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南游适楚，至于阿谷之隧，有处子佩璜6而浣者。孔子曰：“彼妇人其可与言矣乎？”抽觞以授子贡，曰：“善为之辞，以观其语。”子贡曰：“吾北鄙之人也，将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愿乞一饮，以表我心。”妇人对曰：“阿谷之隧，隐曲之汜，其水载清载浊，流而趋海，欲饮则饮，何问于婢子！”受子贡觞，迎流而挹之，奂然而弃之，从流而挹之，奂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礼固不亲授。”子贡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轸，以授子贡曰：“善为之辞，以观其语。”子贡曰：“向子之言，穆如清风，不悖我语，和畅我心。于此有琴而无轸，愿借子以调其音。”妇人对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无心，五音不知，安能调琴。”子贡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纮五两以授子贡，曰：“善为之辞，以观其语。”子贡曰：“吾北鄙之人也，将南之楚。于此有絺纮五两，吾不敢以当子身，敢置之水浦。”妇人对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资财，弃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窃有狂夫守之者矣。”诗曰：“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7

　　“奂然而溢之。”与列入十三经的《毛诗》等《诗》学不同，韩诗外传以其外逸的解诗体例而成为《诗》本身的起兴和溢出。而这个故事尤其是一首河流之诗《汉广》的溢出。虽然正如王世贞所言，“（韩诗）外传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诗”（《四库提要》），但在我们这里的引用中，在溢出了被疏解之本文即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的纯粹多余的这个第13节中，这则故事却以其对诗经本文的溢出特性而成为适得其所的引用：这尤其适得诗之为诗的所在位置，即溢出自身的位置，或由喷泉而溢出为河流的位置。

　　故事发生在一条叫做“汉”的江边。虽然通篇讲的是河流，但故事的秘密却毋宁说隐藏在一块小小的石头之中。这块石头叫做“璜”，是一种璜璜的玉石。半璧为璜：璜的半圆形状隐喻着“不可求思”的陌路性，即礼之分（同时是平声之分和去声之份）与礼之离（“礼胜则离”）的差异性。在这个故事中，璜佩戴在处子的身上，也佩戴在南游适楚的诸君子心上。作为一种礼器的玉石，璜在这里乃是内在的方义。是这块作为礼器的石头使河流之道能够知其所止地止于礼义而不至于流荡失贞，以免于“乐胜则流”的弊病；也是这块作为饰物的石头闪耀着记忆的光泽，照亮着汉之游女的贞美，铭记着“不可求思”的思情8。显然，通过这块隐而不显的石头记述，以及石头与河流的关系，这个故事说的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教。

　　在诗教中，礼是石头，是距离、陌生化和止——从而也关联着耻：“礼固不亲受”；乐则是道路，是感通和发达，是“北鄙之人”狡黠而笨拙的“有琴而无轸，愿借子以调其音。”礼与乐和，诗教便是风化，是游于（注意“南游”、“游女”之“游”）豁然风气中的物化，所以在汉语中我们称诗为风。“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这篇故事所要演绎的诗句正出自《诗·风》的风头《周南》，原为王风之化自北而南的道路通达于江汉河流的歌。

　　诗教是理性的，只不过这是一种健康的理性，以至于“理性”这个已经在两希争端中被抽空了内容的词都不足以指称诗教的理性。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不妨造一个词说，“道性”：诗教是道性的。作为道性的健康理性不是那种被抽空了伦理的知，而是洋洋乎满沛道-德方义的圆神感通——而这种感通又绝非不可理解的不可能性，即决不是什么启示。启示是弃绝了通达之道路的巨石——“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而这必将反过来被人弃绝或自行坠落），而诗教的道-德理性则是道路上的石头，以及石头所指示的道路。道-德是石头之指示道路与道路之止于石头的权变中和。这种久远以来就发生在“汉”这条河流之上的中和之道默默无言地提示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考量那些仅仅囿于西方两希对峙格局的两难问题：即所谓雅典与耶路撒冷的绝不可能的综合，是不是可能在而且只有在中和的中国之中，才是曾经发生过的，以及仍将可能重新发端的？但是，这一重新发端的本源或源-跳（Ur-sprung）也许恰恰存在于我们已经对之陌生的喷泉之中，而不是古老河流自身含混而滞浊的现时流动。

    【注释】

　　1 孙周兴译“设置”。

　　2 可参见中文30页译注。

　　3 Heidegger, Martin, Unterwegs zur Sprache, Pfullingen: Neske, 1959, S. 198.中文见《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1996年，下卷1101页。对原译文稍有改动。

　　4 同上德文本197页，中文本1100页。

　　5 《沙巴》篇（CHABAT），转引自列维纳斯：《塔木德四讲》，关宝艳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0页。

　　6 “璜”旧作“瑱”，据许维遹校。参见《韩诗外传集释》，许维遹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