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作人看来，鲁迅出版《两地书》是“几乎丧失理性”的一种表现。然而，与此同时，48岁的周作人偏偏应李小峰的邀约，以青光书局的名义编辑出版了一本《周作人书信》，并且在1933年4月17日写给李小峰的“序信”中，再一次对鲁迅进行影射攻击：“没有办法，这原不是情书，不会有什么好看的。这又不是宣言书，别无什么新鲜话可讲。反正只是几封给朋友的信，现在不过附在这集里再给未知的朋友们看看罢了。……兼好法师尝说人们活过了四十岁，便将忘记自己的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行年五十，不免为兼好所诃，只是深愿尚不忘记老丑，并不以老丑卖钱耳。”

　　在此之前的1930年3月31日，周作人在写给江绍原的另一封私人信件中，还直接介绍过鲁迅的“精神异常”：

　　来函读悉，承允换书，甚感。《萌芽》未见，但曾闻人说过。鲁迅精神异常，我久与之绝，其所说似无计较之必要，又知寄信去给该月刊则更不值得矣。鲁曾说北大学生叫他来教书，钱玄刘半因怕夺他们的饭碗，故造谣说他发疯云云，即此一端可以见其思路之纷乱了。

　　江绍原的“来函”，写于1930年3月31日，其中有“《萌芽》月刊二期，有鲁迅先生一文，中涉及我，决辩明一下”的表态。“鲁迅先生一文”，指的是发表于鲁迅、冯雪峰联合主编的《萌芽月刊》2卷2期的长文《我和〈语丝〉的始终》，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举一点例罢，自从我万不得已，选登了一篇极平和的纠正刘半农先生的‘林则徐被俘’之误的来信以后，他就不再有片纸只字；江绍原先生绍介了一篇油印的《冯玉祥先生……》来，我不给编入之后，绍原先生也就从此没有投稿了。并且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园所办的《贡献》上登出，上有郑重的小序，说明着我托辞不载的事由单。”

　　周作人信中所说的“鲁曾说”，见于鲁迅1930年2月22日致章廷谦信，摘录如下：

　　疑古和半农，还在北平逢人便即宣传，说我在上海发了疯，这和林玉堂大约也有些关系。我在这里，已经收到几封学生给我的慰问信了。但其主要原因，则恐怕是有几个北大学生，想要求我去教书的缘故。

　　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绍原于上月寄我两张《大公报》副刊，其中是一篇《美国批语家薛尔曼评传》，说他后来思想转变，与友为敌，终于掉在海里淹死了。这也是现今北平式的小玩意，的确只改了一个P字。

　　贱胎们一定有贱脾气，不打是不满足的。今年我在《萌芽》上发表了一篇《我和〈语丝〉的始终》，便是赠与他们的还留情面的一棍（该杂志大约杭州未必有买，今摘出附上）。此外，大约有几个人还须特别打几棍，才好。这两年来，水战火战，日战夜战，敌手都消灭了，实在无聊，所以想再来闹他一下，顺便打几个无端咬我的家伙，倘若闹不死，明年再来用功罢。（9）

　　当时留在浙江绍兴的章廷谦，在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之间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不间断地把鲁迅写给他的私人信件抄转给周作人，又把周作人写给他的私人信件抄转给鲁迅。而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之间，又一直在通过朋友之间的私密书信以及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进行着或点名或不点名的相互攻击。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语丝》同人钱玄同、刘半农、江绍原、孙伏园等人，一时间全都成了鲁迅“特别打几棍”的“贱胎们”。有趣的是，兄弟二人在相互攻击的同时，对于前辈同乡蔡元培，却有着相互一致的不满情绪。

　　鲁迅私信中的蔡元培

　　1927年6月12日，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写道：“我很感谢你和介石向孑公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恶’而已。可恶之研究，必为孑公所大不乐闻者也。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

　　这里的“介石”，指的是鲁迅、蔡元培、章廷谦的绍兴同乡郑奠。“鼻”是被鲁迅视为仇敌的顾颉刚。“孑公”就是老一辈的学界领袖蔡元培。“必请我们入研究院”，本身就是蔡元培的一种 “赏识”，只是不能像并不“可恶”的袁希涛、蒋维乔、胡适、顾颉刚那样，得到蔡元培更多的偏爱和赏识。对于蔡元培不像“赏识”袁希涛、蒋维乔、胡适、顾颉刚等人那样“赏识”自己，鲁迅一直是耿耿于怀的。

　　1927年10月3日，鲁迅偕许广平抵达上海，他首先联络的是与自己同为章太炎弟子的农矿部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兼上海劳动大学校长易培基。10月25日，鲁迅应易培基的邀请到劳动大学演讲，一开场就谈到了自己与这位国民党要人之间“党同伐异”的亲密关系：“这次易先生要我来讲几句话；因为我去年亲见易先生在北京和军阀官僚怎样奋斗，而且我也参与其间，所以他要我来，我是不得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