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Paula Rabinowitz   翻译：游惠贞

　　内容提要：再现与写实主义都是纪录片鼓吹的效应，纪录片建构的不仅是真相与认同的观点，还包括适当的看到该观点的方法。影像与文字铺陈出一种叙事，能产生在传统形式与类型中可被理解的意义。压制导演的声音或形象的纪录片，具有一种文字和声音随意地捕捉到的自然的真实感，似乎可任由观众决定如何观看。相对地，透过第一人称引发确实经验的感觉的影片，如受访者谈自己，镜头会稍稍转变，使观众从纪录片的客体朝叙事主体拉近--这个主体是观众可以认同真相来源的，是权威、是作者。于是，纪录片的文本便深深地投入于其不同的叙事形式中，谁在看谁？这个问题一直是纪录片修辞的影像、文字和声音的核心。

　　本书揭示了那些必须被呈现的人--劳工、移民、穷人、女性、同性恋者、非裔美人、拉丁裔人--做过的，或者他人为他们所做的宽广而多样的尝试，以进入再现的殿堂。这是个相当繁复的过程，跨越阶级、种族、性别和性的疆界殊不容易，因为人们发现他们的私生活被公众眼光粗暴地侵犯，并且透过这样的私领域的曝光来描绘政治的问题。我试图写一本让电影工作者、摄影师和记者、学者和运动家、评论者和艺术家都感兴趣的书，我描述的案例焦点都集中在中介者与再现的问题上，谁在说话？为谁说？说什么？那些不能代表自己因此必须被别人诠释的人在历史上都是被剥削的人。你可以在此读出一则相当于宣告失败的教训；因为他们不能为自己发言，我们必须帮他们发言。或者也许这是一种被认识的请求：因为他们尚未被听到，我们必须倾听。

　　前言(节录)

　　「他们不能表达自己，他们必须被呈现。」－卡尔?马克思　　「一件有关文明的文件同时也必然是一件有关野蛮的文件。正如同这样的文件不能自外于野蛮，野蛮由一个主人转手到另一个时，不免也沾染野蛮的态度。」－华特?班哲明　　「我答应给你看一幅地图你说但这是壁画 　　那么是的就让它去吧只有小小的区别 　　问题在于我们从哪里看起。」－安德琳?瑞奇

　　本书分成三部分，大致扣合美国三个面临政治危机的时刻－三零年代、六零年代（我们都知道它连上七零年代），以及八零年代至今－各阶段都粗略地对应了某个原本隐而不见的边缘族群在政治和文化上开始有了可见度的现象－他们分别是贫民与劳工阶级、在美国大兽肚子里和外面的第三世界人民，以及女性和同性恋者解放运动。各部份分析新的「仲介目标」（subjects of agency）以何种方式被呈现，如何被选择来呈现自己，并雕塑出一种观众，可以像政治演员一样，对大萧条以及美国内外的反殖民运动所引发的广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动等议题有反应，又经验了女性重新投入劳动力、生育控制及爱滋蔓延等等所造成的家庭结构和性活动的改变。除了这篇介绍外，我加了一章谈历史、纪录片与记忆之间的复杂情结的理论，可用来综观纪录片的评论，并说明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再现（representation）与仲介（agency）。

　　第一部谈三零年代，不过和我过去的作品不同，此处谈的不是那个时代里，认同左翼运动的艺术家和作家，这三章检视许多位激进份子、自由份子和独立工作者的纪录片作品，其中影像和修辞先是流传于左派的圈子里，然而它们与左翼政治的距离却使这些作品在之大萧条时期变成中心。纪录片、报导和照片描绘了结合流行文化与人民文化的新大众文化－一个属于商业利益的领域，另一个是激进评论者之所好。广播、电影、画刊等大众传播媒体的兴起，让美国大众的新组成份子浮出台面－其中包括贫穷的、乡下的、在枯竭的农地上挣扎讨生活的南方佃农，或者被乾旱和风尘沙暴赶出农村，从奥克拉荷马、阿尔勘萨斯和大平原其他地区追随大移民潮迁往加州的外移人口。　　我注意到自由主义者运用纪录片的型式去影响改革，显示激进评论者及这些影片类型的力量，他们试图让社会主义写实主义再度在美国流行，把影响力伸展到党的言论及组织之外。我还指出不同媒体间的连结如何打造大众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态度，新近被看见的贫民几乎无法经由报导他们的纪录片进入大众文化，这些影片类型显然是为了握有选票的中产阶级观众而制作，他们会被贫苦的影像所震撼，进而支持「新政」政策。视觉化往往是行动的先声，看见自己变成客体乃是成为政治主体的第一步，我讨论的照片、文章和影片揭示了跨越阶级的复杂过程，那些作品的关联性原是建立在观看的关系上，这样的矛盾凸显了三零年代纪录片预设观众的局限性。

　　第二部分讨论种族与人种学，以及六零年代的社会运动之后，家庭文化移植到公共领域的状况。六零年代后期，美国人开始以反战份子的资态旅行到北越，女性作家开始描写越南战争－知名和不知名的作家写了许多反战作品－这些作品关注女性知识份子在战争中的位置，结果本身亦成为一场知识份子的战争。六零年代的社会运动－诸如学生争人权和反战等运动、女性解放运动、石墙事件等－既开启了新的参与政治的方式，她们的种族和性别遂混淆了知识份子在冷战时期美国的位置的问题。「自家历史」显示大众媒体形式，如公共电视和大电视网的纪录剧，兴起了认同风潮，叫座的克瑞?吉伯特（Craig Gilbert）在播出的真实电影（cinema verite）系列《美国家庭》（An American family），给了郊区中、上阶级的白人一个认同和表现的机会，他们果真是个独特的文化族群。纪录片民族志无须旅到奇邦异地，你可以看着这个圣塔巴巴拉（Santa Barbara）家庭的许多房间，即可发现各种奇特的仪式。《根》是最早出现的纪录剧，争议颇多，却很成功，它让非裔美人以历史受难者和存活者的姿态走进焦点。　　这些系列电视剧采用「美国家庭」的公式，探索家的内在问题，描绘出种族、阶级和宗教的世代矛盾。家庭剧的母题为中产阶级女性铺设了舞台，让她们进入公共场域，并且大量复出，走入劳动市场及教育机构，透过激进的运动争取性解放及堕胎权。认同及民族志的文化政治开始进入人心，并在家庭网络中建构起来，电视上来自五零年代双亲家庭幻象的家庭矛盾和心理情绪组织渗入了历史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