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冬，我有幸应文化部之邀，担任了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评委，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跑了近20个省市，观摩了初选精品剧目29台。剧种包括话剧、地方戏、歌剧、舞剧、音乐剧、大型原生态歌舞剧、木偶剧等等样式。我平生从未在如此短暂的时间观摩过品类如此纷繁的戏剧，我视之为我近年来最重要的艺术化人生经历，也是一次充电、补课，提高艺术修养的宝贵机遇。那是一些紧张的、兴奋的、沉醉在假定性世界里的日子，眼前不断打开陌生的、广阔的、多彩的空间，上演着让人为之怦然心动或者为之赏心悦目的活剧。我是一个文学工作者，曾经热爱戏剧，并认为戏剧是最具艺术难度因而是最高端的艺术品种。这些年因为分工过细的原因，我对戏剧创作的现状十分隔膜。由于所知有限，我要谈的一些意见难免隔靴搔痒；但是，另一方面，也许由于是外来人，闯入者，“他者”，具有另一副眼光，或许能道出一点局内人不甚注意的问题。下面便是我在这次观摩活动中的一些感想和看法，主要围绕文学性问题兼及其它。
一、关于“台上振兴与台下冷清”
首先，观看了这些戏剧之后非常突出的印象是，目前戏剧文化仍然出乎意料的繁荣与活跃，戏剧家们进行了大量的不为人知的艰苦的艺术探索和实践，并已获得可喜成果，不管其传播渠道如何的不畅，如何被现代传媒引领下的大众文化的喧哗声所抑制，如何不为更广大的民众所知，它们都仍然代表着当今中国艺术潮流的发展趋向和创作水准。有人指出，如今是一个“台上振兴与台下冷清”并存的时代。此言有理。这些年来，人们认为戏剧，主要是指传统戏曲，已处在消亡的边缘，或者被有些人认为已经消亡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尚有367个戏曲剧种，其中包括50多个新产生的剧种。而目前，尚在演出的剧种仅存200多个，且有的上演率极低。以山西为例，1983年，山西尚存49个剧种，以后便以几乎每年一个剧种消亡的速度退化，目前只剩28种，且不能保证演出。戏曲演员，包括某些梅花奖得主，走穴、改行、改演小品、改唱通俗歌曲、改当影视演员，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不胜枚举。我以为，这一切都并不奇怪。在现代资讯发达的背景下，必须端坐剧场，以闲适或静穆心态，慢节奏欣赏的中国传统戏曲，怎能不遭遇极大的挑战呢？事实上，根本问题还不在传播手段是否高科技化，而在于中国传统戏曲表达的情感方式、价值体系、戏剧情境、审美理想，与现代人的精神之间，与现代青年的趣味之间，与现代文化消费的实用性、功利性需求之间，产生了深刻的隔阂。传统戏曲不是不可以与当代生活和当代情感对接，不是不可以成为现代人审美需求中的一个珍贵部分，不是不可以薪火相传，遗韵不绝，但确实需要一个创造性的转化过程，这个过程如何实施尚在探索中。于是，台下的“冷清”，甚至给人以“消亡感”，几乎是必然的。当然这只是指某些地方戏曲，不能包括整个戏剧本身。
然而，面对着这29台舞台剧，我却看到了另一番令人神往的景象，一种努力追赶时代精神的前进品格，看到了戏剧家们推陈出新、改弦更张的努力和对新艺术手法、舞台美术新表现样式以及声光电的大胆新尝试。我们可以说，在剧场之外，当被大众流行文化浪潮包围时，确乎会感到台下冷清，可一旦走进剧场，又会明显地感到，台上是一片振兴景象。我注意到了，这些戏里有大量的现实题材创作，如《黄土谣》《补天》《迟开的玫瑰》《平头百姓》《红领巾》《宝贝儿》《赤道雨》《一个士兵的日记》《秋天的二人转》《老表轶事》等等，展开了缤纷多彩的现实人生图景，题材延伸到乡村、都市、兵营、学校、国际诸方面，“义域”涉及到革命、道义、献身、理想、青少年成长以及日常化、世俗化的各个方面；这里有对传统老戏的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在现代意识观照下的“意义置换”，比如《程婴救孤》《狸猫换太子》《宦门子弟错立身》等；这里有对历史人物及其精神的重新发现和重新阐释，如话剧《生死场》《凌河影人》，如戏曲《班昭》《人影》等；这里有对外国名剧的中式改造，如木偶剧《钦差大臣》《图兰朵》等；这里还有对民间文化原生态歌舞资源和民间人文精神的大力挖掘，如《云南映象》《妈勒访天边》《秘境之旅》《红河谷》《五姑娘》《瓷魂》等等。仅从以上的归纳即不难看出当今戏剧舞台繁花似锦般的丰富程度。整体看来，创新性和探索性在增强，对民族精神的思考在深化，对道德继承和重建问题的探索在延伸，对生活原型与艺术想像的关系在深入研究，而其中如何提高戏剧创作中的文学性，尤其成为了戏剧家们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
二、生活原型与艺术虚构问题
在这些剧目中，有相当一些现实剧的素材来自真人真事，或者说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改编加工成的。话剧《黄土谣》的故事，取材于湖南辰溪农村党支书宋先钦的事迹。《黄土谣》把故事背景搬到了相当闭塞的雁北农村，置放到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黄土高原上，人物关系和剧情也作了许多大胆的虚构、扩充和改造。黄土高坡、黄河、窑洞、走西口的小调，形成了一种古老与永恒的象征结构。这部戏的冲突，若用通俗的话说，是让毛泽东时代的价值观与当今商品化时代的价值观激烈碰撞，力图切入当下农村的现实矛盾之中，通过18万贷款由谁来还，表现了封闭山村遭遇市场经济而引发的精神的剧烈震荡，用基于传统美德（父债子还）的义举来化解矛盾，讴歌了农村党员干部爱人民、重然诺的高尚品质。我曾说过，《黄土谣》是一个道德神话，我们今天需要这样的道德神话，它能给人带来一场灵魂的洗礼。我还认为，在切入当下现实矛盾的深度上，《黄土谣》绝不比文学界逊色。戏中老大、老二、老三这三兄弟及其爱人的设计，色调丰富错落，映现和牵引出的社会生活面貌有相当的深广度，令人赞赏。
但是，这个戏的“戏剧结构”也还有可推敲之处。比如，老支书临终前要求父债子还，且全部还，是否合乎情理？崖畔上的老乡们为何始终沉默无语，不能互动？地方党组织为何无一丝过问和关心的表示？最重要的是，老大宋建军不顾本人的收入实际非要一人包揽，非要18万“我一个人还”，不给其他兄弟以机会，并且不顾实际和程序地要返乡当书记，这是否只是一种英勇的冲动，还是一种理性的行动？由于老大的包揽，宋老秋含笑魂归西天，这是否圆满表现了立党为公的主旨？如此等等，都留出了让人思考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