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桂彦

    引言：在20世纪的西方现代美术史中，抽象艺术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西方理论界，除了像罗杰• 弗莱、格林柏格等批评家直接从事形式主义研究以及抽象艺术的批评和实践外，像迈耶•夏皮罗、梅洛•庞蒂、罗兰•巴特等艺术史家和哲学家也曾撰写大量的关于抽象艺术的研究文章。正是在批评和理论的推动下，抽象绘画早年的前卫反叛性才逐渐得以“合法化”，70年代以后，抽象艺术登堂入室，最终以学院的方式成为西方主流的艺术形态。相反，中国抽象艺术的发展境遇却没有如此幸运，在多种制约的因素中，批评和理论研究的滞后仍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大致在2000年以后，随着批评界的研究和有关抽象艺术展览的增多，中国的抽象艺术才重新活跃起来。像易英、高名潞、王林、殷双喜、王南溟、黄专等批评家都发表了专题性的批评文章，同时，以高名潞、栗宪庭、刘骁纯、李旭等为代表的批评家通过策划一系列的展览对抽象艺术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批评家高名潞，他在近三年内所做的大量研究和主持的学术研讨会对促进中国抽象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正是在这些批评家研究成果的启发下，本文尝试对抽象艺术在各个时期对文化现代性的追求和自身形态上的变化进行简要的论述，并强调“后抽象” 在文化特质上所具有的叙事性、个人性和观念性。

    2006年5月，笔者在四川美院坦克库策划了一个小型的抽象艺术展。展览是出于以下思路：四川美院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便有着自身的抽象传统，且各个时期都出现了代表性的艺术家。由于川美在现实主义和人文关怀的创作传统中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因此，不管是从作品的表现主题、现实意义和艺术风格上做比较，川美的抽象艺术都一直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于是，笔者希望通过策划一个展览来呈现川美的抽象传统。但是，如果把川美艺术家这些风格像抽象艺术的作品说成是“抽象”也存在学理上的不足，当时也没有想出什么好的名字，就是直觉认为这些作品应该和抽象艺术相区分，于是就用了“无中生有•超越抽象”作为展览的名称。

    实际上，与四川美院的抽象艺术所面临的情况相似，在中国不同时期的艺术格局中，抽象艺术始终都是一个“他者”，一直被主流艺术边缘化，文革时期如此，新潮时期如此，即使在今天多元化发展的当代艺术情景中也同样如此。抽象艺术所遭受到的责难是多方面的：体制内的当权者不能接受它，是因为它与主题先行和歌颂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是相矛盾的；新潮美术不能完全的接纳它，是因为中国传统绘画一直就没有产生抽象艺术的土壤，抽象只是对西方抽象艺术的借鉴，只是步西方的后尘，并不具有原创性；当代艺术排斥抽象，认为抽象艺术总是在抽象的图式中耗掉了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并对当代文化的建设无法提出新的现实问题。于是，抽象艺术一直是在边缘中行进，在“他者”的眼光下低调地前行。

    笔者主张用“后抽象”一词来概括那些具有实验性的抽象艺术。但在讨论“后抽象”艺术以前，我们有必要讨论抽象艺术在西方艺术史中的上下文关系。首先要将它与西方经典的抽象艺术相区分。在西方的艺术史语境中，抽象艺术一直有着两条重要的发展线索。一条是格林柏格所说的回到二维平面的形式自律的抽象。这种抽象来源于形式的表现力，除了直接体现为罗杰•弗莱的“Form”和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外，还可以溯源于康德的“形式的合目的性”。除了形式外，格氏的抽象还包括对媒介纯粹性的追问，这种追问的延续最终导致“极少主义”的产生。另一条线索是结构抽象，即通过硬边的构成来表达作品理性的形式。前者是19世纪以来，从西方现代艺术在追求艺术语言纯化和本体的独立中发展出来的，在康定斯基、波洛克的创作中达到高峰；后者同样起源于西方现代主义阶段，但却是以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相伴而生的理性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以一种“理性、几何”的结构为特征，这在马列维奇、蒙得里安所主张的“新造型”主义的作品中可见一斑。但这两种抽象最终都因前卫性和精英主义的形式自律而失去了介入当代文化的活力。在《中国有抽象主义艺术吗？》这篇文章中，批评家高名潞先生的观点是，由于（西方现代主义时期的）艺术家过度的追求编码（code）的个人性特征，以及对风格和原创性的崇拜，西方抽象艺术最终无法摆脱调入形式主义泥潭的命运。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波普艺术的出现，作为现代主义阶段的抽象艺术便走向了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