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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与罗曼·罗兰

2008/07/23 13:17:32 来源:北京文艺网  
   

作者:杨建民


傅雷先生

    傅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他的翻译,以法国文学为主,在此中,又以大作家巴尔扎克及罗曼·罗兰的作品为中心。在翻译罗曼·罗兰作品过程中,他还与这位大作家有过书信往来,为中西文化交流留下一段有益的佳话。

    一

  傅雷翻译罗曼·罗兰,是从他阅读并受其作品《贝多芬》影响开始的。傅雷四岁丧父,其母为抚养他成人,督教甚严。在其后来的自述中,他有“故我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之句。在这种环境下,他的性格变得敏感而激烈。1927年自费赴法游学,很快就与西方浪漫派文学心律应和,阅读了卢梭、夏多勃里昂、拉马丁等作家的大量作品,并深受这些作品的感染。

  傅雷的少年经历及感染浪漫派文学,对他的情绪有极大影响,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神经亦复衰弱,不知如何遣此人生。”在游学期间,他先后到过瑞士、比利时、意大利、但“均未能平复狂躁之情绪。”

  但是,傅雷的这种情绪很快就被罗曼·罗兰转移。留法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傅雷读到了罗曼·罗兰写的一本小书《贝多芬》,“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

  罗曼·罗兰的《贝多芬》,并非一本一般意义上的传记。而是一部与前辈音乐家相互契合、交流、感染的非凡精神史。用作家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然后我又和他单独相对,倾吐着我的衷曲,在多雾的莱因河畔,在那些潮湿而灰色的四月天,浸淫着他的苦难、他的勇气、他的欢乐、他的悲哀,我跪着,由他用强有力的手搀扶起来……在他的祝福之下,我重又踏上巴黎的归路,得到了鼓励,和人生重新缔了约,一路向神明唱着病愈者的感谢曲,那感谢曲便是这本小册子。”

  由此可见,这本小书的产生,是作家受到贝多芬精神影响的结果。罗曼·罗兰当时的状况,与此时的傅雷颇为相似,故此,傅雷便如“神光烛照”,感动得“不禁嚎啕大哭”了。

  此时,傅雷便发愿要将《贝多芬》一书译出。从他个人说:“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由此他认为: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我年青的一代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罗兰所负的债务。

    二

  1931年,傅雷便开始偿还这笔所负精神“债务”——翻译《贝多芬传》。译出之后,出版却遇见了麻烦。因为在此之前,该书已有过北新书局版杨晦译本、艺术界杂志刊徐蔚南译本等数个版本。而且傅雷在翻译界还是个未闻的新人,他的拘谨的译笔也显得颇不成熟,出版界当然不愿接受。傅雷当时十分失望,因为这毕竟是他的最初试译,所译又是自己所珍爱。但是,这次出版的失败对年轻的译者也许并非坏事。在近十年后傅雷重译该书时,甚至有些感谢这件事了,因为他得以“把少年时代幼稚的翻译习作一笔勾销”。

  这个初译本完成后,傅雷一鼓作气,又译出了罗曼·罗兰合称为三大“名人传”的另两部——《弥盖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这三位伟大天才,在罗曼·罗兰心中,是“英雄”人物。而这英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只不过是“人类的忠仆”,只因为具有伟大的品格。罗曼·罗兰写出他们,是想在当时的境况中,号召“英雄”们汲取前辈“英雄”的勇力,结成一支共同奋斗的队伍。傅雷翻译出他们,更因为:“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贝多芬传》1942年译者序)

  三部“名人传”译出,傅雷对著作内容及文采领会当然更为深入,对作者——罗曼·罗兰,当然更为仰慕。1934年3月3日,傅雷怀着对精神导师的无比尊崇,向罗曼·罗兰致奉一函:

  “大师座右:

  尊作‘名人传’三册,现已译竣,祈允予付梓出版……

[NextPage]

  先生关于三大天才之著作,已哺育万千青年,谅各现行语言早有译本,中译已落后手。个中原因,容弟子追述一二,俾先生知愚以何等感恩之情勉力从事哉。”

  接下,傅雷对当初读到《贝多芬传》时的情形进行了描述,认为“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鉴于此番经历,愚曾发愿欲译此三传,期对陷于苦闷中之年轻朋友有所助益,以此等青年在吾国亦为数不少耳。”

  傅雷对中国人的精神历程进行了一番追述,认为古时不藉宗教,遵循孔子之说,而能“安于平静、勤俭,欢愉之生活,知足常乐。受老子之影响,贤人智士大率洒脱高蹈,超尘出世。”这在傅雷看去,是“黄金时代”。

  可这“黄金时代”已成往昔,这不能不使身在其中的傅雷担忧。“欧风东渐,时事遂多变化。今日之民鼠,既不能效法举奉孔老之先辈,于危险之激情预加防范,亦不能如欧洲狂热之基督徒,一旦摆脱羁绊,还我以更伟大、更完善、更纯洁之面目。顾精神失衡由是失却,非溺于激情而懵懵懂懂,即陷于麻痹而无所作为。”

  在这样的时候,贝多芬、弥盖朗琪罗等“天才英雄”的不可摇撼的坚强意志和非凡勇气,当然对“我辈”有“莫大启发。”这当然也是傅雷翻译这几部“英雄传”的重要理由。

  谈及托尔斯泰,傅雷根据自己所感所闻做了较多地发挥:“若托尔斯泰,其不抵抗主义又宜于我辈深长思之。”托尔斯泰曾与我国著名学者辜鸿铭有过书翰往来,这封信,在傅雷看来,也表达了“勿以恶抗恶”的不抵抗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西方世界许多人士都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深长思考,认为它的弊端在这场大战中表露无遗。由此,远距离,未深入地体察领会,也使当时一些西方人士对东方文化产生了特别的关注和向往。这些,傅雷也以为是中国人逆来顺受不抵抗主义造成的结果之一。

  1931年5月,傅雷在罗马结识了一位早年曾任驻东京武官的意大利将军。他将这位将军的一番言论告诉了罗曼·罗兰,以表达自己所领会其所著《托尔斯泰传》的主旨。这位将军与当时许多西方人士的观念相似,认为:现代西方文明已走入崎岖危途,长此下去一定会发生变化。中国在此时向西方文明学习,根本没有必要。

  这位意大利将军对傅雷谈及自己1908年的远东之行,认为中国人是最勤劳、淡泊,最平和的民族,而且身体耐力也比其他民族要强,加上饮食有节,消费少而出产多;在他的眼里,中国人性格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被人欺负,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也“从不抵抗”,可最后仍能获得胜利。这些特点,使“中国人不能,也不必有组织,‘无组织’更胜于‘有组织’”。甚至中国无需发展工业,步近代文明的后尘。这样一来,体魄和道德方面可以保持本色,自然可以摆脱困厄。因为不抵抗的效果,更胜过诉诸暴力。

  傅雷将这一番话再向罗曼·罗兰转述,是认为《托尔斯泰传》一书,表述的思想与这番言论相类似(这一点后来罗曼·罗兰予以了指正)。在这封信的最后,傅雷希望罗曼·罗兰能够回函,并请求能将回函作为序言刊登在自己的译著前面。这一点,后来也得到满足。

    三

  当时罗曼·罗兰正在瑞士沃德州的奥尔迦别墅居住,收到傅雷的信后,他在当年六月卅日作了回复。除去对名人三传翻译表示高兴外,对“英雄”二字还作了进一步解说:

  三月三日赐书,收到甚迟。足下移译拙著《贝多芬》、《弥盖朗琪罗》、《托尔斯泰》三传,并有意以汉译付刊,闻之不胜欣慰。

  ……

  夫吾人所处之时代乃一切民众遭受磨炼与战斗之时代也;为骄傲为荣誉而成为伟大,未足也;必当为公众服务而成为伟大。最伟大之领袖必为一民族乃至全人类之忠仆。昔之孙逸仙、列宁、今之甘地,皆是也。 [NextPage]

  由此可见,罗曼·罗兰在此时,已将以强力称威从自己“英雄”概念中排开,而把“为公众服务”,“全人类忠仆”的孙中山,列宁,甘地等奉为“英雄”,这就使此概念包含有崇高的社会意义和深刻的人道观念。由此也可以看出,此时的罗曼·罗兰,思想与先前写“名人传”时增加了实践人道观念的社会内容。

  对于傅雷信中对“不抵抗主义”的表述,罗曼·罗兰作了一番指正。他首先认为,这个问题“所设太广太繁,非短简可尽”,但他在对印度著名的甘地的不抵抗主义行为进行论述后,明晰地说:“余将首先声明,余实不喜此‘无抵抗’之名,以其暗示屈服之观念,决不能表白英雄的与剧烈的行动性,如甘地运动所已实现者。唯一适合之名辞,当为‘非武力的拒绝’。”

  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最早成书于1913年。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西方世界有关文明的认识问题,尚未进行深度反思。在二十多年后,罗曼·罗兰显然对此问题有了新的心得:“盖吾人对于国家或党派实行强暴时之残忍,决不能作何幸想。吾人不能依恃彼等之怜悯,亦不能幸图彼等攻击一无抵抗之敌人时或有内疚。”

  基于此,罗曼·罗兰意识到,不抵抗主义这样的事,“宁勿轻于尝试!否则即不殒灭,亦将因恐惧而有中途背叛之日。”可以说基本否定了这种思想和做法。虽然他在信末以理想主义的信念说:不论其是否使用武力,人类必将向统一之途迈进!

  罗曼·罗兰的原信,傅雷将其影印制版,置于1935年3月出版的中译本《托尔斯泰传》卷首。傅雷还将此信翻译出来,附加了一个《论无抵抗主义》的标题,作为代序刊在这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作前面。

  接到罗曼·罗兰信不久,傅雷有一朋友准备赴欧洲,因当时向国外寄信颇不方便,傅雷匆匆赶写一函,托请朋友到欧洲后寄出。这就是傅雷寄给罗曼·罗兰的第二封信:

  大师座右:

  六月三十日赐书奉悉,不胜感激。尊作“名人三传”,译稿已为商务印书馆接受,该馆系我国最大之出版社,惜乎书待明年方能印就。鄙人已将大札译成中文,同时亦已复制所赠照片冠于《托尔斯泰传》卷首;特此再致谢意。

  在这封信中,傅雷提到自己还想翻译罗曼·罗兰《昔日音乐家》和《今日音乐家》两部著作,因为“真正之中国音乐尚不存在,或说已不存在,故尤应介绍欧洲音乐,以音乐家之人格更重于音乐也。”查傅雷译作,并没有这两部著作,可知后来大约没有译出。

  在思想上,傅雷也同意罗曼·罗兰认为在混乱之时,“洁身自好之士惟有隐遁于深邃之思想境域中”之看法,表示自己“惟期隐遁于精神境域中耳。”

  这封信写于1934年8月20日,由赴欧洲的友人携带,在9月21日由法国马赛港寄发。在这封信中,傅雷附了自己一帧照片。照片背后,有“谨致深切的敬意,傅怒安。一九三四年八月”字样;罗曼·罗兰在边上注明:“傅怒安,‘三名人传’之中译者。”四

  傅雷译出的“名人三传”,是分别出版的。其中《贝多芬传》虽译出较早,但寄给商务印书馆被退回后,他便先搁置了下来。《托尔斯泰传》1935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序言以作者罗曼·罗兰致译者书替代;《弥盖朗琪罗传》1935年8月排印。傅雷本人极看重的《贝多芬传》,十多年后又重新译过,由上海骆驼书店排印。前后十数年,译者是花费了极多心血的。

  当然,如读者所知,罗曼·罗兰的作品,傅雷并不仅仅翻译了“三名人传”,使这位法国大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先后有数人翻译过,但傅雷翻译,最初由商务印书馆,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仍是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译本。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第一卷,是1937年出版的,这时距“名人三传”初译初版,不过一两年,由此可见,在翻译罗曼·罗兰作品方面,傅雷当时下了极大功夫,用去了他刚从欧洲返回不久的大量时间和充沛的精力。这是至今应当感激的。

  傅雷与这位法国著名作家的交往情形,人们最初所知,只是罗曼·罗兰给傅雷写过信。因为这在当时就由傅雷译出,置放在《托尔斯泰传》译本前面。而傅雷致罗曼·罗兰的信,半个世纪来并不为人知。

  1982年,已经八十八岁高龄的罗曼·罗兰夫人,将一批丈夫与中国人通信的资料寄给中国翻译家、学者戈宝权先生。在这些资料中,寻找出了傅雷的第二封信函。这封信经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法国文学学者罗新璋先生译出,最初引述发表在戈宝权先生的文章中。后来,傅雷的第一封信也被寻出,仍由罗新璋先生译出。这两封信的译笔,罗先生追摹当时傅雷翻译罗曼·罗兰信的韵调,凝炼而古奥,两相对照,颇有意趣。

  傅雷与罗曼·罗兰的交往,是中西文化交流中颇有意义的事。罗曼·罗兰的作品,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译者傅雷功不可没。而他们间的交往,也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中必然地呼唤及应合,困惑或认知。这在异质文化交流中必然会碰到,记述出来,或许会对我们今天不同文化背景间的交流有所助益,这是值得认真体会的。


   (编辑: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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