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胡适又收到以“民权保障同盟全国委员会”落款并由史沫特莱签名的第二封英文信件，抬头写着“北平米粮库4号胡适博士转中国民权同盟北平分会”，写信时间是1933年2月2日。信中通报说，前一天寄来的相关文件的英文版本，已经于2月2日刊登在英文报纸《大陆报》中。胡适阅信后给蔡元培和林语堂写下第二封抗议信：“如果一二私人可以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那么，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

　　面对胡适的一再抗议，上海方面一直没有给出正面答复，反而由杨杏佛以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口授一封进一步歪曲事实的英文信件，由史沫特莱交给《大陆报》公开发表。在这种情况下，胡适以负责任的态度向英文《字林西报》公开了事实真相，从而引出上海方面“莫须有”的“欲加其罪”。

　　1933年2月21日，《字林西报》公开刊登访谈录《胡适为政治犯问题发表谈话》。

　　2月22日，杨铨通过中央研究院的官方渠道，以“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给胡适发来密电：“胡适之先生：研密。本日沪《字林西报》载先生谈话，反对本会主张释放政治犯，并提议四原则，与本会宣言目的第一项完全违背，是否尊意？请即电复。民权保障同盟。”

　　2月28日，宋庆龄和蔡元培联名致电胡适：“养[2月22日]电未得尊复。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盼即电复。”（5）

　　3月3日，在北平分会会员全部缺席的情况下，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召开会议，议决开除北平分会主席胡适的会籍，从而造成北平分会连同整个同盟的分裂瓦解。

　　从刘尊棋的匿名信件到杨杏佛的视察监狱再到民权保障同盟的开除胡适，一直都是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步步推进的。在此之前，与鲁迅合编《萧伯纳在中国》的中共前任领袖人物瞿秋白，已经在《胡适博士的词令》一文中，率先对胡适实施政治清算：“胡适博士最近对《字林西报》记者说：‘一个政府一定要有保护它自己而镇压危害它的存在的一切运动的权利’（见二月二十一日该报）。胡适博士现在既然这样忠顺，不但不再讲什么‘人民的权利’，而且坚决的拥护‘政府的权利’了，……”（6）

　　对于民权保障同盟开除胡适会籍，蔡元培和林语堂两人打心眼里是不予认同的。1933年3月17日，蔡元培在写给胡适的回信中表示：“适之先生大鉴：奉四日惠函，知先生对民权保障同盟，‘不愿多唱戏给世人笑’，且亦‘不愿把此种小事放在心上’，君子见其远者大者，甚佩，甚感。弟与语堂亦已觉悟此团体之不足有为；但骤告脱离，亦成笑柄；当逐渐摆脱耳。承关爱，感何可言！此复，并祝著祺。弟元培敬启。”

　　3月21日，收到来信的胡适特意把该信抄入日记中并加以说明：“读之甚慰。晚间作一书复之。”（7）

　　胡适的“甚慰”，实际上是对于周作人私信中所说的“所谓晚节之不易保守”的一种颠覆。蔡元培和林语堂随后激流通退，及时与民权保障同盟划清了界限，此后再没有加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组织。1933年6月18日，继蔡元培之后接任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的杨杏佛，被四名暴徒拦路枪杀。随着杨杏佛的罹难惨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转眼间便烟消云散。蔡元培虽然没有像周作人说的那样“所谓晚节之不易保守”，他的政治生命却由此终结。

　　据程沧波在《宁粤和谈追随蔡先生的经过》一文中回忆：“二十年秋天以前，我在南京担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十分清闲。因为跟杨杏佛（铨）是很好的朋友，他那时正任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蔡先生是院长，他们的办事处是在成贤街，我常到成贤街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去。蔡先生也常到南京，到午饭时我时常陪他吃饭。这段时间差不多有一年余。杨杏佛先生平日事情很忙，交际多，有时他要出去，就请我陪蔡先生吃饭。蔡先生是很严肃的，但待人温和。……民国二十二年6月，杨杏佛被刺去世。当时什么人权大同盟，蔡先生是会长，杨是总干事。杨之遇难，蔡先生非常难过，此后即不常去南京。”（8）

　　“几乎丧失理性矣”

　　比起蔡元培的“所谓晚节之不易保守”，周作人对于同胞兄长鲁迅即周树人的评说，就显得更加刻毒。“普罗”即无产阶级，是英语Proletarite的音译。所谓鲁迅高升为“普罗首领”，实际上是充当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情书集》就是即将由李小峰的北新书局易名上海青光书局出版的《两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