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艺网首页-资讯-文学-美术-音乐-影视-摄影-戏剧-舞蹈-理论-访谈-艺术家-OV电视-文艺百科-文艺商城-北京文艺圈-北京文艺论坛

格拉斯:我累了,只有回忆能让我保持清醒

2015/4/14 17:23:43 来源:北京文艺网 我要评论 我要投稿

我累了,只有回忆能让我保持清醒。

回忆就像洋葱,每剥掉一层都会露出一些早已忘却的事情

层层剥落间,泪湿衣襟

——格拉斯八十自白

格拉斯:我累了,只有回忆能让我保持清醒

  1999年,君特·格拉斯因“其嬉戏之中蕴含悲剧色彩的寓言,描摹出了人类淡忘的历史面目”,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
 
  当地时间4月13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德国城市吕贝克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7岁。
 
  君特·格拉斯,1927年10月16日生于德国但泽,为当代德国重要作家,其新颖的语言和奇诡的想象力使他成为当代世界文学巨匠中的一员。他于1965年获得格奥尔格·毕希纳奖,并于1993年被选为英国皇家文学会荣誉院士,他在1995年获得赫尔曼·凯斯滕奖。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除了在文学界享有盛名,格拉斯还活跃在战后德国的政治舞台上。格拉斯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坚决反对北约在德国的土地上部署核武器。两德统一后,格拉斯更致力于反对逐渐滋生的仇外主义和新纳粹黑暗势力。
 
  德国之声在纪念文章中认为,德国的纳粹过去这一主题伴随着作家君特·格拉斯的一生。在他1959年的小说处女作《铁皮鼓》中,君特·格拉斯成为最早提出对纳粹罪责问题的德国人之一。格拉斯曾经说过,“人们曾装作似乎是某个幽灵来误导了可怜的德国民众。而我从年轻时的观察得知,并非如此。一切都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
 
  德国之声在文章中还表示,“君特·格拉斯一生打破禁忌。他的逝世令德国失去了一位斗士和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他将作为一位不屈服的作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的积极参与、反抗精神以及自身的争议都对当今德国产生了影响。”
 
  格拉斯一生中学习并探索了各式各样的艺术形式,从诗歌到戏剧,从雕塑到绘画美术,每一样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是直到1959年出版的处女作小说《铁皮鼓》让他在40年后赢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才收获了巨大的文学声誉。
 
  《铁皮鼓》:在德国比《浮士德》还受欢迎

格拉斯:我累了,只有回忆能让我保持清醒
根据格拉斯小说《铁皮鼓》所拍摄的同名电影剧照

  1927年10月16日,君特·格拉斯出生于但泽,格拉斯在天主教的环境下成长,其父母在但泽开杂货店,全家居住在公寓中。这座城市是格拉斯最重要的小说故事背景,《铁皮鼓》、《狗年月》和《猫与鼠》合称为但泽三部曲。但泽是一座充满历史诡异的城市,这座原属于东普鲁士的港口城市因为一战德国战败被划分为自由市,实际上就是划给波兰。1939年,希特勒重占但泽,二战随即爆发。
 
  1944年11月,君特·格拉斯加入军队,转年4月20日受伤被俘。对于自己的纳粹历史,直到2007年,他的自传小说《剥洋葱》出版时,格拉斯才正式对外证实,引起轩然大波。
 
  对格拉斯来说,但泽是一个失去了的家乡。也正因为如此,他早年的作品都围绕着这座城市展开。他曾说过,“如果你失去了什么东西,你会强迫性地去回想它。而文学是很神奇的东西,它提供了这么一个可能性,把某些绝对已经失去了的东西用写作的手法再现、重生出来。”
 
  但《铁皮鼓》在波兰曾经是被禁的。波兰曾经把划分过去的德国东部省份的历史篡改过,将它描述成本来就属于波兰的。德国在那里的历史完全被抹杀了。原先的但泽人流落到德国各地,其他地方的波兰人来到这里,第二代、第三代人在但泽出生。对于他们来说,《铁皮鼓》讲述了但泽早先的历史。
 
  二战结束后,格拉斯从战俘营返乡,他先是做石刻学徒,后入大学学习艺术。1950年代早期,格拉斯那时候是一个艺术系的学生,第一次出国旅游,去了意大利,然后去了法国,在巴黎时,格拉斯非常穷,他还记得他是拿一幅石版画来支付牙医账单的,“我没有现金,为了赚钱,就像古代游吟诗人从一个领主跑到另一个领主那里一样,到处兜售我写的诗。这就是我那时候的生活状况。”
 
  1950年代中期起,格拉斯也成为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团体“47社”的一员。他参与社会:无论是现实政治还是对纳粹过去的反省,格拉斯都成为当时联邦德国的道德典范。
 
  《铁皮鼓》创作于1950年代,格拉斯说这是一个“复辟时期”,“那个年代人的行为,就像是被恶魔蛊惑了一样。”当时距离纳粹德国1945年战败已有10余年,经过10多年的遗忘和经济复兴,纳粹罪行逐渐从德国日常生活中隐去,用格拉斯的话说,社会中充斥着市侩气,“自我封闭又相互排挤”,格拉斯觉得有必要说点什么,于是就有了振聋发聩的《铁皮鼓》。
 
  “1956年,我开始在柏林写作《铁皮鼓》,之后又创作了《猫与鼠》和《狗年月》。对于我来说,这三本书属于一个整体。我觉得,《狗年月》是《铁皮鼓》的一个提升。不过现在谁愿意听作者说话呢?《铁皮鼓》是一部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流浪汉形象,这是一个那个年代的小人物,他的谎言、他的野蛮、他的梦想、他所有的可能与不可能都在书里出现。《铁皮鼓》中为数众多的配角都以这个主角为中心。而《狗年月》有三个叙述者,这是一本复杂得多的小说,真相变化无常,事实与事实之间相互对立,读者要从中作出自己的判断。”格拉斯回忆说。
 
  不过小说出版之后,在德国和美国都受到不少恶评,有人审判这部小说“色情”并当众焚毁,就像在纳粹时期一样,有评论说它,“这本书亵渎神明……故意地、让人讨厌地亵渎神明……阅读《铁皮鼓》就像经历日耳曼人的噩梦一样。”
 
  1959年《铁皮鼓》出版的时候,在当时的文学界可以称得上是一件“丑闻”。例如,1960年,他曾被授予不来梅文学奖,但因为不来梅市议会的反对,又被剥夺了这一奖项。这本书曾经被指责为“色情小说”,当然它不是。有一些新教年轻人还曾经烧过这本书。
 
  “在联邦德国,有些人就像纳粹时代的法官一样,比如他们对《铁皮鼓》进行了审判。阿登纳内阁主张对书籍进行审查,第一任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也投票赞成这一法案。我在《时代周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也受到了审查。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烙印,现在几乎很难想象。”格拉斯曾回忆说。
 
  《铁皮鼓》里,奥斯卡拒绝生长。他保持着孩子般的样子,矮小、看起来很单纯。奥斯卡作为一个长不大的人可以在战争中幸存,但他无法逃避罪责。他促成了妈妈的死;他对舅舅(他的生身父亲)的死也负有责任,他还导致了父亲因为被纳粹党徽章卡住喉咙而死于苏联士兵的枪下。战争之后,奥斯卡终于在一个运货车厢里继续生长。奥斯卡对成长的拒绝被认为是国家罪行的象征符号。
 
  格拉斯很喜欢奥斯卡关于马戏团的经历,马戏团是《铁皮鼓》里的重要情节。格拉斯认为,马戏团是梦想与现实直接相连的地方,流浪汉小说也是欧洲小说的重要形式,通过主人公的流浪生涯来反映他的时代。
 
  有时候,《铁皮鼓》对格拉斯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负担”,他从来不说这是“我最好的小说”。但时至今日,读者对格拉斯作品的兴趣还集中在《铁皮鼓》上。1979年,德国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将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该片获得了第5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第32届国际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的成功,也让小说获得了持续的全球影响力。
 
  《铁皮鼓》对世界文学特别是德语文学究竟有多重要?德国知名知识分子报纸《时代报》做的一份“我们的经典” 评选活动中,有5万名读者投票参与,评选出最受欢迎的20部经典作品,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格拉斯的《铁皮鼓》,紧随其后的才是歌德的《浮士德》。
 
  《剥洋葱》:因首次证实自己的纳粹历史而遭受质疑

格拉斯:我累了,只有回忆能让我保持清醒
《剥洋葱》书封

  格拉斯最近的三部作品《剥洋葱》、《盒式相机》和《格林的词语》前后历时6年。其中,自传小说《剥洋葱》出版带来的所谓党卫军成员丑闻,格拉斯一度遭受了全世界的质疑。
 
  在《剥洋葱》中,格拉斯记叙了作家从12岁到32岁的生活经历,格拉斯的童年在但泽老城的炮火声中结束,17岁入伍党卫军,未发一枪受伤被俘;之后面临战后匮乏年代的三重饥饿:对食物,对女人,对艺术。在杜塞尔多夫的酒吧,业余爵士手格拉斯把搓衣板当乐器;带母亲去那“柠檬花开的南方”巴黎的地下室,为第一部小说找到了第一句话,然后一章又一章,这就是《铁皮鼓》。而引起世界哗然的党卫军部分出现在第四章《我怎样学会了害怕》。
 
  格拉斯声称12岁时战争的爆发,对他意味着童年的结束,此前的童年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的。在传记中,格拉斯一次次诘问年轻的自己,一层一层地剥去记忆的外皮,尽管这是一个痛苦、艰难、浸满泪水的过程,因为格拉斯认为“我们美化、戏剧化自己的经历,让它们一桩桩浓缩成轶事。我想,所有这一切一目了然,包括文学回忆录的坏名声。这就是‘洋葱’。在剥洋葱时,也就是在写作的时候,会一层皮一层皮地、一句一句地越来越明显,让人可以看出来,这下失踪者将会重新活过来”。
 
  对德国人来说,格拉斯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慈悲心肠的法官和没有限制的道德权威。他与德国人的战争健忘症不断地斗争。1990年两德统一时,格拉斯反对1990年德国的统一,还形容民主德国的“合并”是联邦德国的殖民行为。自传《剥洋葱》出版后,他敌人的机会到了,大肆渲染格拉斯的党卫军身份,连从但泽出去的波兰前总统瓦文萨都要求格拉斯放弃他的“格但斯克荣誉市民”称号。
 
  瓦文萨的愤怒没有在波兰引起太多反响,相反格拉斯的城市之后还为格拉斯举办一系列祝寿活动,包括音乐会、展览、研讨会,以及电影回顾展。格拉斯应属世界上最著名的格但斯克人,《铁皮鼓》每年为这座港市带来众多游客,老城内多有小说主人公——侏儒奥斯卡·马策拉特的锡鼓售卖。
 
  当时刚刚过了80岁生日的君特·格拉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如其自传《剥洋葱》中所说,他只是向军方提交了服役书,但最终加入党卫军并非出于个人意愿。声明中,格拉斯说:“15岁的时候,我自愿加入国防军。事实上,我希望服役于潜艇部队或者坦克部队。”“但最后我被招募进党卫军并非出于我的积极加入,只是在1944年秋天,我收到来自党卫军的一纸服役书。”“常被忽略的一点非常清楚和简单:我不是自愿加入党卫军的。”
 
  更多人还是捍卫格拉斯,比如美国作家约翰·欧文写信给格拉斯:“对我来说,你仍然是一个英雄,既是一个作家,又是一个道德指南针。你作为一个作家和国家公民的勇气都是可效仿的——你最近的被揭露的事是勇气的提高,而不是降低。”电影《铁皮鼓》的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也在《每日镜报》上表达了对格拉斯的同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孟钟捷认为,“无数个如格拉斯那样战时有过糊涂之举,而战后清醒认识到纳粹过去之恶的人,或许都曾对自己的历史讳莫若深,而对外却无比勇敢地站出来反省民族问题。尽管今天的人们可以指责他们掩盖了个体的罪恶,但他们此举又何尝不是一种带血的补偿呢?”
 
  《格林的词语》:最后一部长篇著作

格拉斯:我累了,只有回忆能让我保持清醒
《格林的词语》书封

  2014年1月,已经86岁的君特·格拉斯在接受德国帕绍新闻报专访时表示,因为身体原因将无法再创作长篇小说,这也意味着他上一部作品《格林的词语》很可能将成为格拉斯最后一部长篇著作。
 
  当时他在接受采访时感叹了自己的年老,“我现在已经86岁了。我觉得自己没办法再写一部长篇小说了。”“我的身体已经不允许我用五六年时间去完成一项写作工程,可写一本长篇小说就是要那么久。”
 
  其实,在《格林的词语》一书中,格拉斯就已经流露出不再写作,至少无法再写长篇的意思。在该书的最后,格拉斯用短短几页描述了一位天时不多的老人的心境,如今的他还饱受重听的困扰:“周围越来越安静,我们是自我娱乐者,但我们知道,与此同时,时间是如何滴答滴答走过的。”
 
  晚年专心于画画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

格拉斯:我累了,只有回忆能让我保持清醒
格拉斯为其诗集《风信鸡之优点》所绘插图

  在过去的几年中,长居德国汉堡的格拉斯其实已经以画画为主业,专心于水彩画,他把这当成“一个新的开始”。

  晚年,除了画画,格拉斯并没有停止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2013年12月,君特·格拉斯签署了一份全球作家公开信,就斯诺登事件要求各政府减少对公民的监控。君特·格拉斯对社交网络入侵私人生活表示担忧。再早之前,格拉斯因为发表一首谴责以色列的诗歌《必须要说》而被扣上反犹主义的帽子。他在诗歌中公开批评西方世界对以色列和伊朗的双重标准,指出德国因为历史包袱不敢反对以色列。

  君特·格拉斯:爱在柏林

  摘自《剥洋葱》
 
  就在第一天,学院大厅里左后边的电话间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到有人在那儿,就松了一口气。要是那里有三四个人在门前排队等,我就感到如释重负。我不安地避免注视它,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只要它是空的,直截了当地邀我进去,我每次都陷入诱惑中:现在,现在,现在……
 
  我曾多次走进它,给自己打气,然后,拨出那个背得烂熟的号码,但是,在传出接通的第一声信号后,我就立刻挂上了听筒。对方应了一两声,却得不到回答。我的硬币就这么浪费了。
 
  不过,那个电话间是无法永久避开的。它在等候,表现出耐心,似乎在等我这个优柔寡断的人:一个窥伺的圈套。不久,它又出现在我眼前,在我去施泰因广场的路上,或是从工作室回到学院内院的时候。
 
  它朝我迎面而来,又在我身后尾随。对于施吕特街的这个房客来说,它在睡梦中仍然敞开,像邀请似的空着。它使我成了那里的常客,我被那拨号盘吸引,被一个个数码吸引。在梦里,我因为持续的占线信号而一事无成。但也只有在梦里才传来应答,让人兴奋地进入一次较长时间的通话。
 
  说我胆小,可以算得上是正确地说出了我的举止。那一个接一个数字的号码就像是一串念珠连祷的组成部分,反复地说出,又保持原样,但只是短时间有用。
 
  有一次,我排到电话亭前等候的行列里,一边与辛特尼斯班上的一个女生说笑,这对我显然有好处。她叫克里斯蒂娜,身上有些好像马驹的东西,那就是她的马尾式发型。我真想用手抚摩它,但也仅此而已。她在我的前头跨进了电话间,这时,忽然有一个人离开了,那个人很像我,天生害怕具有约束力的话语。
 
  我的爱情就这么谨小慎微地保护在粗坯状态,懵懵懂懂地隐藏在温柔的话语下,这对我已经足够了。我享受着我的犹豫,担心接下去的事,所以想回避,因为每当我准备跨进那个小房间时,我知道,只须献出两枚硬币,拨出一个又一个号码,然后谦恭地听着一声又一声信号,那就会听到,玛丽·维格曼排练场的秘书怎么接电话,有礼或者无礼地询问你的要求,于是你说出一个人的名和姓,与她通话是你的迫切愿望,接着便是等候,直到她跳跳蹦蹦地跑过来,用十分悦耳的书面德语说“是我,请讲”,那么你就完啦,没了退路,被拴住了,因为你势必会受到控制。你不能再悄悄溜掉,只好开始说一些事,熟悉你自己,接近实实在在的人,而她的名字原本只是随便写下来的。
 
  然后,我通过电话与一个叫安娜·施瓦茨的学舞蹈女生说了简短的几句话,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就实现了。进展真快啊。一个电话就够了。
 
  我费了很大劲儿,回忆我们后来的儿辈及孙辈的生日,才弄清了那个日期:我们是1953年1月18日会面的。大凡值得纪念的历史事件,比如,重大战役与谛结和约,我总觉得就像是在眼前,第二帝国按照俾斯麦的意愿建立的日子,至今仍有用处,我有时想起那个冰冷的日子——那到底是个星期六还是星期日呢?——但对于那一天的过程已经不大清楚了。
 
  我们约好了中午1点钟见面,地点在动物园火车站的地铁出口处。因为我曾在森夫滕贝格和施普伦贝格之间负过伤,丢了那块金茨勒手表,身上没带多多少少能知道时间的东西,所以,我过早地站在车站的大钟下面,犹豫不决地跑来跑去,陷入诱惑之中,又克制了一会儿,但后来还是走到对面那排店铺的一张柜台旁喝了两杯酒,所以,当安娜准时来到时,我的呼吸散发出酒气,而她当时看上去还不够二十岁。
 
  她的动作中带着一些男孩子气。寒冷使得她鼻子通红。该怎么跟这个年轻的姑娘打发中午以及整个下午的时间呢?把她带到这个转租房客的房间去?那个寡妇房东拒绝女人来访,所以我没有这个想法,即使想到了,那也是要严格避免的做法。于是,我就提出到附近的康德街去看一场电影,但是很不巧,那儿正放映一个西部片。于是,我做出了以前我从没做过的事,有礼貌地邀请施瓦茨小姐,去陶恩琴街的席林店喝咖啡和吃点心,或是去选帝侯大街的克兰茨勒店?
 
  在文字中找不到,我们到底是怎样以及在哪儿度过了那个漫长的下午。就假定是随便闲聊吧:赤着脚跳舞的事儿怎么样?您小时候上过芭蕾舞课吗?您的新老师,那位有名的玛丽·威格曼,到底怎么样?要求很严格,恰如所希望的那样?
 
  或是我们大谈诗歌的那些无冕之王,谈柏林东边的布莱希特和西边的贝恩?当时我们关心政治吗?
 
  或是在吃第一块糕点之前,我就充分考虑到了相关的效果,冒充自己是诗人?
 
  我能像个淘金者那样不停地振摇筛子,但是没有漂亮话,没有风趣的碎片,没有大胆比喻的回响,能够经久不变。我们在这儿或那儿还吃了多少块糕点或蛋糕,也没有一片洋葱列出来。我们就这样或那样地打发时间。
 
  与安娜的真正会见是晚上才开始的,我们随着人流走进了当时很有名的“蛋壳”舞厅。如果这是说我们跳了舞,那其实并没说出什么来。我们在跳舞中配合默契,才更接近实情。我在回顾我们的十六年婚姻时不得不承认:我们确曾很亲近,直至融合为一,成为天造地设的一对。如果说安娜只是在跳舞时对我如此亲近,那么平时,我们也尽力体贴。但我们相互又常常视而不见,到处乱跑,寻找根本没有或只是幽灵的东西。后来,我们做了父母——受到责任的约束——相互却迷失了,只还跟孩子们亲近。最后是布鲁诺,他简直不知道自己该留在哪儿。
 
  “蛋壳”舞厅里的乐队不时地演奏迪克西兰爵士乐、散柏乐和节奏强劲的爵士乐。我们忘情地跳着各种舞蹈。这显得很容易,就好像过去我们一直在一起练习过似的。就好像心情绝好的一对获得了成功。我们在跳舞的人当中站好位置。我们几乎没察觉人家在观看我们。我们真愿就这么长久地跳下去,坦诚而亲密,短促的目光和手指的轻按,分开是为了再配合,成对地旋转,踮起脚来,只想这样:跳到筋疲力尽才分开,又合为一体,然后飞腾起来,呈失重状态,比思想更快,却又比流逝的时间慢。
 
  奏完最后的布鲁士舞曲,将近午夜的时候,我才送安娜上了电车。她住在施马尔根多夫的转租房子里。在跳舞的间隙,我想必说了“我要娶你”的话,随后,她指了指一个朋友,说她对那个人心怀感激,而这又促使我说:“没关系,我们等着瞧吧。”
 
  这就是轻松愉快的开始,抵消了随后而来的所有沉重的东西。
 
摘自《剥洋葱:君特·格拉斯回忆录》魏育青/王滨滨/吴裕康译
 
  (编辑:王日立)

 

返回首页

热点文章

最新更新

网友评论

关于北京文艺网|著作权声明|招聘信息|合作招商|广告服务|客服中心|协作单位|联系方式
北京文艺网版权所有 Email:artsbj@artsbj.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