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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

杨炼

  2010年3月,诗人张枣辞世,他早夭的才华令人扼腕,作为这一代中,首位病逝而不曾死于非命者,使他有别于海子、顾城,少了特定的戏剧性,却突显出命运的苍茫无常。我无意加入挽歌合唱,因为我给他的小小挽歌,早在2002年初春就写好了。那首诗题为《洪荒时代》,写于我们邂逅巴黎,彻夜漫步美丽空寂的街头,畅谈家世诗事,次晨登车各奔东西之后。这首诗里,有谶语“写得好 就写至阴暗生命的报复”,也不乏赞词“有鹤的家风 就出一张鱼的牌 吧”*。我自己尤喜后一句。“家风”一词,阔别久矣!我欣赏这词的典型汉语组合,其中二字“家”与“风”,纯然是两个独立意象,并无必然联系,却天衣无缝地合为一个想象空间。配登堂入室之风,是什么“风”?细思之,除人品美德之风外,焉有其它?噫,此风非吾之家传,实传吾家也!由是,此风之起,与青萍之末无涉,却自血脉之初、家学之远,鼓荡而来,浩浩渺渺,拂入当下。其显形,一见于处世态度,二证之品味高低。所谓高贵高雅(乃至高傲),无关文采修饰,端赖此渊源深远的风骨精神。屈原从“帝高阳之苗裔兮”,歌至他自己的“内美”,正合此意。即或,有形之“鹤的家风”,在二十世纪动荡中屡遭贬低毁灭,我也相信,无形之“鹤的家风”,仍延续在孓然个人的心中,一度形同断绝,只要人在,我们也能重新发明它,犹如从汉字本质中,重新发明整个中文诗学美学传统。读到这首诗,张枣颇兴奋,说“一定好好写首诗和你!”直到他去世后,我才听说他绝命前那些“鹤”诗,个中是否相关?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一缕“家风”,是吹到他了。

  为《叙事诗》作序而肆言“家风”,似有离题之嫌。碰到较真的,或许还会问,这是否还魂的“出身论”?我得明言,家风确实和一个社会的等级有关,但等级不等于阶级,特别是我们被灌输太久、浑浑噩噩盲目接受的“阶级”理论,以及被铐锁在新种姓制度里、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的“阶级斗争”。传统中国乡绅社会语境中,“家风”与其说基于财产,不如说源于一代代递增深化的教养和修养,也因此,它先天不信任各种暴发户,却宁肯把价值的尺度交给陶渊明、曹雪芹,你说这些穷死的大诗人是什么阶级?一个金钱的下下者,何妨作精神的上上人?渗透自传因素的《叙事诗》里,我爸爸是一个重要人物。有个当年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我爸爸出身富有,家里拥有吉祥戏院等产业,他由迷昆曲而转向西方古典音乐,到大学毕业时,已对西方经典音乐作品耳熟能详。四九年后出任驻瑞士外交官的六年,更让他用欧洲生活文化,印证了音乐中浸染的人性之美。但文革开始,贝多芬被当作“资产阶级文化的代表”痛加批判。我爸爸面临一个痛苦的抉择:作为资深革命者,他应该绝对相信组织;但作为人,他又能清清楚楚感受到,那音乐中充满了爱和美。于是,究竟应当服从谁?这个今天简单得不像问题的问题,当时却不可思议的沉重。倘若肯定自己的感觉,那又该如何判断当初背叛自己家庭、半生奋斗的道路、和被美妙许诺的中国未来?所幸的是,他毕竟是我父亲,虽然内心折磨,但他终于选择了美。他认定,美没有错,错的是批判者。很久以后,当我听到这件事,才懂得了,尽管窗外充斥着急风暴雨,但我家的小气候何以能保持人性和爱,并让我相对心智健全地长大?我敬佩的,不是他认定贝多芬,而是这“认定”本身体现了一种从人性出发,重新审视历史的力量。因此,我心服口服地在《叙事诗》(《故乡哀歌》)中写道:“绕过星空 朝父亲漫步/还原为寓意本身”。

  《叙事诗》的写作,从2005到2009历时四年多。这是迄今为止,我思想上、诗学上的集大成之作。某种意义上,它把我此前的全部作品,变成了一种初稿、一个进化过程。我指的是,由长诗《家风》(标题为杨炼自造的汉字,由“人”贯穿“日”组成,读音“yi”,取“天人合一”义。——编辑注)归纳的“中国手稿”阶段,由组诗《大海停止之处》代表的“南太平洋手稿”阶段,和由长诗《同心圆》开始的“欧洲手稿”阶段,以及这些大作品之间,被我称为一个个“思想——艺术项目”的单独诗集。和以前的作品相比,《叙事诗》的难度,在于最具独创性的诗,又必须经受最普遍的公共历史经验的检验。叙一人一家之事,而穿透这个“命运之点”,涵括二十世纪中国复杂的现实、文化、以至文学沧桑。概括成两句话就是:大历史如何缠结个人命运;个人内心又如何构成历史的深度。当每个人都是历史的隐喻,这首“诗”指向的,就是“叙”人类根本处境之“事”。因此,标题《叙事诗》,全然是个思想指向。它的结构中,又隐然渗透着“家风”的传承:当我构思《叙事诗》时,偶然听到英国现代作曲家本杰明·布列顿的三首大提琴组曲,其幽深迂回、一唱三叹,虽然音色现代,但在精神底蕴上,直追德国作曲家巴赫著名的六首大提琴组曲。事后才知道,布列顿这些作品,当年正是为应和巴赫而作。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大提琴演奏家巴勃罗·卡萨尔斯,据说曾演练这六首巴赫组曲十二年之久,一旦演出,早已枯藤倒挂、铅华褪尽,那种深不可测,岂止令人喜爱?直是逼人胆寒!我爸爸自五十年代初,已全心倾慕卡萨尔斯的演奏,尤其百听不厌他的巴赫大提琴组曲。但或许他出于谨慎、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其人的另一壮举:从1937年到1955年,为抗议西班牙佛朗哥的独裁统治,卡萨尔斯拒绝到任何纳粹、独裁或“观点不清”的国家演出。就是说,在这部分世界上,他整整沉默了十八年。这最深的沉默,是否让世界听到了另一种更震撼人心的音乐?因此,1955年5月15日,当卡萨尔斯在全球音乐家的吁请下,在他流亡的法国南方小城普拉达“卡萨尔斯国际音乐节”上,重新演奏巴赫大提琴组曲。聆听他与音乐融为一体的发自肺腑的呻吟慨叹,人类怎能不为之颤栗?我十年前曾专程赴普拉达拜谒卡氏遗迹,小小的博物馆里,目睹他的圆眼镜、大提琴、石膏手模、用旧的旅行箱,特别是乐谱上细细研究每一小节的笔迹,我感到他、我父亲、我自己,哪有区别?古今中外艺术家的宿命精灵,哪有区别?这才是我们浑然如一的“家风”,如今,又叠加进布列顿和从他获得灵感的《叙事诗》,这全书三部,倘若真得神助,能穿透时空,抵达那些“鬼魂作曲家”云端的听觉,该多好。

  我曾把不同类型的诗,戏分为“镇国之宝”和“玩艺儿”。简言之,当代中文诗,必在观念上大处着眼、技巧上小处着手。有大没小,则流于空疏;有小无 大,则失之浅狭。“镇国之宝”,譬如青铜重器,须倾毕生举国之力熔铸而成,供奉神祖为其用,与馋嘴小儿口腹之欲无涉。证诸文学,《天问》、《离骚》、《史记》、《红楼》是也。虽太白璀璨、少陵沉郁、义山精雅、后主凄艳,不可比肩,盖因根本境界尚有不足。而当代中国,语言、现实、文化层层错位,每个有抱负的诗人,必须是思想者,除了“发出自己的天问”,别无他途。就是说,今天的中文诗,要么就是思想深刻到位的作品,要么就什么都不是。这儿,连成为“玩艺儿”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无论语言还是感觉,都是中外别人玩过的。我还有一命题,曰“作一个主动的他者”。是的,不仅有可见的外来“他者”,更有隐身的内在“他者”:我们一厢情愿以为能直线相连的中国古典,其实早已弃吾而去(更准确地说,被五四以来中国盛产的“文化虚无主义者”所摒弃)。我们的语言,在古汉语美学的字和外来概念的词之间分裂;我们的思维,在中、西生硬错位的语法关系间撕扯;我们的观念,常沦为一大堆摸不到感觉也不知其涵义的空洞词藻。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提问无比深刻,可我们据以应对那提问的,却是一片触目的空白!这厄运也并非中国独有,冷战之后、九一一之后,世界同样面临困惑:没有了不同社会理想之争,却更显出“大一统”的自私、玩世硬通货畅通无阻,“人”意义何在?“文学”意义何在?此刻每个人彻底孤独,举目四望,都在重重他者之间。这绝境正是唯一的真实。它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奢望可以轻易模拟、或复制任何现成的答案。我们唯一的出路,是破釜沉舟,变被动为主动,拉开审视的距离,由反思而自觉。自八十年代初,我们就谈论“人的自觉”和“诗的自觉”。如今,诗没离开提问者(天问者!)的位置,是世界转变成深深的自我怀疑,来印证诗思。我能感到,比经济危机深刻得多的人类思想危机,在渴求诗歌杰作。熔铸“镇国之宝”,当此时也。这,正是当代中文诗最根本的诗意。《叙事诗》是一首长诗。它和我此前的两部长诗《家风》与《同心圆》潜在关联,构成了一种正、反、合的关系。确切地说,中国——外国——中外合一。《家风》植根于《易经》象征体系,又敞开于当代中国经验,以七种不同形式的诗、三种不同风格的散文,完成了一场大规模语言试验。诗歌一如诗人自己,“以死亡的形式诞生才真的诞生”。《同心圆》以漂泊经验为底蕴,横跨中、外文化,用一个贯穿的空间意识,组合起五个层层漾开(层层深化?)的同心圆,那个结构,与其说是诗学的,毋宁说更是哲学的,它把时间纳入空间,把自我置于圆心处提问者的位置,最终,思想同心圆取代了线性的进化论,建立起“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动”的思维模式。当代中文的独特语境,使我们的作品必然兼具两大特点:观念性和实验性。即使仅仅写一行诗,我们也得重组古今中外的所有资源。没有这个潜在的大海,漂浮在白纸上的句子就不配称为“诗”。同理,长诗不仅意味着长度。“长”,必须吻合于“深”,又因为要表达那“深”,而非创“新”不可。因此,我读一首长诗,首先希望读到作者臻于完整的人生经验,其次,从中提炼哲学诗学思想的能力,最后才是这件作品的完成度。不得不承认,深度就是难度。在急功近利的当下中国,诗人要么滞留于长满老年斑的“青春期”,没完没了重复原始发泄,要么浅尝辄止,在批发的写作数量和贫瘠的诗歌质量间,表现出吓人的反差。但其实,玩“先锋”不难,而成为有后劲发展出不同写作阶段的“后锋”很难。诗是“欲速则不达”的最佳注解。我写《家风》用了五年,《同心圆》四年,现在《叙事诗》又是四年多。三部长诗,十三年以上的生命心血,一种刻意的慢,回顾中才见出航速,结果反而快了。回到我爸爸的人生名言,凡事第一须“自得其乐”,第二须“慢慢来”。这两句话也堪称最佳“写作学”。写即悟道、即修炼,原非人造诗,从来诗造人。诗之文火,幽幽远远, “炼”出诗人真身。

  我从来没为自己的诗作写过序,原因之一是不希望助长读者的懒惰。他们应当从一行行诗句中读出诗人的苦心。但这次,我为《叙事诗》破了例,因为 “家风”主题,既来自又超出此诗。《叙事诗》希冀传承的,乃是绵延三千余年的中文诗歌精美传统之风。因此,《叙事诗》的真正抱负,不能只停留在“为什么” 写,它必须落实为“如何写”这个作品上?用我阅读别人作品的尺度,就是第一看完整的人生经验,第二看提炼思想的能力,而最终看如何呈现为作品。我给这部长诗定的标准,一言以蔽之,是极端“形式主义的”。全书的整体音乐构思、三部分之间的节奏对比、每部标题中点明的时间意识、每部专门设计的结构、每首诗独特的韵律(包括刻意的无韵体)、以及不同意象的活力等等,基于诗意的深化推进,而“持续地赋予形式”。形式就是思想。当代中文诗必须抛弃粗劣而重获精雅,植根个人又与古典神似。我希望,通过这部独创的作品,能一圆折磨新诗近一百年的“新古典”之梦。同时,也请读者注意,这些诗句间“家风”劲吹。第一部“照相册”,从我诞生第一天的照片始,到我母亲剪贴完照相册、次日清晨猝然去世止,把一个回顾中几乎非现实的童年,用一个个日期牢牢锁定。第二部“水薄荷哀歌”,用五首哀歌,梳理贯穿我个人沧桑的五大主题:现实、爱情、历史、故乡、诗歌,直到时间幻象被剥去,人类不变的处境展示无遗。第三部“哲人之墟”,那“墟”在哪里?除了我们耽于深思的内心,它能在哪里?历史无所谓悲喜,它仅仅归结于此。“两次来到/洗劫后的洁净 月光的幽咽/缕缕幽香 让你听你在逍遥”。没错,倘若你嗅觉灵敏,这风就有老庄味儿,有佛祖味儿,有苏格拉底味儿,它掠过无数“思想面具”,粼粼拂动我手中“月色和这首诗两个表面”,把一个人的“空书”,变成“火中满溢之书”。

  《叙事诗》这样的极端之作,当然被一般出版者视为剧毒。但四川新华文轩出版传媒集团,愿意出版它,且倾全力精美出版之,令我刮目相看之余,更为感动。在全球商业化的恶俗中,仍有秉持古雅中文诗歌“家风”者。由是,诗人的书桌上盘旋而起的清新之气,方绵延不绝。我想,正因为这个贯穿了古今中外诗人的 血缘,让我不仅是幸存者,更堪称幸运者。

  树欲静而不能静,该抱怨自己定力不够。而家风不可止。我信,它永不休止。

                                           2010年10月11日伦敦改定

  *《洪荒时代——赠张枣》,见杨炼诗集《李河谷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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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4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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