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也就是说当西方的医疗空间进入中国的时候，不但要强化它权威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同时为了使中国人接受，它必须要协调或者妥协，这样才能在中国形成它一定的生命力。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当时一个西医传教士到一个村子里的时候，他要做一个眼科手术，当时他就发现在做手术之前出现了很多的谣传，而在这个谣传的压力之下，这个手术就基本没法做了。后来他就发现如果要做成这个手术而也要得到当地人们的接受的话，必须采取一个基本的方式，就是要妥协，我们知道外科手术必须在一个封闭的相对无菌的环境下穿上白大褂戴上口罩，而中国人认为穿上白大褂就像墓地的幽灵一样，他们所有穿戴得东西都很容易引起很大的误解，所以他采取一个办法，首先在服饰上不能用白大褂，至少口罩不能戴。第二，这个手术不能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下进行。所以到最后是在一个大树下搭了一个手术台，然后村里几百人全部在这围观，然后他把小孩的坏眼睛取出来以后，专门放在一个瓶子里，这个瓶子里泡满了福尔马林，意思是把这个郑重地交给了孩子的母亲，他这个动作表面上好像很自然，实际上预示着这里没有做“采生折割”，没有通过这个去炼银子，这样的过程形成了非常奇妙的感觉，他在这个村子里做这个事一定要形成一种妥协。我觉得这里面就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对空间的联想会通过什么样的状态得到改变或者说达到某种妥协？所以这个是我所提到的关于什么是空间的问题，如果再升华一点，我觉得对于空间的认识实际上是通过医疗治疗的手段加以改变的，它改变了中国人对自身身体和周围世界的关系，也改变了他们对空间的一个基本想象，到最后中国人去医院看病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进入到医院以后，就涉及到一个现代医疗权威的事情，就是说把自己托付给一个陌生的空间之后，中国人自身的角色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也就是说中国人没有权利对整个医疗参与过程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但是胡适也在讨论，他认为中国人对西医没有耐心，我们知道中国人在挑选中医的时候是非常没有耐心的，如果这个人在开完方子后不能马上见效果，他们就会换掉这个大夫，让另一个医生重新治疗，在不断地换的过程中，整个病人周围的家属可以全程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去不断改变这个导向，但是这被胡适认为是中国人最不具备现代特征的一个行为，所以他认为中国人首先要自己有资格做病人，你患了病以后首先要耐下心来信仰科学带来的权威的美好的东西。所以耐心、信仰都是可以被规范出来、训练出来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过程。相反，中医可以不对诊疗的对象负责任，比如说这个人死了的话，在某种意义上中医是要负责任的，但是由于病人的家属不断地参与到诊疗的过程之中，在中医的状态下这种责任是共同承担的。但是在西医的概念里面，西医首先是要对病人的生命负责，当然这跟西方的很多理念有关，比如对生命的认识、对价值的认识、对道德的认识都有关系，但是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当时的知识分子首先要求中国人做一个好病人，其次他们要中国人意识到当你成为一个好病人以后，给你治病的西医的大夫就会对你的生命负责任。我想这个也不仅是医学伦理的问题，它也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其他综合因素，比如说科学和科学主义怎么样在一个非常复杂的运作中对中国人的身体发生非常致命的影响。第二，通过对中国人的身体发生非常致命的影响后，怎样通过某种方式转化为中国人对于空间的不同的想象，这个空间实际上非常复杂，不仅是医疗空间的问题，还涉及到社区的空间以及西方的空间进入中国之后中国人接受空间的问题。

　　我觉得还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民国初期，去医院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我看了很多的档案，那些生育的妇女打死也不去，他们说去了医院以后，周围晃动的全是穿白大褂的幽灵，所以很多人宁死也不去。这和我们原来的一些理念相反，我们原来认为医院应该是充满了现代科学和文明的，实际上生孩子不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空间再造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产婆还会给孩子祝福，通过拜佛拜神来给孩子各种各样的祝福，我觉得这不仅是习俗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空间之下，孩子的生育过程被赋予了某种现实的文化的意义。

　　我想谈第三个问题是从身体的政治到空间的安排如何被制度化，我在书里面也特别谈到了这点，就是说当第一个手术刀切到身体后，它变成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不是只针对个人的，而是针对整个群体的，对于空间的想象以及身体在周围空间的想象都发生了变化，而这个变化我觉得也是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手段来完成的。大家都知道协和医院，很多人去做协和医院的研究，我是想研究协和医院到底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它作为一个机构摆在中国最繁华地带王府井的时候，它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在三十年代的时候，来了一个中国名为蓝安生的人，他是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的系主任，他有一个基本的看法，认为医院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要把协和医院周围的社区当作一个大医院，而不是仅仅把协和医院本身当作一个小医院，也就是说我们的医院要开放，如果做不了北京市的大医院，至少也是部分的大医院，所以他设立了6个卫生试验区，把内城和外城的大部分人口都覆盖到了，有趣的是很多专家主动出击，不是关在医院里面，他会主动去敲门，我的意思是整个协和医学院从一个封闭的东西变成一个跟社区结合的概念之后，对中国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协和医院变成了一个社区，是把医疗监控的区域变成了一个实际的区域，也就是说医院医疗的空间和生活的空间被迅速结合起来了，中国人原来的节奏被打乱了，原来你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就算了，但是卫生区建立起来后他不断地去登门，这个监控就变得非常制度化而且这个卫生区建立起来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模式，在上海、天津、南京、广州这些地区都建立了类似的卫生区组织，也就是说在中国各个地区都建立了蓝安生控制的方式，这就是说空间被制度化，我觉得这之后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在乡村里面实现它的控制？这里头正好有个契机，就是兰安生的一个学生叫陈志潜，他就认为兰安生模式适合大城市，但是对于农村肯定不行，因为投入太大、收益小，这个时候就涉及到经济学的问题了，他计算了一下，每年协和医学院的投入是几十万美元，有时甚至是上百万美元，如果要向农村扩展的话，这个成本几乎是难以达到的。所以他设计了一个模式，叫“三级保健系统”，就是说在县一级有医院，县一级往下就是诊疗所，再往下就是保健院，每个村都有，还有就是他认为到了保健员这一层就能极大地降低成本，但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成本降低以后，没有把中医系统纳入到这里面，也就是说这里面是不包含中医的，他是从西医的角度来理解农村改革和医疗改革，但是他“中国乡村医疗改革之父”的名声是当之无愧的。这样我就考虑到一个问题，从身体到空间到制度安排，这背后有什么样的逻辑在里边？这个逻辑跟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和地方性资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肯定是需要加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