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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瘦鹃:从风花雪月到最后的尊严

2010/05/12 11:11:02 来源:北京文艺网专稿  
   

作者:关勇

  尽管周瘦鹃陈年自述祖辈是苏北里下河一带“泛宅”来苏州的船民,到他不过三代,苟存苏州社会的最底层,父洋伯终年来往于上海到汉口的轮渡上,虽为人微言轻的会计,却喜读报纸,忧于国事,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可惜病体不支,壮年身故(1900年),一贫如洗,寡母带了他兄弟三人和一个妹妹,靠针线苦度日脚,青少年时代的苦学生活由此说来。但苏南章老(章品镇先生)总觉得这老人身上残留着一份贵胄公子气。
  
  少年失怙、家境贫寒的周瘦鹃风华翩翩,七岁入私塾,读诗集经传,后转入储实两等小学,十四岁(1909,宣统元年)以义务生(即免费生)资格考入上海大南门著名的民立中学,由于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一直享受免费待遇,并受到校长苏颖杰的器重,老师孙警策的鼓励。
  
  十六岁(1910年),他在暑期偶经城隍庙旧书摊购得一本《浙江潮》杂志,沉迷于其中一篇描写法国军官爱情故事的笔记,一个月时间夜以继日地改编出了八幕话剧《爱之花》,并用“泣红”笔名投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这便是周瘦鹃的处女作。后该剧被郑正秋(新民社)、春柳社等戏剧团搬上舞台,首演于武汉,轰动一时。并被改编成电影,易名《美人关》。但是,他的第一篇见诸报刊的作品,并不是《爱之花》,而是1911年五月发于《妇女时报》创刊号的短篇小说《落花怨》,署名“瘦鹃”。同年三月,他试译一篇法国政治小说《百合魔》,刊登于《小说月报》第三期。随后又翻译《孤星怨》。“怨”与“爱”无形中与周瘦鹃一生的性格嗜好和写作基调融化一体,贯彻始终。
  
  1912年毕业前夕,一场伤寒突如其来,周瘦鹃头发、眉毛全数脱落,未能参加毕业考。鉴于他平时学业突出,苏校长破例发给毕业证书,并留校任英文教员。他所教的一年级学生多是富家子弟,有的年长于他,常常合伙欺负他这个小先生。周瘦鹃一边忍气吞声地执教,一边勤奋写作。一年以后,他发表了一些译文和作品,以一个多产小说家的声誉崭露文坛。于是他辞职专事写作。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
  
  十九岁(1914年夏),周瘦鹃协助友人王纯根创办《礼拜六》周刊,刊名根据美国富兰克林创办的《礼拜六晚邮报》而来。不久停刊。后于一九二一年春他独自将该刊复活。在前后200期《礼拜六》周刊中,他的作品居多。前100期出于一四年六月至一六年四月,后100期出于二一年三月至二三年二月,正当“五四”之前与“五四”之后,它因而成为新文学向鸳鸯蝴蝶派抗争首当其冲的第一堡垒。然而《礼拜六》也是叶圣陶、老舍、张天翼、施蛰存、楼适夷等新文学老作家最初发表习作的园地。周瘦鹃许多早期的翻译小说和最有特色的哀情小说,也都发表于《礼拜六》。
  
  民国初期刊物不多,《礼拜六》风行一时,受到众多消闲读者的狂热吹捧,它千方百计地迎合小市民、小知识分子口味,供人消闲,成为当时鸳鸯蝴蝶派的主要阵地和代表刊物。“宁可不讨小老婆,不可不读《礼拜六》”。当年周瘦鹃等在报上连载长篇小说,市民们排队等候,这种盛况只有后来金庸先生连载武侠小说时才重现上海。周瘦鹃的通俗小说虽属杜撰,却也有着淳厚的文化底蕴,又是写爱情的新潮派,,读来荡气回肠,即所谓“二八鸳鸯同命鸟,一对蝴蝶可怜虫”。当时的文坛称包天笑、周瘦鹃等一批写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作家为鸳鸯蝴蝶派,揣摩玩味这五个字,可以说褒贬兼而有之。
  
  对后来以号为名,周瘦鹃自己解释:“最带苦相的要算是我的‘瘦鹃’两字。杜鹃已是天地间的苦鸟,常在夜半啼血的,如今加上个‘瘦’字,分明是一头啼血啼瘦的杜鹃。这个苦岂不是十足的苦么?”由此可见,周瘦鹃以“苦”为号为名,既有永记早年贫苦生活之意,更有今后卖文维生不辞辛苦的深意。

[NextPage]  鸳鸯蝴蝶派有其庸俗、低趣的一面,这无须为长者讳。“那时旧文坛的机关杂志,是著名的《礼拜六》,几乎集了天下摇头摆尾的文人,于《礼拜六》一炉!至《礼拜六》所刊的文字,十九是卿卿我我,哀哀唧唧的小说,把民族性陶醉萎靡到极点了!此即所谓鸳鸯蝴蝶派的文字。其中如徐枕亚吴双热周瘦鹃等,尤以善谈鸳鸯蝴蝶著名,周瘦鹃且为礼拜六派之健将。……”(《鲁迅全集·伪自由书·后记》)
  
  因鸳鸯蝴蝶派长期为新文学作家詈骂和奚落,几成“封建”、“守旧”、“顽固”,“堕落”的代名词,被“派定”为其中者,大都不领此“恶谥”。周瘦鹃只承认自己是礼拜六派,他在《闲话〈礼拜六〉》里说:“我是编辑过《礼拜六》的,并经常创作小说和散文,也经常翻译西方名家的短篇小说,在《礼拜六》上发表的。所以我年轻时和《礼拜六》有血肉不可分开的关系,是个十十足足、不折不扣的礼拜六派。”并说,“至于鸳鸯蝴蝶派和写作四六句的骈俪文章的,那是以《玉梨魂》出名的徐枕亚一派,礼拜六派倒是写不出来的。当然,在二百期的《礼拜六》中,未始捉不出几对鸳鸯几只蝴蝶来,但还不至于满天乱飞遍地皆是吧!”
  
  大路朝天。回到1914年,在周瘦鹃中学毕业的那年冬天,一次观看务本女中滇剧时,他结识了年轻貌美的务本女校学生周吟萍,周吟萍有一个英文名字violet(紫罗兰)。俩人书简往来,许缔交谊。而Violet给周先生的情书多署VT为下款,作为隐讳。由于Violet的父母认为周先生是个穷书生,坚决反对俩人往来,并把女儿嫁给了一位富家子。自此,周先生便一生寄情于莳弄家里养植的紫罗兰。由于俩人情愫尤深,终年维持以书信传情,而Violet更赠周先生一指环,上面刻有LOVE字,周先生则长期带着以示对此情的坚贞,直至周先生在文革当中含冤死去。看“清末民初文坛轶事”,郑逸梅先生于书中清笔白描了周瘦鹃喜爱紫罗兰的动人故事。郑老还说张恨水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了小说,而袁寒云也为他们这段情题过不少词。(张恨水的中篇小说《换巢弯风》与宋德咏的传奇小说《花梦鹃魂》中的主人翁,便是周瘦鹃;而小说中的故事,便是根据周瘦鹃与周吟萍的恋爱本事。)
  
  为怀纪爱情,周瘦鹃常以怀兰、怀兰室主等笔名发文,所编杂志和丛刊定名《紫罗兰》、《紫兰花片》,小品集取名《紫兰芽》、《紫兰小谱》。他曾说:“我之与紫罗兰,不用讳言,自有一段隐事,刻骨倾心;达四十余年之久还是忘不了。”这一失败的初恋,无疑对周瘦鹃的文学创作内容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在他早期所写的大量小说中,哀情小说最为突出,因而周瘦鹃也有“哀情巨子”、“哀情巨孽”、“哀情大师”等各种称号。陈小蝶写给他的诗中云:“弥天际地只情字,如此钟情世所稀。我怪周郎一枝笔,如何只会写相思。”他自己在《说触》一文中说:“小说之足以动人,世之人咸公认之矣。予生而多感,好为哀情小说,笔到泪随,凄人心脾,以是每造孽放无形之中,今虽欲仟之,已苦不及矣。”周瘦鹃在《礼拜六》中发表哀情小说最多。如《此恨绵绵无绝期》、《阿郎安在》、《画里真真》、《行再将见》等。这种才子佳人式的小说,文言白话兼有,大抵是暴露社会的黑暗,军阀的横暴,家庭的专制,婚姻的不自由等。值得一提的是写于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二条、激起全国人民反袁反日的爱国小说《亡国奴之日记》,周瘦鹃向世人诉说国家将亡的痛苦心情,以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这篇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华书局出单行本行销达四万册。周瘦鹃和包天笑同样是多面手和多产作家,能编能写能译。周瘦鹃比包天笑年轻十九岁,可是在20年代,他们却旗鼓相当,同负盛名,成为鸳鸯蝴蝶派中的两座重镇。
  
  与包天笑之交,缘于周瘦鹃常投稿《小说时报》,受这位同乡不遗余力的提掖。1916年,周瘦鹃入中华书局任翻译编辑,并经包天笑介绍到南社,在《南社丛刻》第10辑发表古体叙事诗《新情歌》,诗中,女主人公不惜一切要情人出征杀敌的行动,表露出强烈的爱国思想。在中华书局时,他与严独鹤、程小青等人合译《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是该书最早的中译。
  
  周瘦鹃有两件事,拎出来当掌故谈。早在1917年,他翻译过一套《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周瘦鹃将高尔基译成“高甘”,这套书曾得到过教育部的嘉奖,据说嘉奖辞就是鲁迅写的(誉之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当时鲁迅在教育部里任个小官,正好管这档子事。周瘦鹃一开始并不知道,事隔多年,到了五十年初,他闻讯赶紧写文章纪念,因为鲁迅已经逐渐被神化,让他骂过或表扬,可以给当事者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这种机会必须抓住,因为谁都知道,写鸳鸯蝴蝶小说的人不入鲁迅的法眼。(叶兆言语)
  
  张爱玲最初的小说《沉香屑》,也是借周瘦鹃之手发表。张送稿子时,说了一个故事,她的母亲喜欢周瘦鹃小说,为他小说中的哀情落过不少泪,并冒昧写信,劝他不要往下写了。周瘦鹃时任《紫罗兰》主编,听了这段带有恭维意味的故事,很乐意,尽管他已记不清了。[NextPage]  “抗战间,周瘦鹃于上海先后编辑出版《乐观》《紫罗兰》月刊,创作、发表了唯一的一部白话中篇《新秋海棠》,并在《紫罗兰》上发表了早年那段恋爱史的忆作《爱的供状》。与此同时,他沉缅于花草,潜心盆景、盆栽的艺术研究。三八年冬,经人介绍,加入已有数十年历史的国际性的上海中西莳花会,在莳花会展出比赛中,以古朴、典雅、独具特色的中国盆景、盆栽艺术两度夺魁,获得彼得葛兰奖杯,后因该会英籍评判人员有意贬低中国,裁判不公,愤而退出。”
  
  1935年,周瘦鹃居苏州购地建林,名“紫罗兰庵”,又名“紫兰小筑”。园内遍植四时奇花异卉,并特辟紫罗兰专区,精心栽植,以寄托不尽相思。在此前后,周瘦鹃开始了从文学家、编辑家向园艺家、盆景家的过渡,从小说家向散文家的过渡。后期周瘦鹃以擅长莳花散文著称。五十年代以后,周瘦鹃出版了《花前琐记》、《花前续记》、《花花草草》、《行云集》……等散文小品集。他爱花,爱生活中一切美好之物,“莳花散文”倾注着他对花卉(不仅仅是紫罗兰)的一往情深,知识、趣味与抒情兼备,为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写作开辟了一条咏物的新路。
  
  解放之年(1949)。周瘦鹃欣喜之余,自觉落伍,仍深居简出,杜门谢客,陶醉于花木丛中。但他却未料及,1950年秋,当苏南区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他竟然收到大会的邀请函。会上,苏南行政公署领导鼓励他为新中国写作。同样始料不及的是,五三年三月,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突然慕名造访,在观赏盆景、盆栽之后,同他进行亲切交谈,要他打消一切顾虑,为新中国歌唱。于是,在养花种草、研究盆景艺术之余,周瘦鹃不负厚望,为国内外报刊撰写小品文、散文、游记,他于六二年到六六年期间,以“姑苏书简”形式,不定期为香港《文汇报》撰文,向港澳同胞介绍日新月异的祖国和他本人的幸福生活。“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已出版的小品文、散文、游记结集有《花前琐记》、《花花草草》、《花前续记》、《行云集》等,文笔朴实自然,清灵秀丽,具有很强的知识性,深得读者喜爱。六二年,他被中国作家协会纳为会员。
  
  盆景曾给周瘦鹃带来许多名声。1963年,中央高层领导一致地关注起了周瘦鹃,他们纾尊降贵,不约而同地来到苏州的一条小巷——王长河头,这就颇不寻常,甚至毫无先例可循。先是周恩来、邓颖超,然后是朱德、康克清,还有叶剑英、李先念……他们一一叩响了深巷中那扇毫不起眼的木门,踏进一个与外界喧嚣红尘迥异的花花草草的世界。他们在贵宾纪念册上题词,漫步紫兰小筑,赏爱名贵的兰花、书卷气的盆景,是什么力量吸引着他们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一一莅临,他们想向外界透露一种什么信息,他们要在苏州一个老文人的花花草草中找寻什么呢?
  
  六三年,离“文革”还有三年,距离反右已过六年,这是个看似平静的日子,却蕴涵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先兆。
  
  不管怎样,对周瘦鹃来说都是兴奋的,只是有些受宠若惊,他把上北京开政协会议,毛泽东送他的芒果、烟卷小心翼翼供于领袖像之前,就差望阙叩头了,芒果烂了,烟卷霉了,依然恭恭敬敬供奉着,俨若神明,这是最高领袖的恩赐,是对他这位苏州文人最大的嘉许;他还把朱德送他的《兰花谱》毕恭毕敬地放于枕边,成为他睡梦中的守护;那本有着众多题词的纪念册,更是他常向来宾炫耀的资本。
  
  忽然,“文革”开始了,首长绝迹不来,爱好花草顿时变成了一种罪——小资情调,周瘦鹃从一种极高的宠遇中跌落,惊慌得不知所措,世事不测,让他觉得自己身上有着某种湔雪不清的“原罪”,他长时间的自责,怔忡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往昔千万字的文章已经不能给他丝毫安慰,对花花草草的爱好原本是发自内心的,如今的情感却复杂起来,光荣曾经属于它,也因此给他带来羞辱。
  
  他先是在思想上无可解脱才走上绝路。
  
  周瘦鹃有“臭”毛病,是个卫生间作家,他写作有个习惯,早晨起床,不吃不喝,先往马桶上一坐,拉过一个方凳或小桌子埋头就写,千余字文章往往与排泄物一齐并发。久而久之,造成脱肛的毛病。这种毛病当然不足为外人道,但周瘦鹃曾亲口对陆文夫说过。他还没回过味儿来,抄家开始了,一天之内几十年培养的花花草草都毁坏殆尽。破四旧又把书籍、古董全部裹挟而去。
  
  1968年八月二十日,批斗会于开明戏院(苏州)召开,周瘦鹃是主角之一。一行人弯腰站在台上,举着红宝书,恭迎红卫兵小将训诫。站时间长了,周瘦鹃犯了脱肛,疼得站不住。不自觉地在裤子外顶住已经脱出的肛门,这一顶不要紧,顶了罪名,他忘了手中拿着红宝书。[NextPage]  这一下意识的举动,即刻引来了对他“反革命”的指控,招来一顿拳打脚踢。肉体的痛苦真算不了什么。灵魂的拷问才使他心胆俱裂。
  
  你不是景仰毛主席么,咋把红宝书放自己屁股上?你干什么?……好一个伪君子!他难以自圆其说,众目睽睽,他不可能扒下裤子让大家看。即使脱了,还是不能说明问题,难道脱肛就能用红宝书顶着?
  
  也有人说,受批判挨打后,周瘦鹃回到家里吃饭。在饭桌上要夹一筷荤菜(红烧肉),竟遭到小辈叱骂,他觉得颜面扫地已尽,活着毫无乐趣可言。算起来也是双重打击。这是从家庭中传出来的话语,外人自不能证实。
  
  就是这样纯粹的人,忽然被证明,丧失了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理由。他悄然到了上海,请几位老友下馆子,大概吃了一些老派文人爱吃的菜,也喝了不少酒。不知道这顿饭滋味如何,反正他显得格外地平静。酒喝完,回家以后就跳了井。
  
  那是一口浇花的井,后来因周家的荷花池中曾溺死过一个小孩,周瘦鹃怕再有小孩掉入井中,便在井中填满了瓦砾。来参观盆景的中外宾客都要向井中看看,见没有清泉,只有瓦砾,有碍观瞻,便建议周先生把井淘清。周瘦鹃同意了,还和陪同参观的陆文夫开玩笑,说是淘清也好,投井也方便点。当时一句下意识的玩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竟成了结束生命的选择,实在可悲。
  
  周国贤(1895~1968)。字祖福,号瘦鹃,笔名泣红、怀兰室主、紫罗庵主人等。江苏苏州人。1895年6月24日生。幼孤,靠母针黹收入维持生活。在上海民立中学就读。人才出众,深受苏颖杰校长喜爱,毕业后留校教课。开始著译小说,结识编辑包天笑,得以成名。加入南社。进中华书局,译《欧美短篇小说丛刊》,是高尔基作品最早的中文翻译者,曾得到鲁迅的赞赏。1920年,进申报馆编辑《自由谈》、《春秋》副刊,又为中华图书馆编辑《礼拜六》杂志,为大东书局编辑《半月》、《紫罗兰》、《紫兰花片》、《新家庭》等杂志。1939年夏参加上海中西莳花会,以20多种盆栽参赛,得荣誉奖。次年又获全会总锦标。辞去申报馆的编务,回苏州辟紫兰小筑,从事园艺事业。抗战时期,避难上海,以售卖盆栽为生。建国后,回苏州,专事经营紫兰小筑,并参与苏州园林的修复规划设计,很有贡献。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生前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朱德、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陈毅等都曾到他的园中参观。朱德还送他一盆兰花。“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8年8月12日投井而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全国政协为他平反昭雪。著译有50多种。主要有《拈花集》、《花鸟虫鱼》、《瘦鹃短篇小说》、《福尔摩斯侦探案》(与严独鹤合译)等书。

    (实习编辑:罗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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