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自序自己所从事的学术事业时说：“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他自己反思自己常常因各种俗务缠身而不能安心著述，这虽然带有自谦的味道，但也可以看出他晚年希望全身而退的愿望。1915年冬，元配李惠仙患上乳腺癌，原本不信教的梁夫人病中突然皈依佛法，死前还让儿辈诵法华经，最后已经失去痛觉，所以去时很安详，梁启超惊叹：“颜貌若常，岂亦有夙根耶！”但他对夫人的离世深感内疚，这种歉疚之情的产生缘由甚至是常人无法理解的小事。1925年9月29日他给孩子写信，谈到梁夫人得病的原因时说：“我昨日用一日之力，做成一篇告墓祭文，把我一年多蕴积的哀痛，尽情发露。顺儿呵，我总觉得你妈妈这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之极，悔恨之极，我怕伤你们的心，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也象把自己罪过减轻一点。”这一次所谓的“打架”，是指1914年他本人“不知何神魅所弄，而勃豀一度”。这一年梁启超诸事缠身，在司法总长任内又接任币制局总裁一职，想辞又辞不掉，加上妻子马上要分娩，他很是消极，对汤觉顿自嘲说：“孔子曰：死不如速朽之愈，此亦可浮一太白，公谓何如？”这样的心态，家庭绊嘴自然难免。在悔恨之余，梁启超也将彼岸世界的图景想象出来，他直抒胸臆：“呜呼！君真舍我而长逝耶？任儿女崩摧号恋而一瞑不视耶？其将从君之母，挈君之殇子，日逍遥于彼界耶？其将安隐住涅槃，视我辈若尘芥耶？”梁启超将这篇祭文算作自己一生中的好文章之一，还特意叮嘱儿女和儿媳妇“不妨熟诵”，这在常人看来似乎有些慎终追远的味道，但在心理学上则显示出自恋人格的特征。我们经常看到梁启超将自己的诗文大批大批地寄给子女，有时报纸上发表了他的文章，他也要求子女经常看看，足见他一生对作文的重视，这是他对留名于世的最好注解，他特别看重后代人对自己的评价，看重身后的名声，他希图通过“立言”而“立德”，进而达致“不朽”（immortality），这也凸现了他的自恋人格之一面。

　　梁启超的业报轮回思想影响到他对死亡的看法。他曾以女儿择婿的成功为自己的第一个成功，并将儿子思成能够娶林徽音为妻为自己的“第二个成功”，但思成却有一段时期因姐姐梁思顺和林徽音的关系紧张而“精神异动”，后来与林徽音又和好如初。梁启超在1925年8月3日借教育孩子的机会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善恶报应观念。他说：“思成前次给思顺的信说：‘感觉着做错多少事，便受多少惩罚，非受完了不会转过来。’这是宇宙间唯一的真理，佛教说的‘业’和‘报’就是这个真理，（我笃信佛教，就在此点，七千卷《大藏经》也只说明这点道理。）凡自己造过的‘业’，无论为善为恶，自己总要受‘报’，一斤报一斤，一两报一两，丝毫不能躲闪，而且善和恶是不准抵消的。……恶业受完了报，才算善业的帐，并非有个什么上帝做主宰，全是‘自业自得’，又并不是象耶教说的‘多大罪恶一忏悔便完事’，忏悔后固然得好处，但曾经造过的恶业，并不因忏悔而灭，是要等‘报’受完了才灭。佛教所说的精理，大略如此。他说的六道轮回等等，不过为一般浅人说法，说些有形的天堂地狱，其实我们刻刻在轮回中，一生不知经过多少天堂地狱。……若能绝对不造恶业（而且常造善业——最大善业是“利他”），则常住天堂（这是借用俗教名词）。佛说是‘涅槃’（涅槃的本意是“清凉世界”）。我虽不敢说常住涅槃，但我总算心地清凉的时候多，换句话说，我住天堂的时候比住地狱的时候多，也是因为我比较的少造恶业的缘故。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这些话都是我切实受用的所在。”梁启超的这种“现世现报”实际上也将他自己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必须保证自己的各种“善变”行为都有合法合理的解释，给人从一而终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