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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匠·侯孝贤 | 他用影像记录了半个世纪的台湾

2018/09/11 10:24:44 来源:导演帮  
侯孝贤喜欢捕捉时光脉络——童年记忆,青年躁动,父辈往事成为候导电影中的叙事主体。他将时代中的人,转化为不可磨灭的电影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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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诺阿说:“一个导演一生只在拍一部电影”。


  所以杨德昌叙述民族自省,蔡明亮独喜爱情悱恻,李安诠释文化冲突,而侯孝贤导演,则爱捕捉时光脉络——童年记忆,青年躁动,父辈往事成为候导电影中的叙事主体。他将时代中的人,转化为不可磨灭的电影表达。


  从侯孝贤的电影中可感知近代台湾的历史变迁,文化交融和独一无二的台湾风貌。


  他在动荡中出生


  台湾先后被荷兰、英国、西班牙等列强入侵。直到1661年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但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台湾开始长久的殖民史。此后中国大陆风云变迁,国民党政府内战失败举兵迁台,再一次将台湾阻隔在了家国之外。


  1947年,4个月大的侯孝贤随全家迁台,家庭由于政治原因无法回归内地,后定居于高雄。


  12岁时他的父亲去世,17岁时母亲去世。1966年,大专联考失利后,侯孝贤入伍服兵役。


  期间他看了一部英国影片《十字路口》,感触之余决心拍自己的电影。一晃就是十余年,期间他当过推销员,场记等,直到1980年他拍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就是溜溜的她》。


  正是动荡年代的感触和丰富生活体验,才使侯孝贤拍出真实的台湾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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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溜溜的她》


  侯孝贤的乡土情结


  60年代的台湾电影,在李行导演的《蚵女》,《养鸭人家》为代表的“健康写实主义”的旗帜下达到一个高潮,农村生活和写实场景,为侯孝贤日后拍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做了铺垫。


  但台湾电影工业薄弱,无法抵御香港电影入侵,市场长期被外来电影占据。直到《光阴的故事》问世,开启台湾电影新浪潮。


  新电影强调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和对社会现状的反思。这正是侯孝贤所擅长的,他至始至终都是生活脉络的观察、思考者。他首先从自己的童年经验中找到灵感。《在那河边青青草》、《儿子的大玩偶》、《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以孩童视角进行展现,反映台湾社会和家庭矛盾。书写个体成长记忆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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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往事》剧照


  《纽约时报》的文生·坎比认为:“侯孝贤的电影语言颇似早期的戈达尔,《冬冬的假期》似乎受特吕弗影响。法国电影新浪潮对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台湾新电影的代表旗手,侯导开始书写自己的电影旅程。


  《童年往事》开篇旁白:“这部电影,是我对童年的一些记忆,尤其是对父亲的印象,台北地底潮湿,我父亲得了哮喘,为了给父亲养病,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全家搬到了凤山”。


  父亲在外打拼,母亲持家,但子女多花费大,家中还有有老人,这就是60年代台湾的普通家庭。


  电影里展现的孩童们睡榻榻米,藏弹珠、爬大树、翻高墙的童年游戏,以及用蜂窝煤烧水的生活场景,都是台湾当时现实的写照。


  侯孝贤没用过多的语言渲染情绪,长镜头精准的把握住当时的社会神态——希冀未来但又困难重重的矛盾心态。


  影片结尾画外音说到:“一年以后,祖母去世,我没有考取大学,吴素梅全家搬到高雄。”故事似乎还可以发展,我最后去找吴素梅了吗?我没有考取大学去哪里呢?故事戛然而止,余韵悠悠。


  他把握了台湾新浪潮的本质——乡土情怀,本土意识。


  在政治环境日渐宽松的背景下,电影人文特质表达的一种回归,他用“用光影书写历史”。在侯孝贤书写了童年记忆时期获得认可后,他将自己对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思索放在电影中。


  《风柜来的人》和《恋恋风尘》讲述70年代台湾青年人的成长经历,也是侯孝贤自己的经历,从风柜到高雄,亦或者是从山村到台北,都讲述了台湾人的迁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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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柜归来的人》


  《恋恋风尘》中以长达70秒的长镜头开场,火车在隧道穿梭,前途是一片光亮,隧道放过又是隧道,不知何处是尽头。意味着少年们,从青春期到成年期中的茫然过渡。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个世界和他们自身,但不是完全自觉的。


  侯孝贤多次描写入伍对台湾民众的影响。《风柜来的人》结尾阿清在入伍前,突然决定站在凳子上叫卖。阿清的声音在市场里回荡,但镜头给到市场中人们忙碌的画面,大家都对他置之不理。声音逐渐减弱,融入了嘈杂的世界中。


  这样的镜头暗示,成为台湾民众共同的“生命体验”。风往哪里吹草就往哪里倒,入伍带来的初恋别离,远走他乡是那一代人不能承受之重。台湾的经济飞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带给侯孝贤的感触是巨大的,也是他创作这些电影的因素之一。


  悲情三部曲中的台湾风貌


  侯孝贤在看了沈从文自传后曾写到:“冷眼看生死,其中又包含着最大的宽容和深沉悲伤”。这种想法直接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人在社会中或喜或悲都是时代的体现,可以感知不可强求。


  所以有了悲情三部曲的客观从容——《悲情城市》1989荣获金狮奖,《戏梦人生》1993荣获戛纳评审团大奖,提名金棕榈,1995《好男好女》提名金棕榈,三部曲折射出了自年《马关条约》签订,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以来至今的整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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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情城市》剧照


  《悲情城市》讲述1945年年日本投降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前,岛内的政、经、文的巨大改变,通过林家在日据时期经营的艺旦间,抗战后又重新开张展开叙事,家族中人各自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侯孝贤用沈从文式的深沉悲伤去感知,抗战后台湾最为动荡的年代,也获得国际认可,成为当时亚洲为数不多的金狮奖的获得者。


  《戏梦人生》则是侯孝贤对近代台湾变迁的历史的演绎,通过布袋戏大师李天禄前半生的生活经历为叙事主线,李老本人的口述回忆与拍摄重塑的场面相互穿梭交织,以他的个体经历呈现出台湾自清末至1945年日本投降五十年间的历史风貌。


  如果说《悲情城市》是一个家族的辛酸史,《戏梦人生》是艺术家的口述史,那《好男好女》就是迁台民众的生活史,蒋碧玉见证了抗日战火,从千金小姐成长为坚定的革命女性,最终也难逃麻木度日。


  侯孝贤对台湾历史的反思,通过其固定长镜头,及其客观、冷静、含蓄和平实地叙述出了台湾的历史变迁,重构族群对历史的记忆。侯孝贤一直坚持的个人风格,影响了一代电影人,也为日后台湾电影萧条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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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梦人生》剧照


  高潮低谷,仍在坚持


  侯孝贤在创作悲情三部曲后,个人艺术成就达到了高峰,可是台湾电影新浪潮却早早的走入下坡路。


  因为在艺术性提升的同时,叙事角度和结构的曲高和寡和观众格格不入,台湾电影票房直线下滑,1993年台湾图本电影产量不足20部到了2000年只生产了10部影片。电影基本被好莱坞占领。


  正是由于固定机位,情节非戏剧化,含蓄的语言叙述侯孝贤获得了成功,但丧失了一些观赏性。商业上的不成功和台湾电影新浪潮的结束让侯曾感慨到:“台湾电影现在连商业片都拍不出来了,大家还在拼命的拍参展片,《悲情城市》其实是一个和不好的例子,因为被大家误导以为那是一个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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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时候的侯孝贤


  此时,侯孝贤的创作心态在此也开始的改变,影片《南国再见》回到了侯孝贤更为擅长、也更为私人的生活领域,真实可感,纯熟自然。描述台湾边缘人的题材,视角拓宽,人物贴近,思考的层面也较之前活跃,并获金棕榈提名。


  可是在这以后,侯孝贤继续坚持自己对电影的理解拍摄了《海上花》《千禧曼波》《咖啡时光》等侯式电影。


  《海上花》片长110分钟仅有40个镜头,平均每个镜头长2.75分钟。《千禧曼波》获金棕榈提名,但还是在象牙塔中,受众仍是国际电影节评委。


  《咖啡时光》在04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首轮评选就被淘汰。但此时侯孝贤的电影观念早已成熟,他决意拍自己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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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他执导的《最好的时光》又回到他初入电影行业时的台湾历史与青年题材,《最好的时光》横跨三个时期的恋爱梦、自由梦、青春梦并又获金棕榈提名。2007年的《红气球之旅》,把台湾“经验”输送到更大的国际舞台,直到15年《聂隐娘》斩获坎城影展最佳导演奖。


  他在获奖感言说到:来坎城已经第七次了,得过一个奖,我都忘了是什么奖,得导演奖是对我的一个鼓励,拍电影不容易,尤其找到那么多钱更难。”最终侯导对于自己风格坚持获得了满场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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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隐娘》剧照

  
  侯孝贤曾经评价自己的电影:“我的电影在欧洲非常特别,不仅是长镜头,其实是说故事的型态跟结构,也就是角度,这个角度跟空间,是国外所没有的,我的电影比较接近道家,它没有答案,只是对人对事的一种咏叹,讲得比较容易了解的是一种心情,一种省思。


  可以说侯孝贤的电影就是近代台湾社会变迁的记录,他对台湾历史的揣摩,对台湾现代文明的思考,是含蓄的,也是深刻的。面对商业诱惑但仍然坚持本心,拍摄作者电影,不愧为一代电影大师,华人之光。


  (编辑: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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