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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圆为方,或心智的想象力

茱萸

Mihi crede,verum gaudium res severa est.
——Epistulae morales ad Lucilium

    前奏:一切从误读开始

    本文的题辞是暴君尼禄(A.D.37~68)之师、古罗马哲人塞内卡(B.C.4~A.D.65)在《致卢基利乌斯的道德书简》中写下的句子,gaudium在拉丁语中,是“喜乐”的意思,更精确来说,在拉丁语最重要的作家西塞罗那里,这个词和这位廊下派(斯多噶学派)信徒塞内卡所表述的意思非常接近:理性而安详的内在喜乐,这种喜乐是反激情而克制的。塞内卡这句信中的教谕译过来是:“相信我吧,真实的喜乐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在诗里,尤其是(当代)汉语诗的语境中,“真实的喜乐”却一直被误会性地视为一件不严肃的事情。

    类似的经典误会还有很多。比塞内卡晚生五十多年的拉丁语诗人尤维纳利(A.D.60~136)《讽刺诗》中有一个著名句子,为恩格斯(A.D.1820~1895)名篇《反杜林论》所引后,在中国语境中就曾以误读的方式被广泛传诵:Si natura negat,Facir indiguatiao versum,这句真实含义为“如果未有天赋诗才,则愤悱流露而为诗”的箴言,被简单粗暴地译为“愤怒出诗人”(论断的前提被强行抹去了),以附会及切合吾国“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中诗句)的传统。这样的误读中,“天赋”(gift)成了一件被丢弃的“礼物”(gift),而“愤怒”则成为了诗人的荣耀和冠冕。在此方面,“愉悦”或“喜乐”于诗的语境中面临着比这更为严重的理解偏差,与人们喜闻乐见的“愤怒”相比,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喜乐”以诗的面貌出现并带给我们以存在的意义?

    和“死,是一件真事情”(张枣《哀歌》中末行)这句表达结构极为相近的话相比,塞内卡的“相信我吧”式教谕判断句远不够震撼人心——尤其是当前者在十八年后和创造它的诗人的死亡发生了神秘的、在汉语中通常被称为“诗谶”的互文关系后——,甚至还充斥着浓厚的道德说教味和某种沾沾自喜的优越色彩。这种被轻易视为 “说教”(喋喋不休的)和“优越”(居高临下的)的现象,这些年来大概一直在张枣(A.D.1962~2010)的诗人同行臧棣(A.D.1964~)身上不断发生着。不过,在剥离这些非常生动同时也极具干扰性的现场感和“群众参与”色彩(任何人都似乎可以参与到对诗歌的最终评判之中来)之后,该如何来看待具有近三十年诗歌从业经验的诗人臧棣并不单一的写作?该如何以第三方的视角处理他近年来在诗学上所遭遇的“指控”和批评?他的诗之真正旨趣何在?这些都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在批评与反批评的冰层下方,永远有暗流涌动。

     对于臧棣,我数年前曾有一段类似于汪辟疆(A.D.1887~1966)《光宣诗坛点将录》式的点评,以嵌入其历年出版诗集之题目的游戏方式,表达了我对他在世纪之交前后总十数年诗歌写作的印象:臧棣深谙词语炼金术,早在“燕园纪事”时期,便雄姿英发,羡煞旁人;及壮,才气愈趋内敛,声势可称郁勃,“风吹草动”间已在事物的秘密内部发酵出不少“新鲜的荆棘”;兼事批评,深得绛树两歌、黄华二牍之妙致。在本段中,我打算将这种游戏之笔继续下去,以补足当年不乏严肃色彩的戏谑式点评:他是“沸腾协会”中少有的“成熟源于沸水”的那粒元宵,常以自身的饱满来猜度,是该耸人听闻地向大家宣谕“宇宙是扁的”,还是更应该隐瞒事实真相,老老实实唱一出“空城计”?他是甘心于承担一部“慧根丛书”或“小挽歌丛书”的繁琐编纂,还是孜孜不倦地为一眼“未名湖”花费所有的心思和文学抱负?

    毫无疑问,臧棣在新世纪为自己的写作、也为当代汉语诗歌界开启了一个“潘多拉魔盒”。不过在这里,我将放弃“潘多拉魔盒”这个词在通常语境中的一般含义,而试图将它复归到原典现场:潘多拉,宙斯用以报复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及“以五谷为生的人类”、古希腊语中意为“一切馈赠”的女人,随身携带了一个魔盒,嫁给了普罗米修斯善良单纯的弟弟埃庇米修斯,打开了魔盒,飞出了灾难、祸害和瘟疫。赫西俄德(约生活于B.C.800~700年间)的《工作与时日》中详尽记载了这个故事。但赫西俄德还想告诉我们的一点,往往被大家所忽略,即潘多拉魔盒的底部,尚存放有智慧女神雅典娜放置其间的“希望”(Ελπίδα)。在这个经典故事里,“希望”没有飞出魔盒临在人间,但在有关当代汉语诗歌的叙事、尤其是在那些具有探索性的当代诗人个体那里呢?“希望”、“可能性”或“想象力”,它们有着怎样的命运,又该被我们如何对待?本文将以臧棣新世纪的写作,尤其是以“协会”系列为代表的探索性作品为例,试论以上诸问题。

    认知清单:“我还有过这样一副面貌”

    ……    至于鹌鹑,
    它让我明白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会有影子。
    它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健全的生灵——
    鸟,只是它身上的一个标签。我这样解释
    鹌鹑的影子,你能听懂吗?

    ——《反对粗暴对待自言自语协会》,2005

    谈论臧棣的“协会”诗,自然也离不开它的孪生系列“丛书”诗,甚至离不开作者这两三年来发布于微博及部分诗歌刊物上的“箴言体”长篇诗论(或称诗话)《诗道鳟燕》。这些作品之间互相呼应,是理解臧棣必不可少的隐秘途径。但也正是这些近乎奇怪和偏执(任何题目后似乎都可以加上“协会”或“丛书”字样)的系列诗写作,以及那些抽离了具体语境的随感式短论(任何一个论断或表述似乎都成立但又非常含糊),在汉语诗歌内部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当然,臧棣诗所面临的指控远非始于新的世纪,在获得了相应的巨大赞誉的同时,他三十年以来的写作实际上也一直在面临着质疑与批评,其中的有些批评还放置在世纪之交“盘峰论争”中所制造起来的所谓“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二元对立这场大背景下,有些则因为他身在高校这个世俗身份而使之为人们对“学院派”诗歌的成见和负面批评而埋单。

    在臧棣身上,以上几条线索一直未曾中断,直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到来,它们依然伏脉于臧棣所面临的新的批评之中。臧棣在微博上发布的箴言体诗话,被不少诗人批评为“梦呓”、“絮叨”、“假大空”、“神叨叨”或“正确的废话”,甚至直斥作者本人为“神棍”和“着魔”。发出这些批评的不少人是我的朋友,所以批评的效果可能在我这里得到了强化,但对于他们的批评,我不尽认同,至于在论争时候双方当事人在面对批评时部分有失风度的回应(我并不反对自我辩护),更不是我乐意见到的。微博作为一块言论自留地,它的主人自然有权选择种些什么,至于大家对此的批评,大概也是因为它的主人并不是一般的文字种植者,而是当代汉语诗歌中备受瞩目的诗人,故而使得旁观者对这些言论显得过分重视,关于它的这些争执也得到了放大。颇为有趣的是,在微博上的“自言自语”以及这些自言自语将面临批评的境况,臧棣巧合般地早在六七年前的2005年,就以一首诗及其标题的方式为自己辩护了:“反对粗暴对待自言自语协会”。当然这个说法更近乎戏谑,我们也无法将之视为数年后事件的预表,但它提供了一个阐释的通道。

    “反对粗暴对待自言自语协会”其实是个颇可玩味的短语,是“反对粗暴对待自言自语”协会呢,还是反对粗暴对待“自言自语协会”?这个标题的重心是落在“反对”(什么协会)上,还是落在(一个什么样的)“协会”上?在这首绕口令般的诗(就观感而言,臧棣的很多诗都具有这个特点)中,“鹌鹑的影子”以辩护的面貌出现,甚至取代了鹌鹑的本体而获得了鹌鹑之为鹌鹑的“健全”——“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会有影子”意味着在很多时候,影子自己独立了,它获得了一种自足性。某种程度上,“自言自语”即在制话语的影子,意义的增殖并不在交流中进行,而依赖于本身的自足性。根据臧棣这个系列诗作的一贯命名方式,“协会”的构成人员应该是这些“反对粗暴对待自言自语”的自我辩护者,这里的协会,当然是一种依赖想象力构造出的共同体,某种致力于反对什么的事物被编制进了一个假想的机构中。恰恰是这种看似荒诞的表达下笼罩的“协会”,消解了协会这个词本身所具有的呆板、保守和体制化色彩,而保留了它作为具有某种共同宗旨的团体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臧棣的诗充满着“理趣”(或者用“心智的趣味”更合适?),但这种理趣和古典时代(比如宋人的诗)中强行递过来的理趣是不一样的,臧棣诗中所彰显的这种理趣需要读者发挥自身的幽默感和想象力来共同完成。

    有趣的事情还在发生。诗中“鸟,只是它身上的一个标签”如果强行断章取义的话,也巧妙地配合了后来人们对这首诗的作者的批评,换句话说,作者潜意识里或许有一种被批评的预期和想象也说不定。“因为数量的过于庞大和写作方式的因袭,这个系列中的‘协会’、 ‘丛书’字样只剩下标签意义,加上诗作与诗作之间手法的相类,很容易造成面目的含混。”(胡桑《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特区文学》杂志“诗人联席阅读”栏目)瞧,多么有趣!鸟只是鹌鹑身上的一个标签,而“丛书”与“协会”因其系列的庞大也沦为标签,这是臧棣所面临的另一种批评。不从辩护意义上来讨论这个批评,也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臧棣的“协会”系列,诗人夏汉(A.D.1960~)的长文《语象的历险:诗歌中孤独的欢乐——以臧棣的诗为例》(《诗建设》丛刊第11期,作家出版社,2014)中曾如此概述臧棣这个系列及“丛书”系列的写作缘起与整体状况:“耽于惠特曼诗歌总集的倾慕,臧棣大约从2000年前后,就开始写‘协会’与‘丛书’诗,最早读到臧棣的协会诗是《新山水诗协会》,写于2000年10月。2006年,在东京讲学期间,开始写丛书系列。近年来,诗人一直浸淫于‘协会诗’和‘丛书诗’之中。”这个概括使我们能相对完整地了解臧棣系列诗的情况,不过以我所拿到的版本(作者手订、即将付梓的诗集《沸腾协会》)来看,和之前非正式出版的同名诗集(剃须刀诗丛,2005)相比,这个版本收录了更多及更新的一批“协会”作品,并且,臧棣最早的“协会”诗应该是写于1997年、改于1999年的《捉刀人协会》:

    收到来信,我才知道
    我还有过这样一副面貌——
    它滞留在蛇的肚子里已有多年。
    ……
    你试探我,如同一只盘旋的鹰
    误解了你的饥饿,你最想知道的是——
    梦如果从肚子里流出来,世界会不会原谅我。

    标题和开头极易使人联想到《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有关曹操的那个“床头捉刀人”的故事,假使我们将这个原典现场援引到我们的解读中来的话,诗的效果将获得独特的加成:当曹操(A.D.155~220)以捉刀人(侍从)身份出现在会见现场的时候,他获得了看待自己的一重新视角,他放弃了自身,成为了“他者”,最后又完美回收了这个抛出去的身份和新获得的来自另一个他者的评价。让美男子崔琰(A.D.163~216)冒充自己身份会见使者的行为或许会被解释为促狭,但我们抛开历史道德主义视角来评判这起事件时,曹操的“游戏”在试探和被试探中,却收获了意外的效果:“我还有过这样一副面貌。”在这首疑似“第一首”的“协会”诗中,“协会”二字所拥有的共同体色彩得到了切实的强调,它勾连了这个古典场景(或许还有希腊“认识你自己”的古老箴言)与当代生活中的自我认知问题。也即,这首诗切切实实是关乎“我”的,诗中的蛇也好,鹰也好,野兔和蜥蜴也好,都是“我”的猎物。

    我试图拈出讨论的,就是臧棣是否“还有过这样一副面貌”?换句话说,面对那些基于经典视角(当然也是一般意义上的正统视角)所提出的诗学批评(同时包括褒扬的和贬抑的),即便它们确实成立,是否依然存在另外的视角来审视臧棣这样的写作?

    诗的辩士:命题、暗示与论辩邀请

    渴,拥有最多的形状,
    涉及各种大小,且从不缺少运气,
    怎么会需要一个圆来抽象
    一个暧昧的出口!

——《自圆学协会》,2003

   还有一些批评,比如有人认为臧棣的系列诗中,这首诗和那首诗没有区别,甚至诗中的名词可以随便替换而诗毫无不同。这样的批评有它所根植的理解背景,我们接下来可以讨论。不过,前文提到的一些质疑,其实关于“协会”系列和“丛书”系列诗,臧棣自己就有不少阐释(说句题外话,身兼批评家的诗人往往具有这样的便利,但同时,在一般人这里看来,这种自我阐释又使诗人的身份显得可疑并带上了某种勾连话语权的强力色彩),能比较具有说服力,也适合用以回应这些批评。比如关于为何不厌其烦地冠以“协会”、“丛书”等名目,在一篇访谈里,作者自己提到,他是将系列诗的形式作为史诗写作的替代性版本来运用的。这或许是当代汉语诗人在这个反史诗(anti-epic)的“小时代”所能做出的一种有趣的随机变通和适时应对。

    具体到“协会”系列,臧棣在一篇访谈中曾细致论述到自己写这个的意图(但这种意图或许并非初衷,兴许还可能是一种事后的阐释和追加):“在我创立的协会系列里,我有意为很多极其普通的事物成立了协会,意在让它们扬眉吐气,让它们也享受一番会员待遇。……在写作这些协会诗的时候,我常常会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愉悦:这些协会诗或许可以让沉默的大多数有一个属于它们自己的家园。……对我写的那些诗而言,协会不仅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而且也容纳了事物之间诸多的隐秘而又有趣的联系。协会诗的全部动机即是对这些联系的展现。而从根本上说,它们也许意味着我对我们如何度过此生的一种积极的想象或建议。”(访谈《网络诗歌未获应有尊重》,《信息日报》,2005年12月)这番阐释当然是自洽的。不过我们若是服膺于法国人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A.D.1915~1980)“作者已死”的说法,臧棣本人对“协会”系列的这番阐释也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一家之言,并不天然具有权威意义,除非他能继续说服我们这种说法与具体作品之间的可靠关联。当然,从整部《沸腾协会》看来,“协会”系列的臧棣是具有这种能力的,并且从他所倾向的菲利普•锡得尼(Philip Sidney,A.D.1554~1586)“为诗一辩”之传统来看,雄辩的臧棣也堪可“为自身一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臧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辩士”,而这个名称在这里也不仅仅(甚至不是)指称他本人的批评家身份——更重要的是,在作为作品的诗的意义上,他依然保留了辩论的本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建立起了臧棣与古希腊“辩士学派”(sophists)的某种隐秘关联。于臧棣而言,词法、表意、修辞或细节并不是诗的核心(而大多数诗人则将这些几乎当作了诗的生命),节制、精准、谦逊或激情(如大多数批评家们所期许诗人做到的那样)等也不是诗必须要具备的品质,关于诗或语言的命题才是他所要致力于的领域——换句话说,他一直试图以诗的方式来证明日常生活(或者反过来)。以此等立场而言,在臧棣这里,论题,这才是真实的日常,而普通人眼里的“生活”只不过是论题的燃料和素材。

    臧棣是古老的“辩士学派”放置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孑遗,是一个略显可疑而又似乎肩负特殊使命的存在。只不过,维系这种联系的,不再是这个学派所擅长的哲学意义上的修辞术、论辩和演说,而是诗。当然,他在诗里掺进了这笔隐秘的遗产。甚至“辩士学派”浓厚的相对主义色彩也为臧棣所继承,他将这批古人对真理和正义在绝对意义上的质疑转换成了对诗与生活在相对意义上的重新关联。有意思的是,虽然这种关联很多时候靠某种神秘体验与灵机一动而并非逻辑链条,但在臧棣这里,强化这种关联的却不是对体验的直接书写,而是在更多时候依赖于一种奇妙的论辩术。

    如果允许我们以一种天马行空的联想来阐释的话,基于“辩士学派”中人所提出的重要几何学命题“化圆为方”(求作一正方形,使其面积等于一已知圆),进一步观察臧棣的创作,兴许我们还能从中获得相对于此的参照意义。如臧棣自己的诗所巧合般提到的那样,“怎么会需要一个圆来抽象/一个暧昧的出口!”(《自圆学协会》,本段下引诗句同),这个关乎“圆”的命题在它的预设条件(作图工具限制为圆规和不带刻度的尺)面前完全被证明了是无解的,即便是对世界的期许可以“拥有最多的形状”,圆形在此也不可能诞育出一个面积一样的方形出口,它要不就保持自身本来的状态,要不就脱离命题限制而通过特殊的曲线来进行解析,如希庇阿斯(约B.C.400年前后)的割圆曲线,阿基米得(B.C.287~212)的螺线。

    不少对臧棣这个系列的作品持批评态度的诗人和批评家们,正是以命题限制的方式来看待臧棣所解析的这个古老的“几何题”(比如,从惯常的经典视角来解读,而解读预期在这里落空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自然会纷纷认为,解题人毫无疑问是在徒劳地做工。但臧棣致力于的,或许不是我们所预期的常规解法,而是在试图研发那种特殊的曲线,或者在效法安提丰(B.C.480~403)解析此题时用的“穷竭法”——日常以每一个“协会”的组织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而写作它们就像是这些协会中所进行的一种“日课”(这太接近里尔克的说法了),总有一天,它们能被拼凑成生活的应然面目。

    生活的应然面目又该是如何的呢?或者,“应然”对应着什么样的看待自身的目光,生活才真正获得意义?臧棣创作于2003年9月的《重见天日协会》这样写道:

    ……    你喜欢
    会移动的典故。比如,升起时,它是圆的,
    但不保证落下去的时候,
    它也是圆的。    ……

    “应然”就是“天日”,就是在进入存在的黑暗后又“重见天日”。不过,诗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在于,即便重见天日,我们对这轮太阳的想象也存在多种样式,“升起时,它是圆的”,落下去的时候,它兴许会是方的。这个说法不依赖于论证,甚至也不诉诸感官的传递性,作者直接告知你这个经由想象过滤后的结论,并且是以饶舌的方式。换句话说,在作者这里,这样的诗很可能并无预期的(通常意义上的)读者,它更像是个提醒:

    ……    很明显,我的灵感受雇于
    一首诗的最忠实的观众有可能是
    陌生的死者。有一天,你会陌生于你的。
    所以,看,讲究的是新生。

    这首《重见天日协会》正是这样一个提醒,它提示给我们关注一首诗中所埋伏的回答——和每个读者所获得的不同答案不同的是,诗本身只是抛出的一个邀请大家参与辩论的命题:我们之于自身的新生。从这首诗出发,或许我们能以此来看待臧棣所有的“协会”和“丛书”系列诗作,在宽泛意义上来说,它们都是这样的未完成之物,是被营造的开敞空间,是一份辩论的邀请和“做几何题”般的秘密之约。在耽于“化圆为方”般自足自洽的智力游戏的同时,2005年的《所谓圆满协会》在继续这份秘密约定,并向语言申明了它所吁求的完整性。它依然关乎“我们如何自处及何所依据”之类的问题:

    我比我们都更羡慕一个圆
    能单独给予一个活动的意义。
     ……
    假如我们的回忆能比正确更准确,
    我就会算对,你下一次被归还回来的时间。

     仙鹤悖论:“死于过分精通”还是“一次很好的演习”?

    不再这样尝试的代价
    似乎很神秘:骑在一个洞上,
    我们终于追上了
    飞得最远的
    那只鹤。

——《神秘的代价协会》,2013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应该回顾一下前面所讨论的问题和对此作出的尝试性回答。在文章的“前奏”部分,我将臧棣新世纪以来的“协会”、“丛书”系列写作范式的兴起,比喻为打开了汉语“潘多拉魔盒”的冒险行为,并对冒险所能获得的成果提出疑问,如今看来,他这种近乎偏执的“日课”式写作,自成一格,高度自洽,确乎从魔盒底部掏出了一种新的希望、可能性和想象力。在文章中的第一部分,我则阐述了如上观点,并论及,面对那些基于经典视角所提出的诗学批评,臧棣的诗存在另外的视角和参照系以供审视。文章的第二部分即提供了这个“另外的视角和参照系”,认为臧棣这两个系列的诗,核心是命题,风格是论辩,独特之处是打开文本空间以发出对读者的邀请,而旨趣则是一直试图以诗的方式来证明日常生活。所有的“协会”看上去面目含混,却缺一不可,他的偏执、絮叨和雄辩似乎都饶有深意——近乎以安提丰式的“穷竭法”来解决“化圆为方”这样的古老几何题,臧棣用系列诗来替代史诗的方式来填充当代人日常生活中久已缺失的丰盈细节。但在这个比拟中,新的问题诞生了,并且还继续和实际情况发生着真正的互文关联。

    在说出这个新问题之前,我们还有必要回顾一下臧棣的几首非“协会”系列的作品。因为这几首作品本身就有很浓重的自我指涉意味,除了完成它们自身的表意外,如何获得一种溢出来的“自我评价”,是值得我们审视的。其中一首是创作于1995年的《戈麦》:

    此人深爱需要勇气的艺术。

    对此,我们似乎早已风闻,

    但真正感到习惯,可以断定

    是小圈子里的事情。属于角落,

    只有我和另外一个人知道的事情:

    则是你精通他人的艺术。

    直到今天,我仍然坚持

    ——你事实上死于过分精通。

    胡续冬(A.D.1974~)在《臧棣:金蝉脱壳的艺术》(见“诗生活”网站作者胡续冬的个人专栏《太太留客》)一文中,曾以臧棣对戈麦的这句悼亡诗句“你事实上死于过分精通”以及接下来的“你死于/无壳可脱”作为分析的切入点,谈论与此情况相对称但方向相反的情形:“诗歌抱负之蝉蜕掉了它在漫长准备期的坚硬外壳,换上了轻捷的认识论软壳和精湛的技艺之翼”——这是对诗的作者臧棣所作出的评判。“死于过分精通”之谓,用胡的说法,是“他们自身的诗歌本体论执拗症”,而经由该文的阐述,臧棣十多年的写作调试,恰恰是摆脱这种“死于过分精通”的努力,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诗人由对诗歌的本体偏执走向辨证地看待诗歌相对于人类、相对于历史的关系并试图从中发明某种机变地维护诗歌的自主性的策略的过程”。胡续冬写下此文的2000年,臧棣尚未大规模开始他的“协会”系列写作(但已露出了这方面的端倪),“丛书”系列则尚未降临人间,现在回过头来看,他新世纪“诗歌总集”式的两部进行中的系列诗,这种“需要勇气的艺术”式的写作,是否又重新绕回到“死于过分精通”的老路上?如果没有,那么在遍布诗歌本体论关切的这种存在巨大风险和嫌疑的写作中,臧棣又如何再次“机变”地应对,他为此又付出了何种“神秘的代价”?

    刚好,我们可以将《神秘的代价协会》这首近作视为诗人最新的自我剖白。根据诗人一贯的方式,他无疑在邀请我们阅读时候参与到对文本创作中来。这个神秘的标题和诗尾惊鸿乍现的鹤,非常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好鹤失国”的典故:为了某种超出常理的、偏执的独特爱好,卫国国君懿公姬赤(B.C.?~B.C.660)就曾付出过这种神秘的代价,为此他抵押上了一个国家,而那只被称为“仙家之骐骥、羽族之宗长”(浮邱伯《相鹤经》)的鹤,早已在古典的天空中杳然不见。

    臧棣命题式、论辩性的写作,松绑了修辞和语言,但牺牲了诗某些时候所依赖的节奏感、整饬性和达意上的逻辑色彩(尽管在表述上,它们往往显得很有逻辑)而代之以神秘领会般的参与性质,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臧棣的诗也时常呈现出一种悖论般的特质。这种悖论充满论辩的机巧和心智的想象,不为通常的套路所节制,显得懒散而漫不经心。臧棣牺牲惯常诗法这份神秘代价从而获得的诗歌身法,就是《神秘的代价协会》中那只被追赶的“鹤”的身法,他声言“骑在一个洞上”(漏洞还是孔洞?)从而获得的追赶鹤的速度,是否可以看作是抛弃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获得某种心领神会般妙悟的产物?从“蝉的脱壳”(《戈麦》,1995)到“蛇腹中的另一副面貌”(《捉刀人协会》,1999),再到“鹌鹑的健全”(《反对粗暴对待自言自语协会》,2005),臧棣每隔一些年份就会有一次有意识的自我更新,如今他注目的则是《神秘的代价协会》中这般的“鹤的轻捷”。

    在蝉、蛇和鹌鹑的时代远去后,鹤,恐怕是臧棣这几年来在自我比拟意义上较为亲近的物事。这个意象也曾为后半生的张枣所偏爱(他有诗作《鹤》、《鹤君》等),但张枣诗中借助“鹤”所道的心曲,充斥着折翼之哀伤和与世界道别的暗示(“我只是在高塔楼顶歇过脚/在你杯口喝一小口水”、“别怕。学会藏到自己的死亡里去”)。相比而言,臧棣诗中的鹤则俊朗、矫健而飘逸,带着壮年的惊喜和令人着迷的羽翼。相比于诗人的完成状态而言,这种壮年的矫健和全力以赴,无疑是为最终完成的到来而准备的“一次很好的演习”(《仙鹤丛书》,2010):

    由于你的存在,对我而言,
    世界不过是一种温习。重新开始,
    或是,重新迷惑于自我。
    会飞的自我确实是一次很好的演习。
     ……
    就仿佛站起来的世界有赖于
    你能用单腿独立在优美的睡眠中。
    ……
    世界有极限,才会有你
    尖锐地对立在人类的麻木中。

    关于这首诗的开头四行(第一节),诗人木朵(A.D.1972~)有着非常精彩而别致的解读(参见《我读臧棣<仙鹤丛书>前四行》,《诗林》2011年第4期)。在“世界-温习”与“自我-演习”的两组对应词之间,世界和“我”的关系敞开了,既有格局和新开拓领地之间的互动也产生了。木朵的论断很有意思,也基本能概括臧棣这一时期的诗学意图:“他为了一次写作中所撞见的思绪安排了这个系统、这个渠道,又仅仅是利用一下,让那些热气与岩浆流了一遍、流了过去”、“他把他这一时期的聪明才智彻底地奉献给了这个舞台、这个枢纽……”不过,为诗的灵感临时搭建的舞台并不是惟一的主角,虽然在木朵这里,他认为“谁还会记得一只仙鹤到过此地?人们只依稀记得这个日夜不息、尽心尽力演着的剧目,有一个名叫丛书的后缀”,但更较真一点的话,鹤的身姿和技艺的舞台并不互斥,尤其是结合这首诗剩下的部分来看,“单腿独立”和“优美睡眠”,“世界的极限”和“人类的麻木”,唯有依赖这只具备飞翔属性的仙鹤,才能辉亮这个孤独的舞台。

    后见:对“批评”的再讨论

    你真的要我告诉那些你从未见过的人
    我是一只鹤吗?你信任我们的真相
    就好像你是一片绿叶。而站在我的角度——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丝巾,
    这美丽的夜晚是我的十万个为什么。

——《追问我们是如何着迷的协会》,2005

    事实上,臧棣在他的“丛书”系列之外,对“鹤”的留意尚未结束,“协会”系列中也少不了那只仙鹤的“惊鸿一瞥”,比如在这首《追问我们是如何着迷的协会》中,作者不惜自己亲口道出“我是一只鹤”(“你真的要我告诉那些你从未见过的人……”)这个极富诗意的“事实”。相比于张枣的临终病榻之作《鹤》:“鹤?是在叫我吗?吾非/鹤也。”(另一个版本则是“鹤 我不知道我叫鹤”、“我怎么就会叫做鹤呢?”,均据自《今天》杂志张枣纪念特辑)中隐约透露出的哀伤与弃绝色彩——这颇有李白(A.D.701~ 762)临终之作“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的味道——,臧棣是那个雨后的“美丽的夜晚”里向陌生人给出信任和邀请的、令人着迷的羽族绅士,它所提出的“十万个为什么”即是开敞的、在不断意义增殖的、关于万物重新关联的新命题。

    我在观察臧棣诗的时候,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身为批评家的臧棣的身影,会时时闪现于他的诗中。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并没有太多的话来谈论他的诗,因为他自己的不少谈论都说到了点子上,这使得其他人的阐释显得多余。不过说到批评,钱钟书(A.D.1910~ 1998)所撰《吴宓日记序》中曾自省自己早年对其师的嘲弄,称赞其师“道人之善,省己之严”、“纯笃敦厚”,并谈到某种关于批评伦理的评判:“大率露才扬己,争名不让,虽于友好,亦嘲毁无顾藉。”钱对这种“嘲毁无顾藉”大概是持保留态度的。真正的批评不仅能道人之失,还要能言人之善。对于辩才无碍的臧棣而言,他有足够的学识和机智来应对一些负面评价,而对于批评者来说,他也是个很不错的对手——前提是双方都能放下一些意气而就问题本身进行交流。不同的批评家在做出自己的判断时,有着不同的切入点和立场,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们要警惕并反对毫无原则的“表扬型批评家”——很多时候,其实问题不在于他们致力于表扬,而是因为他们表扬得很拙劣。不过矫枉过正的话,凡事都要进行一番负面意义上的“批评”,或者将这种批评视为最高原则和当然做法,也是值得商榷的。臧棣本人于2001年发布于某诗歌论坛的关于批评的一番话,虽然被不少人诟病,其实道出了批评的本质:“批评的要诀是尽量看他人的长处。若是处处掂量,莎士比亚的毛病其实比谁都多。比如,夸张,罗嗦,矫饰,花哨……其实还是怎么看怎么切入的问题。”若没有一个“长处”来尺衡,激烈的负面评价将没有落脚点,换句话说,我们的“批评”到底还是要期许一种文学秩序和正面价值。本文所要找的,就是这样一个恰当的切入点,以揭橥具有诗学抱负的诗人在写作上的心曲与理由。

    以上的全部,就是我所理解的臧棣新世纪以来“协会”系列等诗歌写作的旨趣。从整体来看,本文似乎在就着诗界对臧诗所作出的部分批评进行了一番辩护,并在辩护中道出了自己的阐释。事实上并非如此。本文的思路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后见”,即认为,对于臧棣这样有近三十年写作经验的诗人来说,我们观察他的创作轨迹至于今日,目睹如今这种乍看上去显得不可思议和略显可疑的写作形式,在做出判断前,是否应该思考下作者的真实意图?换句话说,即便是辩护,也是基于对作者三十年来写作上努力的信任,在这份秘密契约下,试图来索解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轨迹,并推测作者于此处安放的文学抱负。这是一种危险的“反推法”,它成立的前提是相信作者的写作实力和文学诚实。


2014年1月,5-10日,

撰写于沪上同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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