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谈的第四点是从身体到空间到制度安排仅仅是某个地区试验的结果还是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转化为一种全民性的生活方式？这里我想到一个题材，我们知道1952年美国投了很多细菌，现在对于细菌战的规模现在的争议非常大，但是我觉得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反细菌战在当时是国家作为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军事型到来加以实施的，所以当时在安排反细菌战的时候，划分了军事防御区，比如东北，据说细菌投到了青岛，但是我觉得这恐怕是有疑问的，但是后来发现反细菌战引起普遍的恐慌，在地方上很多人认为比原子弹还厉害。后来发现如果能把细菌战作为一种常规的运动来动员起来的话，实际上卫生的行为方式会渗透到农村去，变成政治的一部分，所以我其中有一章专门写道怎么样在反细菌战的过程中，通过民族动员的手段把细菌这样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变成一种“颠倒的想象”，我们都知道近代以来，东亚病夫是我们自身不卫生、不干净、跟世界的潮流不接轨造成的，然后我们中国人就很自卑，老觉得我们是东亚病夫，我们要摘掉这个帽子，但是后来在520细菌战里面，其实这种想象是可以颠倒过去的，就是说这个细菌不是我们自身产生的细菌，是美国人通过朝鲜战争丢给我们的，使我们变成了病人，那么疾病的来源被转移到外界之后，通过一个颠倒的想象变成了一个激发我们民族之一情绪的很有力的工具，就是反美帝国主义变成了我们中国人对细菌以及细菌传播渠道的认知，中国人通过反帝国主义来拨反细菌，变成了通过强身健体使我们的民族国家树立起很强大的形象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据。我们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星期天早上居委会老大妈就会叫你起床拔草，我想这种经验是不断被反复提示传播的，所以我想这个怎么样被行为化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个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说，我想说的是从身体到空间的想象到制度的安排最后是通过国家由上至下的社会动员的手段、通过民族主义的方式来变成正规化的渗透到生活空间或者生活安排里的一个因素，这些因素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我想说的第四点。

　　最后我想谈政治意识形态和地方传统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谈到医疗的现象的时候，有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现在我们谈医疗改革，我们都无法忽略一个很重要的名字，就是“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在我们那个时代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赤脚医生”到底在当时是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表面上看，实际上他是文革的产物，“赤脚医生”救了一个人之后马上就会想到毛泽东、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现在我们很多人也都是从这样一个政治的角度来理解“赤脚医生”扮演的角色，但是我觉得“赤脚医生”不完全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后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认为“赤脚医生”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如果药品便宜的话，他用的是西医的方法处理，但是如果药品太贵的话，他用的是中草药。那么从“赤脚医生”的来源来说，我觉得是从“三级保健系统”开始的，最基层的所谓的保健员实际上就是后来的赤脚医生，但是有个重大的区别就是那个时候的保健员从来都是用西药的，基本上排斥中医，但是到了“赤脚医生”那，我们发现他把中医的东西纳入进来了，中医的框架被纳入到西医的系统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当然如果从传统来看，“赤脚医生”有点像陈志潜那个里面的平民教育学生，就是他从村子里派出去，在县里面经过短期培训后又回到村里面扮演民间医生的角色，他跟周围的邻居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认为这种关系在中医里面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在西医里面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赤脚医生扮演的角色跟中国的中医的角色是比较接近的，我觉得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另外我想就是对“三级保健系统”的一个延续，把中医纳入到医疗的体系里边去，这都是比较高明的地方，在最后形成的这样一个医疗的系统比较接近中国乡村的基本生存状态，我还是坚持不能把“赤脚医生”仅仅看成一种政治的产物或者政治的符号，他本身的角色和中国乡土社区的联系和传统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值得加以注意的，我想这是我所谈的最后一点，就是地方政治形态和地方传统之间如何建立起一个关系，如果我们评价医疗史的时候，以上我谈的五点虽然谈的是医疗，但是不是谈医疗本身，我认为我的是从医疗史理解现代政治转变的一个问题，也包括社会变迁的问题，这个大致是我从医疗史的视角来理解现代政治的基本看法和基本逻辑，由于时间关系，我讲的非常粗略，我想听到大家的批评和讨论。

　　
   （编辑：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