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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地马拉作家以动物剖析人性

2015/4/5 11:47:30 来源:北京文艺网 我要评论

作者:赵松

【导读】一个好作家,能让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织物瞬间跳线解体。

 

危地马拉作家以动物剖析人性
《黑羊》插图
  “当他醒来时,恐龙还在那里。”
 
  这就是那篇著名的极短小说《恐龙》。作者是危地马拉作家奥古斯托·蒙特罗索。它,还有那只恐龙,在我脑海里待了很多年。卡尔维诺认为找不到比它更短的小说了(当然他先是认定它是个好小说)。后来,在海明威的小说《伊甸园》里,我看到了这样一个句子:“他醒来时,那棵树还在那里。”当时我就颇为自豪地以为,蒙特罗索在写这个小说之前,估计是看过《伊甸园》的。
 
  但,这是个误会。最近意外地知道,在西班牙语版本里,这个一共用了7个单词、43个字母和1个逗号的小说,要是直译的话,应该是:
 
  “醒来时,恐龙还在那里。”
 
  新书
 
  用发生在动物界的故事剖开人的假面
 
  重要的差别是,它没有主语。据懂西语的朋友讲,通常西语的动词变位已能说明主语,即使省略也不影响……但蒙特罗索的这个句子,却因没有上下文而无法确定省略的主语究竟是他、她,还是它。而我们看到的那些中译本,译者都补上了主语。这个小说,就这么被毁了。因为在省略主语的情况下,整个小说除了隐含着梦中有梦、梦境变实境或实境如梦境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点——主体的不确定,这会与“醒来”后的那种状态构成双重悬置。而补上主语“他”,这种效果就没了,作者精心营造的小说空间也随之坍塌了。像蒙特罗索这种作家,非常清楚决定小说成败的关键,是处理语言的方式。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很难理解他的小说艺术。
 
  在《黑羊》里,蒙特罗索展现了其小说艺术的另一种状态。表面上看,这本书很像《伊索寓言》的现代版,多以动物为主角来说事。但是,传统寓言的说教意图导致了其有天生的封闭性,而蒙特罗索在《黑羊》里所构建的,却是开放性的叙事空间。其目的是要用这些貌似发生在动物世界的故事剖开“人”的假面——经常是非不清、忘恩负义的庸众,盲目自是而又贪婪的知识分子、热衷于混淆视听的聪明人、惯于将一切庸俗化的乏味蠢人等等的面具。这些故事长则两三页,短则三五行,但它们能让你在阅读中不知不觉地慢下来,越来越慢,最后陷入沉思,然后再去重读。在这里,故事只不过是引爆思想的导火索,不论它们采用什么样的结构,都是以充满背反逻辑和有悖常理的方式直指种种庸俗精神现象的本质。
 
  批评
 
  虚荣的知识分子和有病的群众
 
  蒙特罗索的聚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知识分子。比如他们追求思维新奇,就会有“哗众取宠病”,在开篇的《兔子与狮子》里,他让我们看到那位心理学家置事实于不顾,“理由充分”地把狮子说成怯懦者而把侥幸逃脱的兔子说成了勇敢者;他们知识丰富却又不懂权力本质,就有“权力幼稚病”,在《掌权的智者》里,那只知识化的猴子为改变“不公平”,说服狮子让位给它,最后莫名落得浑身是伤,再哀求狮子收回权力,还给它笔;还有他们的“贪婪无知病”,在《狮子那份》里,“牛、山羊、安静的母羊”不但残杀了鹿,还天真到要以弱势群体的名义侵吞狮子那份鹿肉,结果狮子直接就独吞了所有鹿肉,并对它们喊出的“社会契约”、“宪章”、“人权”等强烈口号置若罔闻。蒙特罗索就用这样的故事生动地揭示,知识分子们在面对绝对强权时,最致命的问题并不是弱势,而是虚荣、幼稚、无知和无法遏制的私欲。
 
  另一个是群众。比如他们的“不明是非病”。在《最后不知道该变成什么颜色的变色龙》里,为抵制到政局不稳的国度从政的变色龙的“模棱两可与虚伪的本质”,动物们竟在狐狸引导下,“每天日夜不分地在口袋里装了几块不同颜色的玻璃”,以便在变色龙每次变色时拿出对应颜色的玻璃去看,这样就能始终看到同一种颜色的变色龙。结果所有人最后都陷入了思维紊乱状态,被真正掌权者狮子嘲笑;还有“牺牲另类病”,在《黑羊》里,作为异类的黑羊被枪毙了,并在百年之后被塑像纪念。但结果却导致了对黑羊的更为彻底的杀害:“只要黑羊一出现,就将它们快快处决,以便让那些平庸的后代羊群也能够借此练习雕塑。”还有“忘恩负义病”,在《皮格马利翁》里,塑造了诸多雕像的诗人皮格马利翁在赋予了那些雕像生命并给予启蒙之后,竟因没能满足他们更大的欲求而险些被这些雕像挖掉眼睛。虽然皮格马利翁一脚就把雕像踹倒摔碎,摆脱被挖眼的厄运,但对于读者来说,这实在是个让人不能不感到震惊的故事。总之,有病的群众是可怕的。
 
  自评
 
  他们以为我在引人发笑,其实我想引起反思
 
  看这些小说,有时会忽然想笑,但又笑不出来,因为会感觉到某种孤独而又忧郁的气息在悄然浮现。因为它们所触及的,其实都是最残酷的现实。蒙特罗索认为,那些称其作品幽默的说法其实都是误解:“很多人没有完全理解我的书,因为它们并不产生幽默效果。他们错误理解了某些幽默、某些嘲讽倾向,或者我描述某些荒谬场景时他们以为我是在引大家发笑。我其实只是想引起大家反思。”他非常清楚,无论小说如何尖锐,跟现实的丑陋与残酷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他的祖国危地马拉,这个10。8万平方公里的拉美小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有着比任何拉美国家更多的死亡与牺牲。尽管他的后半生是在墨西哥度过的,但每次提及多灾多难的祖国,他都会黯然神伤。“我们国家成立时,就一直在外国强权势力的统治下,我们总是被各种形式剥削着。我们的国歌谈到独立、主权,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真正的独立和主权。我们仍然是大国——特别是美国的殖民地。他们其实并不支持我们国家的民主。让我们想一下他们是怎样摧毁危地马拉和智利的民主的。其实这两个国家的民主都已经非常接近真正的民主了。不是因为我们低人一等,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就好像是感觉我们并非人类。更糟糕的是在我们每个国家中都能找到帮助他们实现其阴谋的间谍。”这段道白,跟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拉丁美洲的孤独》的立场是一致的,也是同样的深刻。
 
  当然在《黑羊》里,蒙特罗索的兴趣点并不仅限于这些。那些针对作家、典故等题材的,也都很耐人寻味。比如《想当讽刺作家的猴子》,猴子为成为讽刺作家深入群众,成了广受欢迎的角色,最后他发现每个素材的当事人都是熟人以至于无法下笔讽刺,就决定写幻想、爱情,结果却被当成了疯子。在《猴子思索着那个主题》里,写的则是某种貌似深刻实则自相矛盾纠结不清的“文学思维”,又总是轻易就引发“聪明人”和愚蠢的人兴趣。在《佩涅洛佩的布或谁骗了谁》中,蒙特罗索颠覆了荷马的故事,尤利西斯离家远游的真正原因竟是老婆佩涅洛佩有严重的编织癖。而把颠覆与文字游戏结合得最好的,当属《爱做梦的蟑螂》,是以卡夫卡《变形记》著名开头为素材的只有一个标点的小说:
 
  “有一回,一只名叫格里高利·萨姆沙的蟑螂,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叫做弗朗茨·卡夫卡的蟑螂,梦见自己是个作家,写关于一位叫做格里高利·萨姆沙的职员,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蟑螂的故事。”
 
  他通过这样一种文字游戏般的可能性发掘,逆转了《变形记》开头的悲凉困境取向,营造出奇怪的喜剧与游戏意味。而在最后的《狐狸比较聪明》里,他温情地调侃了老友胡安·鲁尔福不再发表作品。看得出他其实特别希望老友能改变主意,但他也更能理解这样的选择,正如他能理解生命的有限与神秘。
 
  一个好作家,能让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织物瞬间跳线解体。他不是社会新闻记录员或维持秩序的保安,更不是流行声音的伴唱、和谐社会的无脑饶舌证人,而是凿开习惯思维的坚壁,让想象的风涌入的“破坏者”,是引导读者透过织物解体后的空洞看到截然不同的世界,获得新的思维空间的创造者。或许,也正因如此,蒙特罗索才会说:“我认为一个作家应该永远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作。因为那样非常不好。在艺术中,知晓往往意味着僵化。艺术的美存在于感知、冒险和寻找。”
 
  (编辑:王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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