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忠波 　

    对于DV，有太多的预言，太多的争论， DV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它正在发展进行时，以各种的名义存在着，颠覆和被颠覆着。DV是什么？DV是指小型数码摄像机（digital video），1995年7月24日，索尼公司公布了世界上第一部DV摄像机DCR－VX1000。经过十年多的发展，DV影像日益普及，传播力与影响力日趋活跃，拥有了独立的媒介空间。DV的意义不仅仅在物理和技术层面上，审视DV影像，既在DV之内，又在DV之外。

　　DV影像的“记忆”与“失忆”

　　DV影像革命性的意义在于记录形式的突破，作为一种记录形式，比起文字、图片记录更直观、更具可靠性。影像的首要功能在于它的证明力，记录转瞬即逝的时间，成就历史。DV摄像机体积轻巧、携带方便，价格平民化趋势明显，数字影像比起模拟信号清晰度得到很大提高，也不像胶片照片容易受温度和光线的影响而泛黄、折损，可以存留更久。正如斯汤达尔描述小说的那个老定义“人们在一条大路上散步时随身带着的一面镜子”，DV这面随处照射的“小镜子”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影像泛化的浪潮。

　　安德烈·巴赞论及影像曾如此形容，“给时间涂上香料，使时间免于自身的腐朽。” DV影像的简易性与便捷性，使得其首先成为留存 “家庭相册”的家用工具。私人影像是保存生命与时间的一种形式，作为生命的“纪念碑”对于个体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提出，“照片中的人，比照片重要很多”，DV拥有者通过影像的方式实现了私人化记忆的珍藏。

　　在2006年10月的首届中国独立电影论坛上，栗宪庭基金收藏了一批独立纪录片如《铁西区》（王兵）、《白塔》（苏青）、《高楼下面》（杜海滨）、《夜行人》（黎小锋）等共34部，基本上都是DV影像记录的作品。智利导演帕特里西科·古兹曼说过的，“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DV影像的泛化的确给了我们重建大众历史的希望，那些普通家庭的故事、个人活动的经历、有意识的家史记录，甚至社会剧烈变革的自觉记录，都为我们审视过往经历提供了一种视角。于是，我们坚信“从个别出发是可以接近整体的”，信奉历史中的个体和个体的历史的“新史学精神”，把DV影像赋予了档案化的史学意味。

　　实际上，记忆方式的增强并不代表失忆症的治愈，罗兰·巴特在《明室》中有过寓言性质的话语：“在被普及之后，摄影打着彰显人类世界的幌子，把这个充满着矛盾和欲望的世界彻底地虚化了。” DV影像本身是一种松散而随意的非系统性的记录方式，一种纯私人的记录与观看，往往采用的是一种个人或家庭遗产式的传承方式。“文献愈是私人的、地方的和非官方的，就愈是难以幸存。” 真正私人化的记忆往往无法进入大众传播的视野，历史中泯灭的、消失的首先是个人记忆，私人DV影像意义主体的“孤独”使得其流失严重与无法保藏。西班牙电影大师路易斯·布努埃尔说过，“没有记忆的生活不算生活，正如没有表达力的智慧不能称之为智慧一样；记忆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情感，失去它，我们什么都不是。” “消失了的影像”是否代表着遗忘，没有存在过？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历史，DV影像正在考验着我们在这个影像发达时代的记忆功能。

　　一部分DV影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大众传播视野里之中，私人影像的公共化之后，其价值的偏离与异化首先来自于媒介规范，或者以艺术的名义、或者以话语的名义，或者以消费的名义，那些皈依主流视听语言 的“家庭录像带”私人化意义全面消解，愈来愈合乎大众文化的节拍，成为了大众媒介话语形式之一种。

　　DV影像的公共视听与暴力消遣

　　DV影像作为一种自由话语的个性化表达，强调的是个体的存在与情感的价值，稀释了传统媒体的垄断权力，自然无法容忍话语权的旁落。闯进大众传播视野里之中的DV影像很快拥有了独特的媒介空间，如网站设立DV频道、专业DV影像网站（酷八影像娱乐在线、22film）出现以及电视DV栏目如《DV365》（上海纪实频道）、《DV新世代——中华青年影像大展》（凤凰卫视）、《国视DV》（教育电视台），还有各种名目的DV大赛影展以及电影节的DV影像竞赛、短片单元，DV影像开始成为最密集的传播机器之一。

　　大众传播下的DV镜头极具侵入性和攻击性，DV影像的日常与私密使其往往成为镜头暴力的帮凶。目睹了一幕幕被DV影像牺牲了的尊严与人性，见识了《性·谎言·录像带》的几番现实景象之后，我们愈来愈相信法国导演罗伯特·布莱松说的，“摄影机就是一只枪，就是要拍下人在受攻击的那一瞬间的反应。”DV影像因为与个体的亲和性被人怀抱，却不经意间就面露狰狞，大众视野之中DV展现的“喃喃的自语”正是镜头背后的大众暴力。

　　DV影像主体有着双重内涵，不仅仅是对拍摄者而言，也包含着被拍摄者，二者共同组成了镜头内的世界。作为一种社会关注，DV指向了这些处于社会边缘和底层，甚至是合法与非法界限模糊的人群，记录流浪艺人的《江湖》（吴文光）、记录进城打工者的《北京弹匠》（朱传明）、《高楼下面》（杜海滨），记录妓女生活的《我不要你管》（胡庶），记录同性恋生活的《盒子》（英未未），还有完全以自身私人生活为题材的DV纪录片《家庭录影带》（杨天乙）、《不快乐的不止你一个》（王芬）等。DV的优势就在于，可以轻易地介入到个人生活的脉络之中，包括那些隐秘的部分，“摄影机隐藏得越深，对拍摄对象的伤害就可能越大”， 这是波兰导演克日什托夫·基斯洛夫斯基理解的纪录镜头。纪录者靠近被拍摄者，被他们接受，得以短距离地记录下他们真实生活。拍摄者把他们放置于大众视野之中的时候，面对赤裸裸的展示，弱势群体却无力反抗。DV纪录片《群众演员》（朱传明）丝毫不加掩饰地记录了一群群众演员“卑微”的生活，在影像伦理上引发了争论，认为影片缺乏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缺少关爱，指责拍摄者是“强暴了被拍摄对象” 的“法西斯暴力”拍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