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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一切非自然的事件，奇迹，与以色列这片故土的陌异化有关。当犹太人从异邦返回的时候，他们的故土也成为异乡。载着西奈山上的帐幕和法柜——法柜里存放着书写律法的他山之石——，犹太人回到陌生的故乡。故乡的陌异化还不仅仅因为离家隔世的疏远，而且决定性地乃是因为回乡途中的接受托拉（Torah，律法书，即《摩西五经》），以及在托拉律法基础上的立国。

　　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出埃及记》记载了整个过程的困难艰险。对于“硬着颈项的百姓”来说，摩西律法显然是全然陌生的、格格不入的东西。这是万民之中唯一根据绝对它者的律令而来立身立国的民族。这个民族向往远方，却舍弃道路；接受石头却舍弃道路。这里没有理性的位置。正如一篇讨论犹太人接受托拉问题的《塔木德》所言：“就像苹果树那样，先有果实，后有树叶，以色列是先执行，后理解。”5

　　这种先于理解的执行，对于绝对它者的无条件接受，也就是大地的震动、石头的开裂：“大地啊，你因见主的面，就是雅各神的面，便要震动”。因此，“磐石变为水池，坚石变为泉源”的奇迹，也许说的就是犹太人接受托拉的无条件性，不可能的可能性，不可理解的行动。

　　为了把正义写入/楔入自然和存在，犹太人为人类历史和政治经验——当然这根本就是非政治的政治——贡献了最不可效仿的极端努力。但是这对于道路民族的政治经验而言，却并非全然陌生之物。这不过是道路自身固有的乾动去远一极的极端贞定的结果。如果不取道中庸，那么极高明之物必定化成为道路远方的石头。这虽极崇高，却本无足怪。

　　12，喷泉与石头的对峙，现代西方虚无主义

　　出于对黑格尔企图以雅典包容耶路撒冷——虽然这是一个已经遭受过雅典扭曲的耶路撒冷——这一做法的放弃，尼采和海德格尔走在一条意欲更加纯粹的希腊之路上。无论他们在形而上学和存在论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功，但是相比于这场斗争的关键目标来说，这些成功都还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阶段性成果。这个关键目标便是尼采生前未曾实现的唯一任务：“重估一切价值”，以及海德格尔深知无可逃避却只能在晚年语焉不详的作为存在论的伦理学。

　　事实上，出于两希对峙格局的致命性文化结构缺陷，尼采和海德格尔很难了知的一个事实是：在上帝确实已经不可挽回地死去的现代，即当希伯莱渊源的上帝——无论犹太的还是基督的——已经决定性地从西方生活的现实性中抽身而去的时代，如果不借助道学——这自然涵括了道-德之学——，那么，一切自然哲学的（即科学的，包括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后自然学的（metaphysical，后物理学的，形而上学的）和存在论的努力都只会导致和加深现代性虚无主义的危机，因为在经过希伯莱正义维度的外来插入和抽离之后，那在前基督教的古典时代曾经直接作为伦理道德教化的科学、哲学、诗歌、历史和政治（犹如孔子的六艺）已经全然丧失了它们的教化力量和正义能力，而蜕变为各种专业的知识，并以纯粹技术的量度作为各门专业的唯一标准。于是，即使那些对启蒙不无反思的现代性批判者也无能幸免于加入虚无主义的行列，因为在两希关系的现代性僵局中，西方思想已经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对古典教养的诉求已经很难再通过早已被阉割去势的希腊文化自身而来填补基督教抽离后的教化真空；而另一方面，回过头来诉诸耶路撒冷则又无异于饮鸩止渴。过分高明的石头掉下来——如果它不是道路之石，其下坠乃属必然——砸出虚无主义的深渊，这是不循中庸之道的代价。

　　所以，如果说海德格尔把虚无主义界定为欧洲的，列奥·施特劳斯把它限定为德意志的，那么我们倒觉得应该特别指明这是西方的——在西方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虚无主义是西方特有的文化病症，其根源在于曾经横插进来替补为灵魂支柱的希伯莱文化因素的悄然耗尽和抽离，而所谓纯粹希腊和罗马古典渊源的回复又一刻也离开不了那来自希伯莱因素的帮助。这一困难特别属于现代性的西方，但其原因的酝酿由来已久矣。

　　13，河流与石头，喷泉的溢出与重新发端

　　关于喷泉，我们已经讲了六节，是三个大理石圆盘的双倍。作为一个溢出，我们打破每次课三节的惯例，在这一节里读一个与孔子有关的石头与河流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