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另一位国民党元老李石曾，正在动用政治上的优势资源，向蔡元培在教育学术界的权威地位发起挑战，与李石曾有姻亲关系的易培基，是替李石曾冲锋陷阵的重要干将之一。鲁迅看好的是李石曾、易培基一派的政治势力，而不是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学术地位和学界权威。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才会在1927年12月9日写给章廷谦的另一封信中，更进一步地压低否定蔡元培：“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
然而，被鲁迅看好的易培基非但没有办党务、办实业和办教育的能力，而且根本就没有表现出善待鲁迅的真诚意愿。到头来还是由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于1927年12月主动给鲁迅送来一个不用上班就可以拿到300元干薪的特大饭碗：中华民国大学院特约撰述员。一年之后，这个饭碗又在蒋梦麟任部长的教育部里改名为“教育部编辑费”，直到1931年12月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兼理部务时才被裁撤。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鲁迅于1932年3月2日致信许寿裳：“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今所恳望者，惟舍弟乔峰在商务印书馆作馆员十年，虽无赫赫之勋，而治事甚勤，始终如一，商务馆被燹后，与一切人员，俱被停职，……可否乞兄转蔡先生代为设法，……”
由于有“蔡先生代为设法”，周建人保住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职位。鲁迅和周建人兄弟怀着对于蔡元培的感激之情，于1933年1月6日双双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周作人与蔡元培的私人恩怨
鲁迅不满意于蔡元培的理由，同时也是周作人不满意于蔡元培的理由。查《周作人日记》，1917年4月5日有“上午蔡先生来访，功课殊无著，下午睡良久，……”的记录。1917年4月10日又有“午至益昌同大哥午饭，下午乘车至大学谒蔡先生辞国文事，又告南行，见陈独秀、沈君默二君，又回教育部一谈……”（10）的记录。蔡元培聘请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任教，难免有假公济私的嫌疑。对于一向清高自傲的周作人来说，却另有一个因得不到重视而怀恨在心的心结。蔡元培逝世后，周作人在《记蔡孑民先生的事》中回忆说：“当初他叫我担任希腊罗马及欧洲文学史、古英文，但见面之后说只有美学需人，别的功课中途不能开设，此外教点预科国文吧，这些都非我所能胜任，本想回家，却又不好意思，当时国史馆刚由北京大学接收，改为国史编篡处，蔡先生就派我为编纂员之一，与沈兼士先生二人分管英日文的资料，这样我算进了北京大学了。”（11）
1923年1月，蔡元培为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非法插手罗文干案而愤然离职，直到1926年2月3日才应北京政府的要求从欧洲回到上海。2月4日，蔡元培在上海接受国闻通讯社记者采访，对中国的政治、教育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学生知识充足，即因迫于义务，必出而发表主张，或信仰何种主义，不妨以个人名义出之，不必强人从同，必欲以机关或团体名义。盖言论思想之自由，为共和国之绝对原则也。至共产主义为素所赞同，惟手段则同情于克鲁泡特金之互助论，而反对马克思之阶级斗争。此因中国历史不同，生产机关不完全之故；且国际环境，亦有所不许也，中国改造，须由中国人自负其责，客卿即赤心相助，而情形不同，隔膜甚多，况杂外交政策者，更无论矣。”（12）
蔡元培所谓“客卿即赤心相助”，显然是针对由苏联人主导的国共合作而言的。在国共两党都没有做出激烈反应的情况下，没有党籍的周作人，反而抢先于2月9日写下一篇《外行的按语》，对蔡元培实施全面清算：
我劈头就得声明，我是一个外行，对于许多东西，如经济，政治，艺术，以及宗教，虽我于原始宗教思想觉得有点兴趣。然而我也并不自怯，我就以一个外行人对于种种问题来讲外行话，如蔡先生的那个有名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我便不大敢附同；我别的都不懂，只觉得奇怪，后来可以相代的东西为什么当初分离而发达，当初因了不同的要求而分离发达的东西后来何以又可相代？……
我在这里又当声明，（这真麻烦透了）我并不是共产党，但是共产思想者，即蔡先生所谓赞成其主义；我没有见过马克思的书皮是红是绿，却读过一点克鲁泡特金，但也并没有变成“安那其”。……总之在吸着现代空气的人们里，除了凭借武力财力占有特权，想维持现状的少数以外，大抵都是赞成共产主义者，……蔡先生倘若以为异阶级也可互助，且可以由这样的互助而达共产。我觉得这是太理想的了。世上或者会有像托尔斯泰，有岛武郎这样的自动地愿捐弃财产的个人，然而这是为世希有的现象，不能期望全体仿行。日本日向地方的新村纯是共产的生活，但其和平感化的主张我总觉得有点迂远，虽然对于会员个人自由的尊重这一点是极可佩服的。我不知怎的不很相信无政府主义者的那种乐观的性善说。阶级争斗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正如生存竞争之非达尔文所创始，乃是自有生物以来便已实行着的一样：这一阶级即使不争斗过去，那一阶级早已争斗过来，这个情形随处都可以看出，不容我们有什么赞成或反对的余地。（13）
连“共产主义”的基本理念都不予认真研究的周作人，擅自得出“大抵都是赞成共产主义者”的“外行”结论，本身就是刀笔吏式的专制精神的一种表现。他对于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批驳虽然颇有一些道理，却也透露出挟私报复的黑暗心理。
在这篇文章的结束语中，正在北京学潮中冲锋陷阵、大显身手的周作人，偏偏又不嫌“麻烦”地向国民党元老蔡元培表白起了自己的政治态度：“蔡先生是现在中国举世宗仰的人，我不该批评他，但我自信并非与国民党扰乱到底的某系，而是属于蔡先生的‘某籍’的，说几句话当无‘挑剔风潮’的嫌疑，所以便大胆把这篇外行的按语发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