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寿终正寝对于梁启超来说是一种焦虑。1927年6月15日他给女儿的信中谈起王国维之死，说王国维虽然遗书上写的自杀动机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但最近的刺激却是叶德辉、王葆心被枪毙，前者为人不自爱但学问很好，有“自取之道”。后者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而被杀，所以王国维对政治侮辱斯文的做法感到不可接受。王国维之死，“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此时思成还在美国留学，仆人寄信将住址写错了，包裹被退了回来，梁启超之妾王桂荃女士不明所以，便惊惶失措，开始“扶乩”问已故的李惠仙，梁启超记述说：“谁知请了半点钟，竟请不来，从前不是说过三年后便不来吗？恐怕真的哩！但前三个月老白鼻病时，还请来过一次，请不到的实以此次为始。”我们说，梁启超是力挺科学的，但他并不因此而阻止“王姨”的“迷信”行为，也希望儿子能在国外平安无事，不会因秩序混乱而死于非命，这显然出于自己内心同样的焦虑。特别是晚年患上肾炎，在协和医院手术割下右肾，但还是便血，倒是伍连德开的中药很管用，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对于协和给自己身体可能造成的伤害，他显然有些担心，但由于自己一直声言西医是科学，所以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希望自己能给世人一个稳定的形象，所以在总结自己和康有为的根本不同时，他指出：“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亦有然。有为常言之：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则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这段话想要表达的想法不外乎两点，一是要为自己的“善变”正名，二是不希望因为“善变”而影响到对自己身后的评价。

　　梁启超对身后事看得很重，先妻墓地选择和建造一事他非常上心。在梁启超的嘱咐下，二弟梁启勋跑前跑后，一砖一石都亲自过目，在山上住了将近两个月，中间仅入城三次，有时一夜而返，有时当天返回工地，期间还有六天夜工。基本完工时，梁启勋说，地基打得很牢固，采用两冢一圹的模式，圹外工程他敢担保将来孩子们“要起一座大塔，也承得住了。”还将如何开启两冢中间的砖墙并如何再造都详细训示给梁思忠，因为他怕梁启超下葬时，自己也已经驾鹤西游，“即在也怕老迈不能经营了”。还将开圹行第二次葬礼时墓图的尺寸画了出来，梁启超千叮咛、万嘱咐自己的孩子：“你们须留心记著，不可辜负二叔两个月来心血。” 梁启勋自诩在这次墓冢设计和操作中“用他的科学智识和工人的经验合并起来”，新发明了很多东西，让专门的建筑家都刮目相看。梁启超深解其义：“因为这也是我的前年安宅，他怕你们少不更事，弄得不好，所以他趁他精力尚壮，对于他的哥哥尽这一番心。”所以梁启超要求自己的子女一定要对二叔孝敬，还让思忠、思达向二叔深鞠躬。要求思顺、思成姐弟每人各写一封信叩谢。若没有“叶落归根、入土为安”的“流亡者情结”，我们很难解释他的诸多行为。

　
   (编辑: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