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儒学的复兴似乎已经成为必然之势了：孔子诞辰的大规模纪念活动、国内的国学院和海外的一批孔子学院的相继成立、大批论证儒学现代意义的著作与论文的涌现、计划最终达到10亿字的巨大工程《儒藏》的编纂等等，还有，除了海外“新儒学”的第二、三代人物更加活跃之外，据说国内也出现了一批新的“当代大儒”，诸如此类似乎都预示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儒学复兴运动的到来。这对于近一个世纪以来以批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为能事的中国知识界来说无疑是令人瞩目的大变化，对于久已习惯于唯西方思想马首是瞻的中国学者来说无疑是重振民族自尊的大好机会。

毫无疑问，复兴儒学的冲动决不是空穴来风，也决不可以视为少数人的哗众取宠之举，这是现代中国知识阶层一百多年来在文化认同上左突右冲之后出现的回归意识的表现，就像一个多年的游子在遍游天下之后急切希望回归故土一样，尽管他深知故土是贫瘠的，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那种回归的冲动依然十分强烈。另外儒学复兴的冲动也是我国经济日益发展，国力日益强盛的必然伴随物。一个拥有巨大文化遗产的民族，在它病弱不堪，甚至面临灭亡威胁的时候，为了自救往往会“有病乱投医”，是无暇顾及这些遗产的，有时甚至会归咎于它。但一旦这个民族强大起来了，他就必然会重新激发起强烈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意识，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遗产，试图弘扬它，并力求使之获得现代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复兴儒学以及一切试图重新振兴中国文化的举措，都是中国知识阶层摆脱一个半世纪以来形成的“基本焦虑”的集体无意识的显现。中国现代知识阶层身后有那么典雅厚重、魅力无限的文化遗产的牵引，面前又有那样光怪陆离、异彩纷呈的西方文化的诱惑，何去何从委实是艰难的选择。能够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沟通互渗、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文化的的未来发展做出贡献当然是最好的结果——这或许也正是复兴儒学的潜动机之一。

然而，儒学真的可以复兴吗？当今中国或世界真的需要儒学提供价值准则吗？这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没有停止思考的大问题，而对我们来说不仅这些问题依然值得思考，而且前辈们的的思考本身也同样是值得深入反思的大问题。

一、现代以来的儒学复兴之路反思

复兴儒学的呼声并非自今日起。即辛亥革命之后，康有为等原维新党人就曾积极提倡尊孔读经，甚至建议将孔教列入宪法之中。认为“孔子之教，乃为人之道”，因此“若不读经，则于人之一身，举动云为，人伦日用，家国天下，皆不知所持循。”康有为的意思是，因为孔子之道是关乎人伦日用的基本原则，因此具有永恒的意义。这样的持论显然经不起反驳，所以当陈独秀等人以进化论为武器，指出社会历史是不断变化的，故而做人的道理也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时，康氏就无言以对了。针对康有为等人的观点陈独秀正告国人说：

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之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费吾人之财力。

李大钊更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角度看待儒家学说的过时：

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有强大的威力，永久不变的真理，配做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