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华慈(美) 翻译：陈玮
本文译自《毛泽东的秘密讲话:从百花齐放到大跃进》(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Roderick MacFarquhar, Timothy Cheekand Eugene Wu, ed.,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89),作者史华慈是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文章内容如下。
在开头我将向读者声明,阅读这些至今尚未发表的毛泽东在1957年初至1958年11月这段重要时期内在不同场合发表的非正式讲话,总的看来不会对他的形象有所损益。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如下这一事实,我们在这些讲话中发现的毛泽东的风格、语气、修辞手法、推理方式与以红卫兵时期的材料写成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下文简称(《万岁》)一书所使用的全部文件是相关联的,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毛泽东在此后还活了二十年,这篇文章仍然以“晚年毛泽东”定名的缘故。这些新文件即如红卫兵时期的材料一样,是毛泽东在非正式场合“怎么想怎么说”的记录;并且还如逖默斯·契克(Timothy Cheek)所说,这个毛泽东与我们在经过各种编辑后的阐述非常清楚的《毛泽东选集》①中看到的毛泽东明显不同。至于说到毛泽东的思想是逻辑地发展的,毛泽东的远见在理智方面是连贯的,这些内容在官方著作中可以看到最清楚的阐述。
上面是官方著述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看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些不拘一格令人着迷的演说,往往将我们的注意力从这种思想的连贯转向毛泽东从1956年百花齐放运动开始到去世这段时间内不断变化的精神状态。我用“精神状态”这个含糊的词语指的是各种变化的情绪,包括深深的忧虑、高度的兴奋、受伤的自尊、深切的怨恨、毫无根据的自满等表现。我们的注意力往往被他对所出现的常常是未预料的情况的情绪反应所吸引。虽然从未相信政治领袖毛泽东是一个思想能够与他的政治生活相分离(类似斯宾诺莎在他的阁楼上的那种方式)的居住在奥林匹斯山的社会哲学家,虽然搞清楚思想与精神状态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关乎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但是我必须承认,这些材料至少给我提出了如下严肃的问题,即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它自身的自主惯性的成分,从而限定了他的精神状态的变化。
当《万岁》一书所使用的文件首次于1974年发表时,许多读者发现它们新颖而且有吸引力。的确,它们不拘一格并且充满了奇异的联想,但是如果我们将未经编辑的毛泽东的谈话交给后人,那么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会更不安心。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说,与通常使用生硬的官方话语的意识形态宣传相比,这里我们发现了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毛泽东。②我们被出人意料、没有根据、有时很古怪的一连串联想所吸引,毛泽东个人讲话中使用的多数比喻、隐喻和典故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也被这一发现所吸引。新发现的文件与先前的《万岁》一书所使用的文件都同样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幽默———粗俗且与众不同;但是阅读第二遍,就会更加被他对于个人和群体的讽刺中所使用的恐吓和威胁的语气吸引。尤其被他不仅自由随意地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多数范畴,而且自由随意地使用他自己的概念所吸引。这些材料一方面突出了毛泽东的精神世界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范畴的影响,以及毛泽东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另一方面突出了他的全部范畴的适用性和可塑性,它们并不妨碍他处理当务之急。这的确表明了对于新思想或对于一种善变和专制的“自由”的开放吗?
最后,我们还发现,毛泽东在这些文件中如同在其他文件中一样毫无敌意地准备承认他过去的错误(在1959年庐山会议讲话中,他甚至说了“罪过”这样的话)。可是,人们不可避免地把最高领导人的错误和“罪过”,甚至与“贪污”等丑行划等号。这些错误和罪过并不触及毛泽东的身心,因为这些内容是源自他基本正确的“总路线”的错误。它们导致了令人遗憾的结果这一事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下面执行政策的那些人经常受到诸如渴望表彰或怯懦地害怕攻击等不良动机驱使而作出的夸大和曲解。在原文中,毛泽东承认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前的几个月里充满启示和热情的讲话中带有“一点冒险主义”,但是他声称他在激发人们的热情和一种无限可能性的意义上的努力基本是正确的。地方干部以一种“强制”的方式甚至凭借“命令主义”贯彻他的思想是他的过错吗?此外,主席往往知道如何以及何时纠正他的错误,他的错误从未将他从人民的队伍中改划入敌人的队伍。
如上所述,这一材料中使用的特定的推理方式和修辞手法,在驱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主席的思想连贯性上的同时,也将注意力集中在他变化的精神状态上。当然,精神状态的重建是高度危险和容易犯错误的事。可是,谈到晚年毛泽东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并不是意味着“思想”本身失去了作为思想的重要性,或者仅仅是从心理状态角度去对待思想。问题是,作为“思想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支配和限制了变化的情绪。
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是意识形态领袖的断言是在延安时期———一个似乎或多或少被其他党的领导人接受的断言。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是否全部是他自己的创见,或它是否如中国目前坚持的看法一样,一定程度上是党的全体领导人集体形成的,这个问题我不打算在这里论述。然而,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出现的这一思想,使人意识到巨大的“客观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在多大程度上严重限制了领导者的行动。意识形态范畴被用来适应难以驾驭的现实环境。毫无疑问,促使毛泽东最初转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胜利的信仰仍然是支撑他的信仰,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它形成了毛泽东当时的战略思考。当时毛泽东并没有预期共产主义会迅速取得胜利,并且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当时就看出将延安经验本身视为最终社会主义乌托邦的预示也是值得怀疑的。无论人们认为毛泽东多么适当地使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畴来分析形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畴都是直接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现实直接相关的。或许正是在这些情况下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战略家的才能才最有效地发挥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延安战略不仅被证实了在赢得内战的胜利中是有效的,而且随着适当的调整,它在普遍的“法律和秩序”迅速建立的巩固国家的初期大约(1950—1952年)也适应了新的现实。在经济上“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延续与这一时期采取的初步稳定经济和金融的措施的成功是有关系的。必须承认,这个“重实效”的调整方案并没有妨碍大放血的土地改革以及反对反革命的运动。然而,总的来看,这可能也没有妨碍人民共和国建立它的全国政权以及它此后一直享有的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