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小鲁

    1， 论“活腻了”的主体与同志片

　　做恶冲动是主体证明自己的主体性或存在感的特殊时刻。这里说的主体，一概采取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定义，即一种状态、性质或行为的承担者。这个承担者在一切平凡的地方感到了乏味，在一切世俗的成就中感受到意义的匮乏。平凡的畅通生活已经不再体现人的创造力，而只体现人的服从，它因此而沮丧。它用尽心思，却仍然百无聊赖，这正是俗语所谓“活腻了”。它渴望真正的革新，那属于新奇和先锋的领域。这领域在哪里呢？那最让人目眩的地方是目前最为禁忌之处，只有犯罪才能接触到它。但主体其实仍然非常脆弱，它害怕惩罚，不过它具有一种良好的文化品位，以至于有能力进入这样一个特殊情境，这里是可以做恶却没有实质性惩罚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如此之少，以至同性恋行为在此被抬举为一种非凡的活动。在这里，行为双方的动作是不合乎道德的，不合乎西方的《圣经》、东方的伦理，所以被看做犯罪，但这所谓“犯罪”判断却来自于一种意识形态，因为所有的后果都是由自己来承担的，而且是双方自愿的，因此并不具备社会性犯罪的特点。

　　如上所言，这里“犯罪”的判断来自于一种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在当代人的价值系统里，被判断为虚假，不值得认真对待，但是这一理性姿态对于这一种游戏的实现，却是非常有害，因为人们需要这种意识形态，不仅仅需要，而且还要耐心地积极培养这一意识形态，要使它茁壮，茁壮到它作为一股动力，能使这一游戏足够维持下去。我们在此看到了“活腻了”的主体的尴尬处境。

　　这一尴尬当然是它的自作自受，它如此地艰辛，却又如此地兴致勃勃，传统的、经典的快感已经不能满足它，它是如此的空虚，如此的具有求新的意志。因此借助于这一做恶冲动所实现的快感，就带有一种强烈的复杂性和智慧性，它本身同时也就具有了某种优越感。同性恋电影制造和观赏的游戏，由此具有了一种独特的精神品格。

　　2， 革命作为“粉色药丸”，及同性恋行为之快感的精确评价

　　同性恋在今日西方已然受到法律明文的关照，在中国及一些东方国家却仍处于法律的中间状态，或曰无法状态。据自由主义的逻辑，人们在此可能享受的，正是法律沉默之处的自由。但于大众心理之中，这一状况仍将同性性行为置于一种暧昧的禁忌里，由此，那些写作、拍摄的，和那些阅读、观影的，都处于一种鬼鬼祟祟而又乐不可支的心理感受之下。官方文件在此的沉默，究竟有什么心理原因？在日剧《同窗会》（日本 1993年）里，风马的母亲专门翻看日本法律，怕自己的儿子因勾引高中男生而违法，但是她很欣慰，没有找到相关条款。这一制度法规中的空白可以解释为一种态度，很多人将之解读为宽容——但东方的圣人教导大家：非礼毋视，非礼毋听，非礼毋言。这一空白也许不仅仅是宽容，还因为羞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