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歌唱艺术几十年的继承、借鉴和发展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歌唱法重视向戏曲、曲艺艺术学习和借鉴，基本使用本嗓（真声）来演唱全音域，以明亮甜美的音色为主，演唱的音域较窄，曲目的可塑性较小。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外籍教师和归国留学生的影响，首先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介入了西洋唱法，一些接受西方音乐文化观念的音乐工作者较快认识到这种唱法的优越性，先后在一些音乐院校中开始了欧洲传统唱法的教学，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逐渐改变着人们的审美习惯。从此这种科学的发声方法在中国扎根，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由此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然而，这种唱法的引入，与中国传统文化、听觉习惯，以及汉语的语言文字的结合，有着相当突出的矛盾。从此开始了广泛的“土洋”之争。直到1957年文化部在北京举行了“全国声乐教学会议”，会议明确指出：对西洋唱法要民族化；对民族传统唱法要继承、学习，并进一步发展提高。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声乐教学的方针，为以后我国声乐事业的繁荣和提高打下了良好基础。
什么是西洋唱法民族化呢？“所谓民族化，就是要在保存欧洲传统唱法基本特点及其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表达我们民族的语言、风格和思想感情方面，力求其深入、完善，达到真正地为我国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艺术家张权先生对如何把西洋唱法民族化做了最恰当的诠释。人们常说的“西洋唱法”，就是以意大利语为语言基础而形成的歌唱艺术。它的发展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意大利演唱流派最早以“贝尔康托”而著称。（“贝尔康托”就是“美好的歌唱”的意思），它最早出现在佛罗伦萨，以后便逐渐传到意大利的其他主要城市，传到其他国家，并成为不受语种限制的世界性歌唱艺术，形成了在清晰吐字基础上的流畅优美和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及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美声教学理论。自20世纪以来，各学派均在意大利美声学派的基础上，遵循美声唱法艺术规格的原则，解决了语言与歌唱发声科学之间的矛盾，使过去认为难于寻求歌唱共鸣的语种如德语、法语以至英语，均在咬字发声的演唱中达到美声化的艺术规格及共鸣效果。意大利美声唱法具有简洁、明快的发音特点，较之汉语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语言有歌唱中的行腔优势。西洋唱法对声音历来有它的特殊要求，强调“共鸣”、“关闭”，追求具有强烈的“头腔穿透力”，即所谓“声音集中”，可以说，西洋唱法的优越性恰恰弥补了当时新中国建国前后民歌唱法以大本嗓演唱全音域、演唱曲目范围偏窄、演员的发声技能水平欠佳、难以适应当时的时代要求的不足，所以借鉴西洋唱法的科学发声方法--共鸣、呼吸、关闭等，使中国民歌的唱法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丰富了音色的表达能力、拓宽了音域、扩大了演唱曲目的范围。
中国汉语的语言特点、咬字习惯、地方风格及鲜明的民族审美意识和西洋唱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国的唱法有其独特的个性。面对广大的中国的听众，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语言，如何把西洋唱法民族化，继承、学习传统唱法，使其进一步提高？这个问题，前辈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耕耘和探索，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法和唱法——即中国唱法。我国著名声乐教育家、声乐界的老前辈尚应能、张权、王品素、周小燕等众多的艺术家们在探索西洋唱法民族化的实践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尚应能先生，生前致力于研究“如何把西洋唱法与中国字结合的问题”，他在前无古人的情况下，本着“洋为中用”的原则，对此做出了十分有益的开拓。他说：“歌唱家对如何把洋唱法与中国字结合的问题感觉到了，却都研究得很不够，因为这个声乐上重要的基本问题，一直没有努力去探索和全面地解决”。“外国专家虽然都要求把洋歌译成中文来唱，但并没有解决中国字如何与发声方法得到结合的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建立民族的声乐学派需要解决的问题”。他结合教学实践，不断研究，结论是“以字行腔”，并著有遗作《以字行腔》一书。“以字行腔”、“字领腔行”、“字正腔圆”，是历代劳动人民和艺术家，从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挖掘出来的中国艺术精华，它反映出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不同生活习惯的声乐艺术语言—— 一种相互、自然、大方的我们自己能看中的声乐演唱形式。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歌唱是建立在语言之上的由发声伴随音乐而在时间中有机结合的艺术。它突出的是语言和音乐共融的基本特征，所以歌唱中的字腔是音乐化的字腔，这个音乐化的字腔运动便是形成歌唱语言的本质，它决定了人对歌唱艺术的第一感性需要。以字才能行腔，字正方可腔圆，这是一个贯通中西的语言与歌唱的基本法则。尚应能先生在西洋唱法与中国字如何结合的问题上，为西洋唱法民族化探索出一条可行的“以字行腔”的中国声乐唱法的发展道路。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张权是西洋唱法民族化的体现者，她主演过中国歌剧《秋子》，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并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先后在纳萨瑞斯学院和伊斯特曼音乐学校里，系统地学习声乐、歌剧艺术，研读了大量欧洲古典乐派，浪漫乐派及近现代乐派的艺术歌曲与歌剧作品，学习了专业音乐基础理论及文史、神学、德语、法语等各方面的课程。从此，张权能用五、六种语言演唱原作。她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认真地钻研我国各地的民歌、戏曲和曲艺的演唱方法，她特别注意语言、发声和不同风格的把握，努力将民族传统唱法与美声唱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艺术见解和个性化的演唱风格。1956年，张权主演了我国第一次用汉语演唱的外国歌剧《茶花女》，这部作品的演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薇奥列塔的咏叹调“为什么”，从表演到演唱都很好地表现了原作的戏剧性和情感张力。她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将外国民歌、艺术歌曲、歌剧唱段成功地进行了译配，并通过歌声介绍给中国听众。张权不仅能原汁原味地演唱好外国优秀作品，更可贵的是她能够演唱好中国作品。她为中国作曲家创作的艺术歌曲作了最好的诠释。如《我住长江头》、《玫瑰三愿》、《铁蹄下的歌女》等艺术歌曲，她都唱得非常精致、适度、炉火纯青，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她还能演唱不同地区的民族风味的歌曲，如《绣荷包》、《嘎尔里泰》、《乌苏里江》等。她演唱的四川民歌《山歌向着青天唱》，从风格、语言、韵味上都表现得恰到好处，独具情致，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她的歌声里那一出出感人的故事，一曲曲动人的旋律，让人备感亲切，回味无穷。张权的演唱能很好地将西洋唱法与中国风格结合起来，既拓展了美声的表现空间，又凝聚着民族气韵和感人的艺术魅力。赵沨同志在一篇文章中谈及东西方音乐时说道：“中国音乐的三大阶段（金石之乐、燕乐和戏曲音乐以及文人音乐）中，无不具有人文的特色。而西方音乐则不同，西方音乐一开始便具有浓郁的技艺色彩。”我想，张权的演唱在处理好演唱技艺和顾及人文特点的辩证关系上做了最好的诠释。张权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从我们的国情出发。我们面对的是广大的中国听众。尤其是从音乐院校毕业的歌手，不仅要用自己训练有素的歌喉唱好外国歌曲，而且还应下工夫唱好中国歌曲。”“应该承认，西洋唱法在我国近几十年的声乐实践中，与我们的民族语言相结合，已逐步形成了我们自己的风格。这同世界各国的声乐演唱者大都学习过意大利歌剧技法，而又形成了各国所特有的演唱风格一样，这是必然的。今天我们学习西欧传统歌唱的方法，目的不应该仅仅是为了演唱好那些优秀的西欧传统艺术歌曲和歌剧选曲，而主要是为了学他人之长以补己之不足，更优美、更动听、更自如地演唱好中国歌曲，更好地发挥我国声乐艺术的民族特点，发展我国的声乐艺术事业。”
中国音乐学院在使西洋唱法民族化的训练方法趋向完善和规模化，确立其在历史上的地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创造了培养西洋唱法民族化人才的客观条件和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如：中国第一位民族声乐硕士研究生彭丽媛，她在声乐教育家金铁霖严谨、科学的教学方法指导下，借鉴了西洋科学发声方法，拓宽了中国声乐作品的曲目范围，不但学习了中国戏曲、民歌、还演唱了大量的外国声乐作品，使歌唱技术难度大大提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唱法，成为我国百姓喜爱的歌唱家。还有屡次获国际大奖的青年歌唱家吴碧霞，也是跟邹文琴教授学习8年的民歌唱法之后，又跟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教授学习西洋唱法，演唱了不同国家、不同语种的歌剧选曲和艺术歌曲，掌握了西洋唱法又反过来演唱中国的民歌，使她的声音更圆润、更有张力，表现作品的能力更强。2001年（广州）国际声乐比赛中，她以圆润、明亮、富有感染力的美妙声音演唱了我国唐代诗人张继的诗《枫桥夜泊》〉，倾倒了在场的观众。在今年俄罗斯举办的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中，她演唱的古曲《阳关三叠》和中国民歌，让具有权威性的国际专家评委为之惊叹，赞许西洋唱法民族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所以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世界歌王帕瓦罗蒂的演唱，唱得最好、最深情、最感人的还是他自己国家意大利的作品。而身居国外在世界享有盛誉的我国歌唱家迪里拜尔、汪燕燕、梁宁等，她们在世界各地举办音乐会都忘不了演唱本国的民歌并且深受各国人民喜爱。这也正是西洋唱法民族化的最好体现。只有把西洋唱法民族化才能更适合中国百姓的口味，也才能更好地被中国百姓所接受，更好地为中国百姓服务。
（实习编辑：庞云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