想启蒙”的旗帜下鄙视城邦共同体的政治与道德事务，攻击正义与虔诚；另一个是“成年苏格拉底”，成熟地关心着城邦里的政治和道德事务，关心人事与人，维护着共同体的神圣原则。（26）
但有一点，无论对尼采、海德格尔还是斯特劳斯来说都是一致的，这就是从苏格拉底（在斯特劳斯眼中仅限于少年苏格拉底）起，哲学就开始了“走火入魔”。尼采说，这是因为哲人们已经沉迷于逻辑与理性的宇宙论，并歌颂着自己的乐观主义的、理性功利主义的伟大胜利；海德格尔说，这是因为“存在者的存在”从此成了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真理的本质不再是无蔽之本质，而成了“相”（观念）的本质，“真理之本质最终放弃了自己的无蔽状态”；斯特劳斯说，按“少年苏格拉底”的思路，势必会走到以哲学观念来改造世界的一步，于是也就导致了“政治的哲学化”和“哲学的政治化”。
尼采和海德格尔对“少年苏格拉底”和“成年苏格拉底”不加区分，一概否弃，因为他们着眼于诗与艺术对单独个人的人生所具有的意义；斯特劳斯加以区分的目的却在于阐明“政治哲学”对人的共同体生活所具有的意义。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尼采与海德格尔自己却经历了一个从“少年”到“成年”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尼采从个体性的狄奥尼索斯的悲剧意识转向了对整个人类所处的“低级层次”的忧虑，并进而以他的“大政治”来设计未来；与尼采的这一转变相反，海德格尔则从自己前期的具有主观主义倾向的生存（包括对一种投入式的决断精神的实践，如就任纳粹校长之类的事情）转变为诗（思）的自行应答。海氏的这一转变发生于30年代中期，也就是他开始讲授尼采哲学的那一时期。更加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在于，“成年尼采”，也就是开始思考“大政治”的尼采，无形中成为了纳粹德国想统一欧洲的一面旗帜，而这一面，却正是海德格尔自己在从“少年”到“成年”的转变中，也就是讲授尼采时所根本不予提及的一面。
这正好说明了时代与个人的关系，说明了“思想家的历史性并不是他的事情，而是存在的事情。这种历史性的尺度就在于思想家对自己的内在界限的原始忠实。”
斯特劳斯作为一个深受纳粹之苦的犹太人，他对两个苏格拉底（说不定背后也有着两个尼采、两个海德格尔的相互纠缠）的区分，无疑与政治实际上是人生所无可回避的处境有关。
无论怎么说，从启蒙运动以来的近代哲学与世俗主权结盟，以争取从宗教神学的笼罩中挣脱出来开始，“为什么要哲学？”的问题，是否需要在政治中捍卫哲学生活的正当性，还需要不需要讨论正义、讨论什么才是理想的政治秩序和美好生活，几乎就成为了哲学无可回避的宿命，而现代性问题，虚无主义、道德相对主义以及对技术的迷信，则是他们共同的思想主题。
尼采对“当今时代”是这么说的：平庸是时代的危险所在，它无法再吸收传统知识；现代生活杂乱无章，令人湮没无闻：现代的喧嚣令一切无以生长；人们谈论一切，却对一切闻所未闻；一切都掉在浅水中，没有什么沉入深深的井中；一切都是飞短流长，一切都是流言蜚语。（27）
尼采的“大政治”就源出于对这种“平庸”所抱有的独特忧虑。这种忧虑不是孤立的，它贯穿于尼采的全身心和所有的著作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