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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文凭,却被誉为三百年才出一个的大师

2016/11/04 14:21:54 来源:360图书馆  作者:马少华
1925年,清华大学筹建国学院,最先聘请的大师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都是当时最顶尖的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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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清华大学筹建国学院,最先聘请的大师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都是当时最顶尖的国学大师。但章太炎心气太高,没有同意,梁启超就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了陈寅恪。


  当时的陈寅恪还没有名气,曹云祥就问:“这个人是什么文凭?有什么著作?”


  梁启超说:“没有文凭,也没有著作。”


  曹云祥笑道:“没有文凭倒无所谓,但连著作都没有,这样的人聘他来干什么?”


  这时,梁启超说了一句:“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但我所有的著作加起来,也没有陈先生的三百字有价值!”


  正是这句话,奠定了陈寅恪在学术界的至高地位。

  说起陈寅恪的家世,可谓风光无限。爷爷陈宝箴是曾国藩的得力干将,文韬武略世所罕匹,曾任湖南巡抚,主张维新变法,名重一时;父亲陈三立是著名诗人,跟谭嗣同等人并称“晚清四大公子”,名动天下。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陈寅恪从小就遍览群书,涉猎极广,曾留学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等多个国家,精通十多门外语,一向眼高于顶的傅斯年对他甚是推崇,声称:“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但这样的超级学霸,却连一个文凭也没混上,这是怎么回事呢?陈寅恪的解释是这样的:“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可见,陈寅恪追求的是广博的学问,而不是一张单薄的文凭。这不光在当时,即使是现在,也是特立独行的。


  陈寅恪涉猎极广,遍及历史、文学、宗教、民俗、语种、服饰、饮食、建筑等等十多个领域,且任何一个领域都足以让相关的教授汗颜,他曾声称:“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每到上课的时候,不光是学生没有逃课的,连很多教授也都来听课,如吴宓、冯友兰、朱自清等等,陈寅恪也因此被誉为“教授的教授”、“大师的大师”。


  有一次,讲到唐朝诗人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竟把葡萄酒的原产地、如何传入中国,以及在中国如何发展都讲得头头是道,各种年代、数据分毫不差,让学生和教授们大呼过瘾。


  在当时的北京学术界,有“本土派”和“留洋派”两大阵营,互相看不起,本土派觉得留洋派不懂中国国情,都是纸上谈兵,隔靴搔痒;而留洋派则认为本土派目光短浅,方法落后,早都落伍了。不过,只要一提起陈寅恪,这两派就立刻竖起了大拇指,没有人敢小瞧他,这在当时的学术界是极为罕见的。


  连刘文典都对他极为推崇,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还经常对学生们说:“如果你们想听陈先生的课,随时都可以走,我不会怪你们,因为我对他的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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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的教学方法也是不拘一格,上课从不点名,也不考试,即使到了学校规定的大考,也是敷衍了事,考完随便打个分数,没有不及格的。因为在他看来,考试不是考量学生学问的好方法,应该在平时就对学生的水平有所掌握,做那么多考题,还不如写一篇论文更能体现学生的水平。


  这其实也体现了陈寅恪对学问的态度。


  有一次,清华中文系招生考试,让陈寅恪出题。陈寅恪没有像别人那样出满满一大张考题,而是别出心裁,除了一篇命题作文,只有一道题:对对子。上联是三个字:“孙悟空”,下联也要求是一个人名。结果考生们各显神通,有对“祖冲之”的,也有对“王夫之”的,还有位考生对的是当时的风云人物“胡适之”(胡适,字适之),让陈寅恪大为赞赏。


  陈寅恪可能对对联情有独钟,经常出个对子。比如在清华时,四大国学导师中,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曾教末代皇帝溥仪读过书,于是陈寅恪就作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送给学生们,恰当之至。


  还有一次,在西南联大时,因日本飞机经常来空袭,只要飞机一来,师生们便纷纷往防空洞跑,只要进了洞,就安全了。于是,陈寅恪又作了一副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以苦为乐,贴切之至。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危在旦夕。这个时候的陈寅恪,因用眼过度,右眼视网膜脱落,医生劝他赶紧做手术。但做完手术要休养很长时间,陈寅恪为了避免落入日寇的魔爪,毅然放弃了手术,最终导致右眼失明,左眼也视力低下。


  除了视力受损,在逃亡的途中,陈寅恪多年来收集的图书资料也毁于战火。相比视力,这些图书资料简直就是他的生命!


  到了1944年底,陈寅恪的左眼也失明了。牛津大学曾邀请他赴英讲学,并顺便医治他的眼睛,可惜因为种种原因,终究没能成行。一代不世出的国学大师,就这样永远失明了。


  后来很多人回忆说,陈寅恪未失明时,讲课讲到精彩的地方,会深深地闭上眼睛,回味好久才睁开,而等他失明后,他的眼睛就再也没有闭过,总是睁得大大的,虽然什么也看不到,但却像是一切尽在眼中。


  陈寅恪对讲课极为看重,有一次,因日寇扫荡,陈寅恪的课也被迫停掉了。但有一天,一个学生胡守为来到他家,想听他的课。当时陈寅恪正在工作,得知后,马上起身到里屋换上干净衣服,极其郑重地给唯一的学生讲起了课。后来担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感慨地说:“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这就是为人师表啊!”


  1948年,北京物价飞涨,陈寅恪的工资已不足以支付家庭开销。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听说后,要送给他一笔钱,但陈寅恪坚决不要。胡适最后提出用这些钱来买他的书,这才答应了。拉书那天,陈寅恪坐在椅子里,久久不语。在他心中,书就是生命,但如果让他不劳而获,却比要他的命还让他受不了。或许,这就是那一代读书人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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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的夫人名叫唐筼,是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两人的相识,还有一段很传奇的故事。


  1928年,陈寅恪跟清华校友郝更生聊天,郝更生素知陈寅恪学问渊博,就问他“南注生”是什么人。陈寅恪说,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别号,又问郝更生在哪里看到的。郝更生说是自己的女友的一位朋友,有一幅字,是她爷爷留给她的,署名“南注生”。


  陈寅恪对这幅字很有兴趣,就让郝更生帮忙联系,亲自去看看。因此,陈寅恪与唐筼因这幅字而结缘,并最终喜结连理。


  陈寅恪与唐筼相濡以沫,携手度过了艰难的一生,在1955年的结婚纪念日上,陈寅恪专门写诗道:“同梦葱葱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唐筼和道:“甘苦年年庆此秋,也无惆怅更无愁。”其恩爱之情,皆诉诸笔端。


  陈寅恪对妻子极为敬重,经常对女儿说:“我们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因病逝世。45天后,唐筼也追随而去。临终前,她对女儿说:“你们父亲的事已经料理完了,我也该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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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当时的特殊环境,陈寅恪的墓地一直没有得到保护,直到2003年,才跟妻子唐筼合葬于庐山植物园。墓前,有一块石头,上面刻着十个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十个字,是陈寅恪送给王国维的,也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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