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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的启蒙学者陈乐民先生

2009/05/31 22:47:48 来源:  
   

徐友渔


陈乐民先生

    2008年接近年底,陈乐民先生悄然地、永远地与我们离别了。陈先生和夫人资中筠均属贤德之人,对于生死荣辱早就看得很透和很淡,故亲朋好友、同事同僚,以及像我们这些弟子晚辈都没有机会在正式的仪式或场合向他告别。但是,陈先生的高风亮节、道德文章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却是不可磨灭的。

    陈乐民先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学术专长是在中国与西欧的外交关系方面。我曾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聆听过他的长篇发言,既为他的思想宏富、立论高远慑服,又钦佩他在国际问题研究中不局限于政治、军事、经济等表层现象而特别重视文化、历史等长久因素。在聚会中、餐桌上也有不少机会向他请教,陈先生不爱高谈阔论,不像有些恃才傲物的学者喜欢把持“话语霸权”,他总是言简意赅、平静沉稳,但讲出的道理却令人深思与难忘。

    我不研究国际问题,与陈先生的交流不算广泛、深入,但我与他在思想文化立场上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自视为启蒙事业的传人,在当代中国思想潮流的冲击碰撞中坚决捍卫启蒙的价值。

    陈乐民先生言说启蒙的一个阵地是《万象》杂志,从2006年5月号起,该杂志用3期刊登了他与德国学者史傅德(Fred E. Schrader)的对谈录,题目是“启蒙精神·市民社会”。紧接着,他又从2006年11月号起发表多篇以“启蒙札记”为总题目的文章,直至2008年12月号。据此,我要冒着片面与偏颇的风险说,陈先生在告别人世前留给我们的一份思想文化遗嘱,就是伸张、捍卫启蒙。

    启蒙,这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揭橥和弘扬,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重新发扬的价值,但自9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大举登陆的语境中,它备受质疑和批判,“什么是启蒙,谁有资格启蒙,启谁的蒙?”一连串问题扑面而来、咄咄逼人。陈乐民先生面对这样的挑战,没有追随时髦和玩新概念,他只是站在常识的立场上,用质朴的语言,借助于启蒙思想发源地哲学家的观念来作回应。他引证伏尔泰的大部头著作《关于各民族的风俗和精神》,直截了当地说:“启蒙,启蒙,启什么蒙,都在里面了。说白了,从不明白到明白,就叫‘启蒙’,摆脱一切迷信就叫‘启蒙’。”

    为了说明启蒙思想的核心,陈先生引用了洛克的话:“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他说,把人和人的权利放在一切政治权力之上,成了以后西方政治文明不能绕过的根本点。不论是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还是近期联合国的一系列关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文件,一路下来,究其出发点都在这里。启蒙精神,说一千道一万,根本的根本就在这里。

    陈先生说,回溯历史,放眼全球,可以说任何民族要摆脱愚昧、黑暗和迷信,都需要有一个启蒙时期,这是历史的规律。中国自五四以来,历经沟沟坎坎,进进退退,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华民族的命运必定是押在是否“从糊涂到明白”的进路上,而不是相反。这种信念,和他十分敬重的李慎之先生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陈乐民先生论著的一大特色,是利用自己关于西欧启蒙故乡各国丰富的知识和深厚的学养,使中国读者对于启蒙的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机制有更全面、深刻的了解。在法国诸多启蒙思想家中,他最喜爱和推崇的是伏尔泰,在“启蒙札记”系列中,他对伏尔泰也着墨最多。他说,伏尔泰最有人性,因此也最理性。陈先生还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伏尔泰经常和当局过不去,那他是不是爱国者?陈先生的回答是:他爱,爱得刻骨铭心,爱得“恨铁不成钢”。法国至少落后英国60年,一方面蒙在暴虐和愚昧之中,一方面却志得意满、沉溺于物质享受,如果“爱国主义”就是对自己祖国的弱点视而不见,那么伏尔泰不爱国,“爱国主义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永远心满意足,连自己头上的疮疤也‘爱’;另一种是通过指陈弊病以求救治之道……伏尔泰自然属于后者。”

    陈先生最为赞成和欣赏的是伏尔泰的这句话:“我不赞成你所说的,但是我至死也要捍卫你把它说出来的权利。”他说这确实是伏尔泰性格的深动写照,值得庆幸的是,这句至理名言现在在中国也流传甚广,并为许多人实行。比如,在“范跑跑”和“郭跳跳”的争辩中,大多数人一方面谴责“范跑跑”罔顾教师职责,同时也不同意“郭跳跳”不准对方说话的霸道作风。[NextPage]

    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近年来的一大成就和进步,是从以前那种一味重视、推崇法国思想文化转变到同时也重视和研究英国思想文化,陈先生自己的研究未见得是一种转变,但与这种潮流却是同步的,并提供了有启发性的例证。他注意到,中国人在谈欧洲启蒙时,对英国往往注意不够,比如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影响较大,对英国却注意很少。这是什么原因?这可能是英国比起欧洲大陆超前了两个世纪,在政治自由、宗教宽容等方面的问题早就有比较好的解决,当欧陆还在为这些进步吵得引人注目时,英国已经在平静地享受进步带来的繁荣。在这方面,法国、德国比不了英国,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德国的启蒙哲学都有些“异军突起”的味道,而英国则是细水长流,水到渠成。

    陈先生具体分析说,英国领先于欧洲大陆的,主要是这三点:一、自由经济,自由贸易;二、人的自由和人权观念(包括言论自由、出版结社自由);三、法治。这三点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所必备的,这三点经验从英国开始,很快就传播到北美和西欧,从当代世界的大趋势看,它的普世价值是无可怀疑的。

    谈到欧洲的启蒙,一些中国人以为这提供了为我们的国粹自傲的理由,曾经有一阵子,“伏尔泰与中国”成为流行的话题,说伏尔泰对中华帝国和儒教有特殊好感,启蒙思想家把中国制度和文化视为楷模,伏尔泰被说成是西方的孔门弟子。陈先生根据自己对于欧洲历史文化的深厚修养指出,这些都是夸大其辞,反映了某些人的自我中心心理。包括伏尔泰在内的欧洲哲人虽然博学多识,但对于中国的了解却是他们知识结构中最薄弱之处,他们的粗浅看法得自于来华传教士浅陋而矛盾的观察,他们放大中国的优点是拿中国说事以针砭本国的弊病。要说对欧洲的启蒙产生真正的影响,“中国连敲敲边鼓的份儿都没有”。

    不过,陈乐民先生并不气馁,更不自卑,他所怀抱的,是立脚于现实的希望,是冷静的自信。而我辈对陈先生的追思与怀念,最好的方式就是沿着他认定的路走下去。


   (编辑:萧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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