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闳

    1970年代末，中国的文学致力于恢复“文革”期间所摧毁的文学的真实性品质。在文学理念和表达手段上，基本上是对19世纪欧洲写实主义文学的沿袭。所谓“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在社会的精神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另一些文类的写作则被忽略，比如以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为代表的科幻小说。事实上，科幻小说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先声。如果说，所谓“新时期文学”乃是企图在新的社会政治语境下重建“现代性想象”的话，那么，科幻小说则为这种“现代性想象”提供了最为直接和最为清晰的摹本。科幻小说是文学现代性的另一种体现，或者说，是一种建立在科技理性基础之上的现代性的乌托邦叙事。

　　更为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的科幻小说是国家现代性想象的一部分的重要构成。从它对现代化的未来的无限憧憬，可以看出人们对现实的疏离和超越的欲望，以及对未来世界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望。这也正是国家意识形态对现代化的迫切的现实欲求。科技的现代化，是“文革”后国家新的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之一。在文化尚不够开放的背景下，最早的引进的美国电视节目之一，即是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下来的人》，一部典型的科幻影视作品。

　　尽管在文学的等级金字塔中，科幻小说一直居于较为低等的层级，但它的读者并不比其他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学来得少。在19世纪欧洲，科幻小说是最盛行的通俗文学两大类型之一（另一种是侦探小说）。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和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逊，是这一领域里的最杰出的代表。科幻小说的诞生，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文学的现实性的一面，不得不面对现代科技极度膨胀的现实，而文学的幻想性的一面，则往往由未来科技使之变为现实。

　　科学最初脱胎与炼金术、占星术等神秘妄想，虽然它总是以理性的面目出现，但其核心部分，却包含着人类意识中的狂想成分。正如浪漫主义时代对异域情调的迷恋一样，对科技进步的想象，是现代社会文化狂想的一部分。现代科技文化的扩张性品格，对未知领域的想象性的占有，表达了人类理性的自我膨胀的一面。科幻文学则是对这一状况的夸张的或反讽性的表达。

　　不过，当时中国的科幻作品，实际上更多的是对《十万个为什么》以及苏联的科普读物的模仿。鉴于现代科技知识的贫乏和文学表达力的不足，中国科幻小说的起步阶段的作品大多显得较为浅陋单调，小灵通一类的科幻人物，很快就被国外科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如铁臂阿童木、变形金刚等）所取代。1970年代末，一部著名的科幻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因其对科学想象的幼稚，在日后遭到人们的嘲笑。一些被认为是未来的科技，实际上在科技发达的国家已经成为现实。这些作品更接近与科普性的作品，而不是科幻文学。文学性在这里只不过是科普知识传播流程中的一种华丽包装，一旦剥去包装，其内部的单调和枯燥便暴露无遗，科学本身所具有的狂想本性则荡然无存。

　　19世纪的科学乐观主义，强化了科技理性在人类精神中的垄断性的地位，科幻小说也强化了科技对人类未来生活的美好承诺。但科幻文学也像科技本身一样，包含着一种自相矛盾的逻辑：科学理性与文学幻想之间的矛盾，科学的求真性与文学的虚构美感之间的矛盾。英国作家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则借一位科学家的人格分裂，来表达人性中的善与恶的冲突，批判了科技理性的内在矛盾：理智和技能的合理发展与人性中无限膨胀的支配欲。

　　因而，现代科幻文学在表达对科学的狂想和科技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同时，总是包含着对科技理性的无限膨胀的“霸权”地位的反思和批判。高度发达的未来科技，是人类智能无限潜能的实现和肯定，但以科技为主宰的未来乌托邦幻象，映照出来的往往是人类精神深层的疯狂和邪恶。评论家H·戈尔德写道：“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像科幻小说那样尖锐地揭示人们的理想、希望、恐惧以及对时代的内心压抑和紧张感。”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乔治·奥威尔、阿道斯·赫胥黎等人的“反乌托邦”小说中。现代电影（如《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等）也经常表达这一批判性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