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这样的环境中，看到现代派的艺术是不是更容易被感动?
艾未未：当然就会更喜欢一些更天真、幼稚、更无厘头的艺术作品，对它们会更感兴趣，以此来回避社会斗争。
《新民周刊》：经历过“文革”，对中国的人际关系是否也更多地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艾未未：我相信人与人之间有短暂的真诚存在，虽然存在的理由是可疑的，但是它们是存在的。同时也会有欺骗和不真实，它们的关系更站不住脚，人际关系基本上是属于混乱的。
《新民周刊》：在中国的语境中，您觉得一个艺术家有能力去做出一些改变吗?
艾未未：我觉得艺术家太有能力了，而且每个人都有能力。今天的政治就是公民的社会，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你的放弃和失望就是整个社会的放弃和失望，其结果就是整个社会趋于一种很坏的口味或者状态。只要你活着，就没办法推卸这个责任，必须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新民周刊》：您觉得艺术家算不算一个启蒙者?
艾未未：我不认为他是，但是我觉得他具有其中的某些因素，他必须是个敢说敢做的人，因为你的工作特征使你必须进入个人化的领域，大多数艺术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他们没有进入个人化的领域，而是进入了一个更加安全和时尚化的领域，挺可耻的。
只要是市场就有泡沫
《新民周刊》：您在接受一个采访时说您对卡塞尔这样的艺术展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可是为什么又要带了《童话》这个作品去参加卡塞尔文献展呢?
艾未未：我参加展览不多，如果按我现在的地位，全世界的艺术家里，可能是参加展览最少的一个。2004年才在国内做了自己的个展，2004年之后多一些。卡塞尔文献展对我来说是一次很难得的经验，我觉得要做就一定要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于是我就想到“1001”这个项目。我一个直觉的念头就是要带一些(最后是1001个)中国的游客来这里。这个展览毕竟是艺术界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同样因为它5年一次，它又变成一个神话似的，一次比一次艰深，一次比一次难以理解，说老实话，连我本人对它都不是太有兴趣。之前我去过一次，坐车坐了6个小时到那以后，我看了半个小时我就看不下去了，出去找中餐馆，确实很难产生兴趣。与其这样，我不如做一下可以投入更多、对他人更有益的事情，让他们互相之间能产生一定的好奇的作品。想得很简单，完成相当复杂，产生的效果又出人意料。
《新民周刊》：您觉得这样一个作品是不是在实践您对“公共艺术”的理解?
艾未未：其实我也不清楚什么是“公共艺术”，当然有人说这是个社会雕塑，人们总是需要用语言来说清这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家可以用一种可能性，比如说媒体和blog，比如说电子传播技术，和另外一个未知的人建立某种契约，完成某种承诺，通过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对此的某种期待获取护照、签证的可能。如果是正常渠道，这些人都不可能拿到，大多数都没有工作单位，没有正常的收入，签证需要的他们都没有，他们的手上只有一张邀请函，基本上他们百分之百地获得了签证。他们去了，他们互相都不认识，然后又一同回来，这很奇妙!这个作品参展之后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好奇和争论，报纸上登了几百篇相关的报道和评论，虽然我没有请一个记者，也没有办一次记者招待会，但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情。
《新民周刊》：您现在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比较具有互动性的艺术领域?
艾未未：没有，我这一生对大多数事都没有什么兴趣。我既不喜欢旅行，从来不会因为一片美丽的风景动心;我也不喜欢开车，到现在也不会开车，我不知道自己对什么有特别大的兴趣。我有些坏主意，有些看不惯的事，我有些恶毒的语言，也就如此而已。
《新民周刊》：近两年，中国艺术家的艺术品拍出了越来越高的价格，您觉得这是正常的价格，还是脱离了价值的泡沫?
艾未未：所有的市场，只要是市场就有泡沫。粮食的价钱现在也不一样，猪肉也不一样，你怎么能说猪肉应该是多少钱，艺术这块猪肉更是如此，谁知道它该值多少钱?关键是圈养了多少头、能够宰多少头的问题，它没有一个正常的价钱可言，西方的艺术一样是泡沫，凡高、毕加索的画为什么要卖那么高?没有任何道理。它只是一张画。为什么诗人的诗不能卖那样的高价?没有道理。为什么一个演员可以有这样高的身价?他们生活在一个公众或者说购买者本身的欲望之中。
《新民周刊》：现在炒到了这样的天价，您觉得它是否会让艺术家的价值判断以及艺术观念发生一些微妙的扭曲，让他们更加追逐于名利的欲望?
艾未未：我觉得没有问题。艺术家本身就不是一些干净的人，他们本身就是在各种不利的影响中混出来的，不是这种不利的影响就是那种不利的影响，中国绘画如果说一百年后还是一分钱都不能卖，也不会有人说什么。今天能卖让很多人变得不知道自己是谁，那也是活该，他们本来就没什么水平，他们本来就属于一群唯利是图的人，那么我们就不要在乎哪个艺术家给钱砸死。
对建筑没有任何兴趣
《新民周刊》：2003年担任奥运会“鸟巢”设计顾问，这是个怎么样的职务?对“鸟巢”的设计有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艾未未：我参与了最核心的设计决策。没有我，“鸟巢”原来不是这样的，不存在“鸟巢”。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赫尔佐格、德默隆以及库格尔四个人是核心决策层，但我在其中作了一些重要的决定。
《新民周刊》：对建筑感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艾未未：我对建筑没有任何的兴趣。我始终不认为我对建筑有兴趣，我算是一个做艺术的人，因为我不会做别的。我做建筑是因为我盖了我自己的工作室，盖的时候我用了一个下午就做完了设计，然后我都没想过这是个建筑，一分钟也没想过。但是盖完之后，一个日本建筑师对我说，这是他见过的中国最好的建筑。对于他的评价，我也很吃惊。从此一发不可收，做了60多个建筑。
《新民周刊》：您说不感兴趣，怎么又去做了60多个建筑设计呢?
艾未未：我的兴趣是处理问题解决问题。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是我们人在制作的东西、无论我们说的一句话、画的一根线条，或者建造一个建筑，它都无法回避你对自我行为本身的看法和你告诉他人什么的问题。我对此有兴趣，它所谓的功能和含义，我是有兴趣的。说老实话，我不太管它是不是建筑。
《新民周刊》：如何处理个人化倾向与大众趣味之间的关系?
艾未未：我设计的第一个建筑作品很个人化，之后的建筑有点个人化。有人对我开玩笑说，你做得好是因为你既是甲方又是乙方，其实我一生都既是甲方又是乙方，我就没给人雇佣过，我写文章也从来不考虑杂志的要求，不会按照他们的意思来修改，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很简单，放到我的博客上就行，对不对?我不必考虑那么多。
我不必对别人负责，因为我对自己都不算太负责，你看我也没有孩子，也不需要太多的财产。我所有的建筑都是别人来找我做的，他们不找我，我一个也不会多做。这些都给了我一个很强的心理位置，我会对自己说：你就不必找那么多借口了!
《新民周刊》：由您和张永和等人设计、建在通州的“运河岸上的院子”已成为富人眼中的时尚居所，每平方米售价超过1500美元，您有没有想到过您的这些设计会有这样的增长?
艾未未：我们做完设计就和这个建筑没有任何关系，我们预计到之后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那些开发商没有将我们的设计费付干净。如果问他们讨的话，他们会说他们换了头啊，资金有问题啊，开发商可以找一百个理由来推脱你。我(个人 )觉得开发商基本上好人不多。我可以对你明确地说。一方面，他们的利益是从不公平竞争中得到的，他们中不少人和政府和权力之间有不正当关系，并从中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对客户又是缺斤短两。我觉得中国第一批的开发商多是挺差劲的人，他们如果要脸的话就不要再混了。他们是暴利，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拿到一个土地的批文，就可以从银行贷款，房子还没盖完，就可以卖出，那不就是政府给你的特权得到所有的利益吗?最初这批人就是这样拿到的钱，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你可以想象，他要腐败多少人才能拿到这批文?
《新民周刊》：您刚才说自己是一个缺乏计划的人，做艺术可能还好一些，可是做建筑的话，画总图、画细部，不都是需要详细周密的计划的吗?
艾未未：你想我们的祖先在学会种土豆的时候不也学会了造一个遮风挡雨的棚?为了生存也开始造土洞?我觉得建筑真是一件人人都会的事。建筑的计算是很简单的计算，没那么复杂。你看天下有多少房子，就和天下有多少玉米地一样。农民能种出玉米，是因为太阳和水分能让土地生长出玉米，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播了种就能收到玉米——如果不是那么倒霉的话。
(编辑：文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