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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人族群心理探究

2010/09/16 20:50: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从事伶人家族文化研究的渊源要追溯到我十几年前的一次阅读经验。大概是一篇关于电影导演谢晋成长道路的文章令我深思。谢晋出生在浙江上虞的望族世家,他的家族乃东晋谢安后裔。当年,谢晋准备报考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家族对此极为愤怒,力欲开除他的族籍。

作者:厉震林

  从事伶人家族文化研究的渊源要追溯到我十几年前的一次阅读经验。大概是一篇关于电影导演谢晋成长道路的文章令我深思。谢晋出生在浙江上虞的望族世家,他的家族乃东晋谢安后裔。当年,谢晋准备报考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家族对此极为愤怒,力欲开除他的族籍。
  
  当时,我受到很大震动。为什么从事伶业就要被开除族籍?在社会众多职业中,为什么从事伶业要遭受如此惩罚?伶人和家族到底存在一种如何的内在关系?它们的对立体现了一种怎样的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
  
  谢晋报考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已经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当时民风已开,而且他的家乡位处得风气之先的东南沿海的江浙省份,他报考的学校也不是传统戏曲科班,而是一所国立的教授现代西洋话剧的高等学府。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家族尚要对他予以除籍惩治,在此前漫长的历史中,从事伶业者不知要经受多少家族给予他们的精神折磨和灵魂痛苦?
  
  后来,我又接触到一些伶人被除族籍的资料。德珺如,出身贵族家庭,经常以票友身份客串,尤其擅长扮演青衣。他的叔父非常恼怒,斥骂他为“自甘下贱”,将他革出家庭,注销宗籍,而且“竟因其学戏,祖、父皆懊恼而死”。由此,入伶不仅使伶人饱受除籍苦痛,似乎对家族也造成了莫大的伤害。
  
  本来以为谢晋乃望族之后,德珺如是官宦子弟,门第高贵,可能对于伶业分外忌讳,故而严惩。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就是耻感文化,特别重视体面和身份。位高门重如德珺如、谢晋之家族,自然会对影响家族体面和身份的行为断然采取措施。
  
  但是,我也阅读了贫寒百姓对于伶业及伶人态度的材料。刘喜奎入伶以后,回到天津唱戏。她的二叔得知她唱戏的消息,竟被气死,刘喜奎将二叔的遗体发送以后也大病了一场。由此可见,家族对于伶业及其伶人的立场具有一种社会普遍性。
  
  在这种家族与伶人的独特关系中,我隐约感觉到它不仅是一个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命题,它似乎还可以触摸到中国一种微妙而又隐秘的民族人格。这种民族人格,既属于政治层面,又是关乎文化和人性的,它不仅具有一种民俗学价值,更具有一种文化人类学意义。家族和伶人的关系,可以折射出民族历史和民族精神结构变迁的运行密码。
  
  这种思考,一直伴随着我走过了十几年。在此过程中,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中国伶人性别表演研究》,开始将研究视角集中在中国戏曲伶人角度,希望能够从伶人与性别的互动关系,延伸到中国伶人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互动关系,从而发现和确立这种民族人格的运行密码。
  
  由于这种研究经历,我对文化人类学研究就一直比较关注,希望有一些自己的感悟。一段时间,我经常向在美国学习和生活了15年的孙惠柱教授请教。孙教授在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方向是人类表演学,回国以后,又在上海戏剧学院成立了“理查·谢克纳人类表演学研究中心”。人类表演学,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欧美开始兴起,它的一个基本理论出发点是认为人的大多数行为都可以视为表演。这些人类表演学者,大多是属于左派知识分子,或者说是自由派,对于现存秩序总是抱有怀疑态度,希望通过表演的方式向他人证实自己和展示自己。根据中国国情,孙惠柱提出了“社会表演学”概念。他告诉我,美国大学的戏剧系,有些已经改名为人类表演学系,戏剧学家和人类学家合作也出版了一些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著作。美国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早已不局限于原始人类群体,开始转向了现代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和特殊现象,探索此等文化行为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类学意义。
[NextPage]  受此启发,我又完成了《先锋的姿态——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实验话剧导演人格研究》的研究课题,希望来揭示这个特殊文化群体的人格结构以及由此流露出来的人性和人类学内涵,他们的社会表演,也应该包涵了在戏剧行为中人类既隐秘又普遍的生态和心态。
  
  戏剧是一种超越剧本、演出和剧场的宏大社会文化形态。需要补充的是,伶业及其伶人的人格结构和日常生活生态,既是戏剧演出以后的缭绕余音,又是伶人奉献给社会的另外一场演出,它也就构成了一场社会表演,存在着自身的目的性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性行为、交往行为等社会表演包涵的行为元素。它既反作用于舞台表演,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社会表演景象。
  
  在这里,伶人与家族的关系,是社会表演的一个重要景象。伶人既被家族除籍,又被社会隔离,他们也就成为社会特殊的阶级,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要经受社会监督。因此,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构成一种社会表演性质,时时有“观众”监督“观看”,而且也似乎通过组建范型与广大“观众”建立习惯性默契。伶人形成的家族,也就出现了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个人伶人形成的小家族;二是共同伶人形成的大“家族”。这个大“家族”,就颇类似于文化人类学一直在讨论的“族群”(ethnic group)概念。伶人及其家族被社会强力孤立化,被迫形成了“社会边界”。
  
  家族文化,本来就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它也就成为我从事中国伶人家族文化研究的思想背景及其文化动机。它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中国伶人家族文化生态的研究,探索一个族群的集体心理,乃至探索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过程。
  
  (实习编辑: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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