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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惠燕

2011年02月23日 来源:北京文艺网 我要评论 分享家:Addthis中文版

    八七年的秋天杨惠燕做过一次长途旅行。那时候她的身体还没垮,第二次手术后除了平胸看不出任何病状。她独自一人向西南进发,先后到达过西安、乾县、临潼、华山、九寨沟、松潘、成都、乐山、娥眉、大足、重庆、丰都、巫山、巴东、宜昌、大庸、张家界、柳州、桂林、阳朔、昆明、大理、瑞丽、畹町和西双版纳。她拍了很多照片。照片上的杨惠燕斜挎着背包,扎着一根辫子,就像当年的知青。她用很少的钱,走完了很长的路,从未住过十元以上的旅店。有时她与那些流浪乞讨的人在一起,在候车室内的硬木椅子上过夜,枕着她的背包。虽没有作贱自己的意思,但也不像以往那样自我顾惜。疾病使她在人群中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再不必像那些年轻的姑娘们一样成天提心吊胆忧心忡忡。

  这是杨惠燕最长的也是最后的一次旅行。实际上她已将生死置之不顾。在死亡的照耀下杨惠燕获得了一种虚假的自由感。既然死之将至,还有什么是不可以发生的呢?也许在潜意识里她的确盼望过意外事件的发生,一次艳遇──几乎完全不可能,或一次丑恶的强暴,但它们均未出现。在漫长的旅途中杨惠艳倒是遇到过不少好人,这些人帮过她的忙,或与她结下了同路人的情谊。他们彼此互留了地址和电话号码,相约下次再见(在南京或他们所在的城市里)。与这些人的交往中体现了世界的善,但也没有善到那样的地步:让杨惠燕不治而愈。我想没有人知道她是一个绝症患者,这是她的末日之旅。她混迹于他们中间,从秀丽的山水间走过,然后再来向这些原本不认识的地方与不认识的人挥手作别,感情一定丰富异常。

  奇怪的是:来日无多,杨惠燕并不珍惜与家里人呆在一起的时间。在她还能动弹的日子里甚至都没想到去徐庄看望父亲。她选择了一个人独处的方式,在异乡的土地上与陌生人在一起,这还是懂事以后的第一次。她终于可以“单独”呆一会儿了。
 
  还是让我们回到照片上来。在最后的日子里杨惠燕竟成为一位摄影爱好者,拍了很多照片。当然,她更愿意充当模特儿,我说她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主要针对这一点,她更愿意让别人拍自己,而不是拍别人。旅行途中风格各异的照片除外──它们出于众多的友谊之手,在室内,她与张文的卧室里那些照片的摄影师主要是张文。我们从中得以窥见最后的日子里杨惠燕生活起居的情况:织毛衣、读书、练气功、和三三在一起。大部分照片里杨惠燕穿着色彩鲜艳的宽松睡裙,一反上班时代里朴素、严谨的打扮。张文是如何说服她的,这仍是一个谜。就像爱上摄影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样,她何时也爱上了穿戴?

  照片上杨惠燕的服饰更迭频繁,但式样大都一样(宽松的睡裙或睡袍)。它们一概出自手工,是杨惠燕用她结婚时的那台缝纫机缝制成的,造价估计不会太高。与天蓝色连衣裙时代相比,她的手艺显然进步了。当然主要的还是眼光和穿衣服的感觉,以及热忱。多年以后杨惠燕终于找回了爱美的热忱,即使她现在胸脯平平,但衣服穿在她身上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性感得当。也许是她现在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从来足不出户。也许,突然之间彩色摄影流行起来,成本相对低廉。也许是旅行归崐来的余兴未消。

  有时候杨惠燕也充当摄影师,除了对着镜子自拍过一两张外,对象几乎是唯一的,那就是三三。那个时期保留下来的照片中三三的形象几乎与杨惠燕等量。另有他们大量的合影(摄影师为张文),或是三三被抱在怀中,或是他扒在她的肩上,或是二者相安无事,一个坐在床头看电视,一个则卧在床尾双目紧盯镜头。相形之下杨惠燕与张文的合影反倒很少。这些事是很奇怪的。在杨惠燕看来(在她最后的时刻通过镜头看见的世界中),三三和祖国的河山竟是同等重要的。杨惠燕作为摄影师的两大主题即是三三和祖国风光,后者在她旅行时拍摄的照片中反复出现,几乎构成了浪费。诸如此类的空镜头风景我们在画报、明信片上随处可见,并无任何特异之处。可这样的照片竟占据了杨惠燕摄影作品的全部(旅行中的那部分)。而在天津新村的卧室里,她只拍三三。可见,杨惠燕对人还是没有什么兴趣。

  后来杨惠燕开始浮肿变形,摄影时期即告结束。她给自己做的那些宽大松弛的衣服倒很符合改变后的形体。杨惠燕似乎很有预见。 

  杨惠燕的病情再也无法向她的娘家人隐瞒了。父亲和杨军都来南京探望过。杨军已经进厂当了工人,并且就要结婚了,对象是厂里的同事。遗憾的是姐姐无法回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对此杨惠燕并不在意,因为一切都在她的掌握和操纵之中。现在她有的是时间来过问父亲和弟弟的事,只不过不能事必躬亲罢了。她因为生病和治疗的要求,不能回到乡下去。于是他们比以往更频繁地来到南京,来到她的床边讨主意。到后来杨惠燕肿胀变形,一般他们也只能隔着一道帘子了。双方对话的主要内容仍然是他们的生活问题。乡下的房子不能再住了,需要翻新重盖,或者是王翠珍(杨军的老婆)怀孕了,将来小孩生下来由谁来带?杨惠燕在帘子后面一一作答,真有点垂帘听政的味道。   

    如果不是她病得那么重,又休息在家,弟弟的孩子定然是她来带了。杨惠燕从未带过孩子,也没有做过正式的母亲,可依旧像是这方面的权威一样再三叮嘱杨军和王翠珍如何行事。她的抚育经验只限于动物(三三他们),但杨军和王翠珍还是信服地点头称是。为了迎接孩子的降临,杨惠燕在她的卧室里开起了服装工厂。门帘后面机器声嗒嗒不停,是她日以继夜地踩踏缝纫机。此刻她只有一只手臂可以活动了,脸部也因为浮肿视力受到很大的妨碍。她习惯着在新的生理条件下制作幼儿服装。彼此都是第一次:改变后的身体和幼儿服装,她的目的就是让它们在工作中相互适应。这里只有缝纫机是老的,性能依旧,它比她的身体更具不朽性。   

    于是我们看见了一个幼儿在服装方面的全部所需。从襁褓尿布到鞋袜小帽,从柔软的内衣到可爱的外套,从四季有别到每天替换的需要。尺寸在逐渐加大,标志着孩子在成长,从呱呱坠地到四岁有余,杨惠燕再也无力干下去了。她对杨军和翠珍说:“你们把这些带回去先用着吧。四岁以后可以去商店里买现成的。如果是个女孩,长大以后就可以穿我的衣服了,反正我也用不着了。”   她指示王翠珍打开一只皮箱,里面是杨惠燕挑拣出来的自己的一些衣服,大部分都没有穿过,甚至拍照时也没有穿过。这些衣服真是太美了。在生病的这几年里杨惠燕做衣服用以消磨时光,慢工出细活,加之没有明确的目的性(不考虑是否能穿得出门),这批衣服简直就是艺术作品。她把它们交到了王翠珍的手里。

    张文对此极为不满,对他们一家如此强烈地依赖一个危在旦夕的病人充满了鄙夷。“看看你姐姐,看看你的女儿,都病成什么样子了!”他对杨军和他的爸爸说。张文痛恨他们来了以后只谈他们自己的事,而对杨惠燕的病况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漠不关心。当然,在实际治疗中他们亦起不了任何作用,帮不上忙。他们对杨惠燕的态度就好像她一切正常,或者不过是头疼脑热而已。也许,他们是觉得已无药可治,杨惠燕不过是在床上等死,任何有关的谈话和关切都是无济于事的。   

    一次,杨惠燕的爸爸背着杨惠燕对张文说了实话:“我是医生,何尝不知道小燕子的病?她是没治了啊!”说完老泪纵横。这样的感情爆发多少对张文是一个安慰。不然他真的觉得这家人太薄情寡义了,相形之下杨惠燕就越发可怜。   

    现在,杨惠燕的爸爸总算为女儿恸哭过了。那个王翠珍──杨军的老婆是很容易就红眼睛的。当杨惠燕把那只衣箱交给她,加上那番叮嘱的话语不禁使她泪水盈盈了。“一个外人都这样,可她的亲弟弟呢!”张文实在想不通。为强调反差他故意把王翠珍称做“外人”。张文开始向杨惠燕讲述她是怎么把杨军带大的,当年有多么地不容易,就好像那些事与杨惠燕无关,反倒得由张文来告诉她。怀着某种复杂的心情张文开始支使杨军,当然是在他姐姐的事情上。张文觉得他有义务为姐姐做更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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