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北京文艺网 >> 评论 >> 评论 >> 百家分析 >> 文化 >> 浏览文章

我们该为中国人的爱国担忧吗?

2008年06月08日来源:北京文艺网发表评论

作者:黄乐嫣  翻译:裴自余

  Gloria Davies 生于新加坡,在澳大利亚受教育,现为莫纳什大学中文系主任。她是《令人忧心的中国:中国人批评语言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一书的作者。

  中国市民高喊反对外国的口号稀松平常。常常是国外所采取的被视为影响了中国国家利益或国际地位的行为或政策触发让中国人公愤的场面。近十年来,引起中国人抗议的事件包括1999年北约意外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2005年日本申请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等。在今年3-5月这段动荡不安的时期,中国人的爱国激情再次令国际瞩目。

  今年引起抗议的,是中国人觉察出西方媒体在报道拉萨骚乱中带有偏见。自我宣称的中国爱国者振振有词地谴责西方媒体“反华”,身处国外的中国抗议者在洛杉矶的CNN外面示威,少数人甚至向西方记者发出死亡威胁。所有这些,使得西方的阅读公众对中国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忧虑。当这些仇外的谴责主要来自国内外的学生和受过教育的年轻专业人士这一点明朗化之后,西方人的反感更加深化了。随即西方媒体评论呈现出一种分外忧虑的论调,因为奥运火炬传递活动虽然受到抗议干扰,步履维艰,但火炬在每一个主办城市传递的路上,都伴有庞大中国人群的爱国欢呼。

  中国人这种对主办奥运会的狂热,让人担忧,而随着五月初奥运火炬在广州和深圳胜利传递的照片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电视台和互联网上,这种狂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在中国这些繁忙的商业都市,数以百万的人们不仅群集街头,还爬上树梢,或攀上高台,以便获得更好的视野,这给地方当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群管理问题。但仅仅四天后,国际媒体的焦点突然发生改变,因为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市及其周边地区遭受了造成重大伤亡的地震。

  地震后,国际媒体呈现了一种相当不同的中国形象。中国政府因为在救灾管理中展现出令人赞叹的高效和透明而备受称赞。对地震受灾者史无前例的公共支持,以及全国各地的人们踊跃地捐赠他们的时间、金钱、生活必需品、药品和血液,使得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在国际聚光灯下,获得了相当健康的外观。

  重要的是要知道,“排外情绪”和“热爱国家”不过是中国人爱国主义的不同色调,而且我们也不可忽略他们最近在共同的文化连续体中所处的位置。同样重要的是要明白,它们都是构成现代中国人认同的最基本要素——这种认同总是以(将自己)归属于一个在形成过程中曾经被伤害过的民族的方式而被铭记。

  在《令人忧心的中国》一书中,我注意到,尽管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信仰,他们共享了一种文化防御的态度。作为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他们也表现出对经久不衰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美德的共鸣。这种特色的文化防御已经是“做中国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对这种态度有各种不同的表述,但对西方的矛盾心态始终是它们不变的要素。这是因为,西方仍然被视为,一面是造成中国文化衰落的原因,一面又是帮助中国通过现代化而自我救赎的重要助力。因而,中国思想中的世界主义在颇成问题地表现出对西方观念适当的亲和力的时候,却又易于受到攻击。

  为评价当代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我们需要反思那种意义深远的文化损失感——它赋予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以活力。自1890年代以来,这种损失感就对形成华语世界中的公共感情至关重要。尤其是,它经由将中国人受伤的自尊转化为革命的呐喊的革命歌曲而持续存在。他们无畏的爱国主义是可以理解的,只要“爱国”继续在大陆的公共话语中被作为每个中国人的“自然态度”而被宣扬。

  我们不应该因此而害怕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相反,我们应该注意到,尽管较极端的汉族沙文主义的仇恨话语令人忧虑,但它们主要不过是修辞上的,并且是短暂的。对我们而言更有价值的,是去反思那曾经并将继续塑造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复杂的不对称性。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敏锐地理解,为什么诸如被胁迫的贸易减让、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凡尔赛和约这些历史上的不公正持续在中国公共话语中存在。这种对历史不公正的集体记忆和现任美国总统企图表达的情绪是一样的,也即:“人欺我一次,他羞耻;欺我两次,我羞耻”。

  在《令人忧心的中国》中,我认为,当代中国思想的倾向反映了类似的情感:“因为我们曾经是他者,我们现在必需再次学会如何成为自己”。因而,当中国崛起为二十一世界的超级大国的时候,恰恰是转化传统中国的经历加上掌握西方理论化的技术这样综合的思想,刺激和鼓舞了优秀的中国思想者们。他们受命运感召的论述依然以完善中国文明为目的,却也带有很强的世界主义色彩。

  这种世界主义,充分体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对范围相当广泛的当代西方思想的熟悉上,这令人印象深刻。这不仅对中国文化而且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吉兆。我们也应当记住,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尽管目前还缺乏言论自由,依然保有一种权威和社会的相关性,这胜过了今天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所以,与其担心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我们也许更需反思我们准备给予中国思想的那种对待,同时提醒我们自己,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长久对西方思想表现出的亲和。

 
   (编辑:杨帆)  

相关文章

暂无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