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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耶维奇:锌皮棺材里的娃娃兵

2015/10/09 14:03:43 来源:北京文艺网  
   
据诺贝尔奖官方网站消息,当地时间2015年10月8日下午1点(北京时间10月8日19时),瑞典学院将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白俄罗斯女作家、记者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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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诺贝尔奖官方网站消息,当地时间2015年10月8日下午1点(北京时间10月8日19时),瑞典学院将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白俄罗斯女作家、记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评委会授奖词称:“因为她丰富多元的写作,为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树立了丰碑。”


  现年67岁的阿列克谢耶维奇生于乌克兰,长于白俄罗斯。从学校毕业后,阿列克谢耶维奇便开始了记者生涯,先后在当地的几家报纸和杂志社工作。她推崇“文献文学”,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艺术可能撒谎,但是纪录永远不会


  我一直在寻找一种适于我观察世界的方式的文学类型,可以表达我眼之所见和耳之所闻。我尝试了很多种,最后选择了一种人类可以为自己发出声音的方式。真实的人在我的书中谈论那些他们所处时代中的事变——比如战争、切尔诺贝利灾难或一个伟大帝国的垮台。当每个人把关于自己生活的故事口头叙述出来时,他们就一起记录了一个国家的历史,他们共同的历史。在人类具有如此多的面貌、世界如此多样化的今天,文艺作品的记录方式变得越来越有趣了,而艺术本身却通常显得如此虚弱无力。纪录带领我们走进现实,因为它捕获并保留了现实的本源性。在二十年的工作中,在我斩获了大量纪实材料和基于人们真实声音所写作了几本书之后,我可以宣称,艺术创作在理解人类的许多事情上已经失败了。


  但我当然不只是记录事件的干燥历史,我记录的是人类感受的历史。人们在事件之中的想法、对事件的理解与记忆;他们相信的或怀疑的;他们所体会到的希望、错觉和恐惧。这样群体性的真实细节,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想象和发明的。我们很快就会忘记二十或五十年前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了。有时候我们为我们的过去而感到羞愧,并且拒绝相信现实中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虽然纪录也是记录者的意愿和激情的产物,但我的作品由上千人的声音、命运、生活与存在的碎片所组成;每本书都花费三到四年之久,我的“编年史”容纳了几代人。


  艺术可能撒谎,但是纪录永远不会。


  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选读:


  1986年4月26日,史上最惨烈的反应炉事故发生在切尔诺贝利。这是史上最浩大的悲剧之一。作者访问了上百位受到切尔诺贝利核灾影响的人民,有无辜的居民、消防员、被征招去清理灾难现场的人员、亲历核灾的物理学家、处理事态的高层官员。他们至今仍生活在恐惧、愤怒和不安当中。


  本书将这些访谈以独白的方式呈现,巨细靡遗的写实描绘,如同古希腊悲剧表演的合唱团,本书收录了众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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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S.A.阿列克西耶维奇 著,吕宁思 译,花城出版社

  孤单的人声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也许两者是一样的,我该讲哪一种?


  我们才刚结婚,连到商店买东西都还会牵手。我告诉他:“我爱你。”但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不知道……我们住在消防局的二楼宿舍,和三对年轻夫妇共享一间厨房,红色的消防车就停在一楼。那是他的工作,我向来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人在哪里,他好不好。


  那天晚上我听到声响,探头望向窗外。他看到我就说:“把窗户关上,回去睡觉。反应炉失火了,我马上回来。”


  我没有亲眼看到爆炸,只看到火焰。所有东西都在发亮。火光冲天,烟雾弥漫,热气逼人。他一直没回来。


  屋顶的沥青燃烧,产生烟雾。他后来说,感觉很像走在焦油上。他们奋力灭火,用脚踢燃烧的石墨……他们没有穿帆布制服,只穿着衬衫出勤,没人告诉他们,他们只知道要去灭火。


  四点钟了。五点。六点。我们本来六点要去他爸妈家种马铃薯,普利彼特离他爸妈住的史毕怀塞大约四十公里。他很喜欢播种、犁地。他妈妈常说,他们多不希望他搬到城里。他们甚至帮他盖了一栋房子。他入伍时被编入莫斯科消防队,退伍后就一心想当消防员。(沉默)


  有时我仿佛听到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即使相片对我的影响力都比不上那个声音。但他从来没有呼唤我……连在梦里都没有,都是我呼唤他。


  到了七点,有人告诉我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连忙赶去,但警察已经包围了医院,除了救护车,任何人都进不去。


  警察喊:“救护车有辐射,离远一点!”


  不只我在那里,所有当晚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都来了。


  我四处寻找在那所医院当医生的朋友,一看到她走下救护车,我就抓住她的白袍说:“把我弄进去!”


  “我不能。他的状况很不好,他们都是。”


  我抓着她不放:“我只想见他一面!”


  “好吧,”她说,“跟我来,只能待十五到二十分钟。”


  我看到了他,全身肿胀,几乎看不到眼睛。


  “他需要喝牛奶,很多牛奶,”我的朋友说,“每个人至少要喝三升……”


  “可是他不喜欢牛奶……”


  “他现在会喝的。”


  那所医院的很多医生和护士,特别是勤务工,后来都生病死了,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危险。


  上午十点,摄影师许谢诺克过世了。他是第一个。我们听说还有一个人被留在碎片里─瓦列里·格旦霍克,他们一直无法接近他,只好把他埋在混凝土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只是第一批死去的人。


  我问他:“瓦西里,我该怎么办?”


  “出去!快走!你怀了我们的孩子。”


  可是我怎么能离开他?他说:“快走!离开这里!你要保护宝宝。”


  “我先帮你买牛奶,再决定怎么做。”


  这时我的朋友唐雅·克比诺克和她爸爸跑了进来,她的丈夫也在同一间病房。我们跳上她爸爸的车,开到大约三公里外的镇上,买了六瓶三升的牛奶给大家喝。但是他们喝了之后就开始呕吐,频频失去知觉。医生只好帮他们打点滴。医生说他们是瓦斯中毒,没人提到和辐射有关的事。


  没多久,整座城市就被军车淹没,所有道路封闭,电车火车停驶,军人用白色粉末清洗街道。我很担心第二天怎么出城买新鲜牛奶。没人提到辐射的事,只有军人戴着口罩。城里人依旧到店里买面包,提着袋口敞开的面包在街上走,还有人吃放在盘子上的纸杯蛋糕。


  那天晚上我进不了医院,到处都是人。我站在他的窗下,他走到窗前高声对我说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马上会被带到莫斯科。所有妻子都聚集起来,决定跟他们一起去:“我们要和丈夫一起行动!你们没有权力阻止我们!”


  我们拳打脚踢,士兵——士兵已经出现了——把我们推开。后来一个医生出来宣布:“没错,他们要搭机去莫斯科,所以你们得帮他们拿衣服,他们穿去救火的衣服都烧坏了。”公交车停驶,我们只好跑着去。我们跑过大半个城市,但是等我们拿着他们的行李回来,飞机已经起飞了。他们只想把我们骗走,不让我们在那里哭闹。


  街道的一边停满了几百辆准备疏散居民的巴士,另一边是从各地开来的好几百辆消防车。整条街都覆盖着白色的泡沫。我们踏着泡沫走,边哭边骂。收音机里说,整座城市可能在三到五天内进行疏散,要大家携带保暖衣物,因为我们会在森林里搭帐篷。大家都好开心─露营!我们要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庆祝五一劳动节!很多人准备了烤肉器材,带着吉他和收音机。只有那些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在哭。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到我爸妈家的,只知道自己一醒来就看到了妈妈。我说:“妈妈,瓦西里在莫斯科,搭专机去的。”


  我们整理菜园(一星期后,那座村子也疏散了)。谁知道?当时有谁知道?那天晚上我开始呕吐,我怀了六个月身孕,很不舒服。那晚我梦见他在梦里叫我:“露德米拉!小露!”但是他去世后就没有到我梦中呼唤我了,一次也没有(开始哭)。


  我早上起床后决定,我得一个人去莫斯科。妈妈哭着问:“你这个样子要去哪里?”我只好带父亲一起去,他去银行里提出所有存款。


  我完全不记得到莫斯科的过程。抵达莫斯科后,我们问看到的第一个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被安置在哪里?”


  他马上就说:“休金斯格站的六号医院。”


  我们有点惊讶,之前大家都吓唬我们,说那是最高机密。


  那是专门治疗辐射的医院,要有通行证才进得去。我给门口的女人一些钱,她说:“进去吧。”接着又求了另一个人,最后才坐在放射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芙娜·古斯科瓦的办公室。不过当时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只知道我必须见她。她劈头盖脸就问:“你有没有小孩?”


  我该怎么回答?我知道我绝不能说出我怀孕了,否则他们不会让我见他!还好我很瘦,看不出有身孕。


  “有。”我说。


  “几个?”


  我心想,我要告诉她两个,如果只说一个,她不会让我进去。


  “一男一女。”


  “所以你不必再生了。好吧,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完全受损,头骨也完全受损。”


  我心想,喔,所以他可能有点烦躁。


  “还有,如果你哭,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去。不能抱他或亲他,甚至不能靠近他,你有半个小时。”


  但我知道我不会走,除非我和他一起离开,我对自己发誓!我走进去,看到他们坐在床上玩牌、嬉笑。


  “瓦西里!”他们叫。


  他转过身看了我一眼,说:“好啦,没戏唱了!连在这里她都找得到我!”


  他穿四十八号的睡衣,看起来很滑稽,他应该穿五十二号。袖子太短,裤子太短,不过他的脸不肿了。他们都在打点滴。


  我问:“你想跑去哪里?”


  他要抱我。


  医生阻止他。“坐下,坐下,”她说,“这里不能拥抱。”


  我们后来把这些当成笑话来说。其他房间的人也来了,所有从普利彼特搭专机到莫斯科的二十八个人都聚集过来。“现在怎么样了?”“城里情况如何?”我说他们开始疏散所有居民,整座城市会在三到五天内清空。大家都没说话,这些人里有两个女的,其中一个哭了起来,发生意外时她在电厂值班。


  “天啊!我的孩子在那里,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想和他独处,哪怕只有一分钟。其他人察觉出来了,于是陆续找借口离开。我拥抱、亲吻他,但是他移开。


  “不要离我太近,去拿张椅子。”


  “别傻了。”我不理他。


  我问:“你有没有看到爆炸?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是最早到现场的人。”


  “可能是蓄意破坏,有人引爆,大家都这么认为。”


  当时大家都那样说,以为有人蓄意引爆。


  第二天他们躺在自己的病房里,不能去走廊,也不能交谈。他们用指节敲墙壁,叩叩,叩叩。医生解释说,每个人的身体对辐射的反应都不一样,一个人能忍受的,另一个也许不行。他们还测量病房墙壁的辐射量,包括右边、左边和楼下的病房,甚至撤离所有住在楼上和楼下的病人,一个也不剩。


  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家住了三天,他们一直说:“你拿锅子,拿盘子去啊,需要什么就拿。”我煮了六人份的火鸡肉汤,因为当晚执勤的消防员有六个:巴舒克,克比诺克,堤特诺克,帕维克,堤斯古拉。我帮他们买牙膏、牙刷和肥皂,医院都没有提供,还帮他们买了小毛巾。


  现在回想起来,朋友的反应让我很诧异。他们当然担心,怎么可能不担心?但即使传言都出现了,他们还是说:“需要什么尽管拿!他情况怎么样?他们还好吧?能不能活下去?”活下去……(沉默)


  我当时遇到很多好人,有些我都忘了,不过我记得一位看门的老太太教我:“有些病是治不好的,你只能坐在旁边照顾他们。”


  ……


  那天早上唐雅·克比诺克拜托我:“陪我去墓园,我没办法自己一个人去。”


  维特亚·克比诺克和沃洛迪·帕维克要下葬了,他们是我和瓦西里的朋友,我们和他们两家很要好。爆炸前一天,大家在消防局合拍了一张照片,我们的丈夫都好英俊!好开心!那是另一种生活的最后一天。我们都好快乐。


  我从墓园回来后,马上打电话到护理站问:“他怎么样?”


  “他十五分钟前死了。”


  什么?我整晚都待在那里,只离开三个小时!


  我对着窗户大叫:“为什么?为什么?”我朝天空大喊,整栋楼都听得到,但是没有人敢过来。然后我想:我要再看他一眼!我跑下楼,看到他还在生物室,他们还没把他带走。


  他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露德米拉!小露!”护士告诉他:“她只离开一下子,马上回来。”他叹了口气,安静下来。我后来再也没有离开他,一路陪着他到墓地。虽然我记得的不是坟墓,是那只大塑料袋。


  他们在太平间问我:“想不想看我们替他穿什么衣服?”


  当然想!他们替他穿制服,戴消防帽,可是没法穿鞋,因为他的脚太肿了。他们也必须把衣服割开,因为没有完整的身体可以穿,全身都是……伤口。


  在医院的最后两天──我抬起他的手臂,感觉骨头晃来晃去的,仿佛已经和身体分离。他的肺和肝的碎片都从嘴里跑出来,他被自己的内脏呛到。我用绷带包着手,伸进他的嘴里,拿出那些东西。我没办法讲这些事,没办法用文字描写。觉得好难熬。都是我的回忆,我的爱。


  ……


  回家后,我一走进屋子就跌到床上,整整睡了三天。救护车来了,医生说:“她会醒的,只是睡了一场可怕的觉。”


  我当年二十三岁。


  我记得,我梦到死去的奶奶穿着下葬时的衣服来找我,我看到她在装饰新年树,便问:“奶奶,为什么我们有新年树?现在是夏天。”


  她说:“因为你的瓦西里马上要来找我。”


  他在森林里长大,我记得那场梦──瓦西里穿着白袍,呼唤着娜塔莎──我们还未出世的女儿。在梦里她已经长大了,瓦西里把她抛向天空,两人笑成一团。我看着他们,想到:幸福真的好简单。我在梦里和他们在水边一直走。他很可能是叫我不要悲伤,这是他从天上给我的暗示。


  两个月后我去莫斯科,从火车站直奔他身边。我在墓园里对他说话时,突然开始阵痛,他们替我叫救护车。帮我接生的就是安吉丽娜·维西里那·古斯克瓦。她之前就告诉我:“你要来这里生小孩。”离预产期还有两个礼拜。


  他们把她抱来给我看──是女孩。我唤她:“小娜塔莎,爸爸替你取的名字。”


  她看起来很健康,四肢健全,但是她有肝硬化,肝脏有二十八仑琴的辐射,还有先天性心脏病。四小时后,他们告诉我她死了,又是同一套说辞:“我们不会把她交给你。”


  不把她交给我是什么意思?是我不把她交给你们!你们要拿她去研究。我恨你们的科学!我恨科学!


  我一直讲错话……我中风后不该大叫的,也不应该哭,所以我才一直说错话。但是我要讲一件没有人知道的事——他们带来一只小木盒,告诉我:“她在里面。”


  我看了看,她被火化了,变成骨灰。我哭着要求:“把她放在他的脚边。”


  墓园里没有娜塔莎·伊格纳坚科的墓碑,只有他的名字。她还没有名字,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灵魂,我埋葬在那里的是一个灵魂。


  我每次都带两束花去,一束给他,另一束摆在角落的是给她。我跪在地上,绕着坟墓爬,一定用跪的。(开始语无伦次)我杀了她……我……她……救了,我的小女儿救了我,她吸收了所有辐射,就像避雷针。她那么小,好小。她救了……可是我好爱他们,因为……因为你不能用爱杀人,对不对?那么浓烈的爱!为什么爱情和死亡会并存,谁能解释给我听?我跪在地上,绕着坟墓爬……


  ……


  我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安德烈(Andrei),小安德烈。


  我的朋友阻止我:“你不能生小孩。”


  医生恐吓我:“你的身体无法承受。”


  后来他们说,他会少一只手,说仪器显示他没有右手臂。


  “那又怎样?”我心想,“我可以教他用左手写字。”


  可是他出生时完好无缺,是个漂亮的男孩,学业成绩优异。现在我有一个让我可以活下去和呼吸的人了,他是我的希望。他什么事都懂,他问我:“妈妈,如果我去奶奶家两天,你能呼吸吗?”


  不能。我深怕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开他。


  有一次我们在街上走,我突然跌到地上,那是我第一次中风,就在大街上。


  “妈妈,你要喝水吗?”


  “不用,你只要站在我旁边不要乱跑就行。”


  我抓住他的手臂,不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我被送到医院。我抓他抓得太用力,医生几乎无法把我拉开,他的手臂淤青了好久。现在我们出门,他会说:“妈妈,不要抓我的胳膊,我不会乱跑。”


  他也生病了,两个礼拜在学校,两个礼拜待在家里看医生,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她站起来,走到窗边)


  这里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人,整条街都是,这里就叫切尔诺贝利区。


  ……


  ——露德米拉·伊格纳坚科,已故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Vasily Ignatenko)遗孀【Voices from Chernobyl by 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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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皮娃娃兵》[白俄罗斯] S.A.阿列克谢耶维奇高 莽 译九州出版社

  本书为作者白俄罗斯女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代表作,记录了阿富汗战争中苏联军官、士兵、护士、妻子情人、父母、孩子的回忆,书中对战争细节的真实还原,带来震撼人心的阅读感受,堪称20世纪文学经典作品。阿列克谢耶维奇真实而长久地记录着她那些白俄罗斯、俄罗斯、乌克兰同胞们的生活经历,她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述了那些士兵们所面对的战争是什么样的,也揭露了强加到人民头上、扭曲人性的暴行。庄重大气的文笔,清晰地传达出他们的激情与悲伤。


  正如这本书所描述的,不管在什么地方,战争的本质都一样:残忍,丑恶,摧残人性。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些娃娃兵的母亲,尤其是当娃娃兵被装到锌皮棺材里运回家时,母亲们在墓地里讲述着儿子们的事,就好像他们还活着。


  谁第一个开枪,谁就能活下来


  无论我怎么聚精会神,我都只能听见声音,没有面孔的声音。声音时隐时现,好像我还来得及想道:“我要死了。”这时,我睁开了眼睛……


  爆炸后第十六天,在塔什干,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我小声说话也会震得头疼,只能小声,大声不了。我已经接受过喀布尔军医院的治疗,在那里,我被切开了颅骨:脑袋里像是一锅粥,清除了碎骨渣,用螺钉把左手接起来,但没有骨节。第一种感觉是惋惜,惋惜一切都不可挽回了,看不见朋友了,最难过的是我再也上不了单杠了。


  我在几家军医院里躺到差十五天就满两年,进行了十八次手术,有四次是全身麻醉。讲习班的大学生们根据我的状况写过,我有什么,没有什么。我自己不能刮脸,同学们替我刮。第一次刮脸时,他们把一瓶香水都洒在了我身上,可我还在喊:“再来一瓶!”我闻不到香味,闻不到。他们从床头柜里取出了所有东西:香肠、黄瓜、蜂蜜、糖果,都没有味儿!看东西有颜色,吃起来有味道,可就是闻不到。我几乎发了疯!春天来了,满树鲜花,这些我都看见了,可是闻不到香味。我的头里被取出了1.5毫升的脑浆,显然把某种与气味有关的中枢给剔除了。五年过去了,我到现在仍然闻不到花香、烟味、女人香水的味道。如果香水气味又冲又浓,把香水瓶塞在鼻子底下,我是能够闻出味来的,显然脑髓中剩余的部分承担了丧失的功能。


  我在医院里治疗时,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从他的信中,我才知道我们的装甲运输车轧到了意大利地雷,被炸毁了。他亲眼看到一个人和发动机一起飞了出去……那个人就是我……


  我出院以后,领了一笔补助金—三百卢布。轻伤—一百五十卢布,重伤—三百卢布。以后的日子,自己看着办吧!抚恤金—没有几个钱,只好依靠爹妈养活。我老爹过着没有战争胜似战争的日子,他头发全白了,患了高血压。


  我在战争中没有醒悟,是后来慢慢醒悟过来的。一切都倒转了方向……


  我是1981年应征入伍的。那时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但在“非军事化生活”中的人们对战争知之甚少,谈论得也不多。我们家里认为:既然政府派兵到那边去,就是有这种需要。我父亲就这么认为,左邻右舍也这么认为。我不记得哪个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妇女也不哭,也不感到可怕,一切都离自己远着哪。


  说是战争吧,又不像是战争。如果是战争,那么它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战争,没有伤亡,没有俘虏。那时还没有人见过锌皮棺材,后来我们才得知:城里已经运来过棺材,但是在夜里就偷偷下葬了,墓碑上写的是“亡”而不是“阵亡”。可是没人打听过,我们这些十九岁的小伙子,怎么会一个个突然死亡?是伏特加喝多了,还是患了流感,或者是吃橙子撑死的?只有亲友的啼哭,其他人的生活和往常一样,因为这种事还没有轮到他们头上。报上写的是:我们的士兵们在阿富汗筑桥、种树、修友谊林荫路,我国的医务人员在为阿富汗妇女婴儿治病。


  在维捷布斯克军训期间,他们准备把我们派往阿富汗一事,已不是秘密了。有个人坦白地说,他担心我们在那边都会被打死。我一开始瞧不起他。启程前,又有一个人拒绝去:先是撒谎,说他丢了共青团团员证,可是团员证找到了;他又编了一个瞎话,说他的情人要分娩。我认为他精神不正常。我们是去搞革命的,他们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我们就相信了。我们想象以后的日子会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子弹射进人体时,你可以听得见,如同轻轻的击水声。这声音你忘不掉,也不会和任何别的声音混淆。


  有个我认识的小伙子,脸朝下倒在地上了,倒在气味呛鼻、灰烬一般的尘土里。我把他的身子翻过来,让他后背贴地。他的牙齿还咬着香烟,刚刚递给他的香烟……香烟还燃着……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感到自己仿佛在梦中活动,奔跑、拖拽、开枪射击,但什么也记不住。战斗之后,什么也讲不清楚。一切都像是隔着一层玻璃……恍如一场噩梦。你被吓醒了,可什么事也想不起来。尝到恐惧的滋味后,就得把恐惧记在心里,还得习惯。


  过了两三周以后,以前的你已经烟消云散,只留下了你的姓名。你已经不是你了,你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见到死人已经不害怕了,他会心平气和或略带懊恼地寻思:怎么把死者从山岩上拖下去,或者如何在火辣辣的热气里背他走上几公里路。这个人已经不是在想象,而是已经熟悉了大热天里五脏六腑露在肚皮外的味道,这个人已经了解了粪便和鲜血的气味为什么久久不散……他知道,在被滚热的弹片烫得沸腾的脏水坑里,被烧焦的人头龇牙咧嘴的表情,仿佛他们临死前不是叫了几个小时,而是一连笑了几个小时。当他见到死人时,他有一种强烈的、幸灾乐祸的感受:死的不是我!这些事情发生得飞快,变化就是如此,非常快。几乎人人都有这一过程。


  对于打仗的人来说,死亡已没有什么秘密了,只要随随便便扣一下扳机就能杀人。我们接受的教育是:谁第一个开枪,谁就能活下来,战争法则就是如此。指挥官说:“你们在这儿要学会两件事:一是走得快; 二是射得准。至于思考嘛,由我来承担。”命令让我们往哪儿射击,我们就往哪儿射击,我就学会了听从命令射击。射击时,任何一个人都不用可怜,击毙婴儿也行。因为那边的男女老少,人人都和我们作战。部队经过一个村子,打头的汽车马达不响了,司机下了车,掀开车盖……一个十来岁的毛孩子,一刀刺入他的后背……正刺在心脏上。士兵扑在发动机上……那个毛孩子被子弹打成了筛子……只要此时此刻下令,这座村子就会变成一片焦土。每个人都想活下去,没有考虑的时间。我们只有十八岁二十岁呀!我已经看惯了别人死,可是害怕自己死。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在一秒钟内变得无影无踪,仿佛他根本没有存在过。然后,用一口棺材装上一套军礼服,运回国去。棺材里还得再装些外国的土,让它有一定的重量……


  想活下去……从来也没有像在那边那样想活下去。打完一仗,回来时就笑。我从来没有像在那边那样大笑过。老掉牙的笑话,我们当作一流的新作品来听。


  举个例子,有个坑蒙拐骗的人来到战场,他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抓一个“杜赫”能得多少兑换券。一个“杜赫”价值八张兑换券。两天以后,卫戍区附近尘土飞扬,他带来两百名俘虏。有个朋友央求道:“卖给我一个,给你七张兑换券。”“乖乖,看你说的,我买一个还花了九张兑换券呢!”


  有人讲一百次,我们就能笑上一百次。任何一件无聊的事,都能让大家笑破肚皮。


  有个“杜赫”在躺着看字典。他是神枪手,他看见一个人肩上扛着三颗小星星,是上尉—价值五万阿富汗币。砰的一枪!一颗大星星,是少校—价值二十万阿富汗币。砰的一枪!两颗小星星,是准尉,砰的一枪!到了夜里,首领开始按人头付款:打死了一个上尉—发给阿富汗币,打死了一个少校—发给阿富汗币。打死了……什么?准尉?你把咱们的财神爷给打死了,谁给咱们发炼乳、发被褥?把他吊死!


  关于钱的问题谈得很多,谈得比死还多。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回来,只带回从我身上取出的一个弹片,仅此而已。有人在打仗时窜进村子……拿走了瓷器、宝石、各种装饰品、地毯……有人花钱买,有人用东西换……一梭子子弹可以换一套化妆品:送给心爱的姑娘用的眉笔、香粉、眼影膏。出售的子弹用水煮过……煮过的子弹出膛时,不是射出去而是吐出去,用这种子弹打不死人。一般都是弄一个铁桶或者一个脸盆,把子弹扔进去,用水煮上两个小时。煮好了,晚上拿着这些子弹去做买卖。指挥员和战士、英雄和胆小鬼,都从事这种生意。食堂里的刀子、勺子、叉子、碗和盆常常不翼而飞,兵营里的水碗、凳子、锤子总是不够数,自动步枪的刺刀、汽车的镜子、各种各样的零件、奖章……什么都出售……商店什么都收购,甚至从兵营驻地运出去的垃圾,如罐头盒、旧报纸、锈钉子、破烂胶合板、塑料小口袋……出售垃圾按车计算。这场战争就是如此……


  我们被叫作“阿富汗人”,成了外国人。这是一种标记,一种记号。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是另一种人。哪种人?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是英雄还是千夫所指的浑蛋?我也许是个罪犯,已经有人在议论,说是犯了一个政治错误。今天还在悄悄地议论,明天声音就会高些。可是我把血留在那边了……我本人的血……还有别人的血……给我们颁发了勋章,但我们不佩戴……将来我们还会把这些勋章退回去……这是我们在不真诚的战争中凭真诚赢得的勋章……


  有人邀请我们到学校去演讲。讲什么?你不会讲战斗行动。讲我至今还如何害怕黑暗?讲有什么东西一掉下来,我就会吓得全身发抖?讲怎么抓了俘虏,可是没有一个能押回团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没有见过一个活的“杜什曼”,我见到的都是死的。讲收集人的干耳朵?讲战利品?讲炮轰后的村庄?村庄已经不像是人住的地方,而像挖得乱七八糟的田地。难道我们的学生想听这些事?不,我们需要的是英雄人物。可是我记得我们是一边破坏、杀人,一边建设、馈赠礼物,这些行为同时并存,至今我也无法把它们分开。我害怕回忆这些事,我躲避回忆,逃离而去。从那边回来的人中,我不知道,有谁不喝酒、不吸烟。清淡的香烟不过瘾,我寻找在那边吸过的“猎人”牌香烟。我们把那种香烟称作“沼泽上的死神”。


  您千万不要写我们在阿富汗的兄弟情谊。这种情谊是不存在的,我不相信这种情谊。打仗时我们能够抱成团,是因为恐惧。我们同样上当受骗,我们同样想活命,同样想回家。在这里,我们能联合起来是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关心的只有这些问题:抚恤金、住房、好药、假肢、成套的家具……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的俱乐部也就解散了。等我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把住房、家具、冰箱、洗衣机、日本电视机弄到手,大功就算是告成了!那时,我马上就会明白:我在这个俱乐部里已无事可做。年轻人不接近我们,不理解我们。表面上,我们像是和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参加者享有同等待遇,但他们是保卫了祖国,而我们呢?我们像是扮演了德国鬼子的角色,有个小伙子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我们恨透了他们。当我们在那边吃夹生饭,在那边把命交给地雷时,他们在这儿听音乐,和姑娘们跳舞,看各种书。在那边,谁没有和我生死与共,没有和我一起耳闻目睹一切,没有和我实地体验与感受,那么,那个人对我来说,就分文不值。


  等到十年以后,肝炎、挫伤、疟疾在我们身上发作时,人们就该回避我们了……在工作岗位上、在家里,都会如此……再不会让我坐上主席台。我们对大家来说会成为负担……您的书有什么用?为谁而写?为我们从那边回来的人?反正不会讨我们的喜欢。难道你能够把发生过的事都讲出来吗?那些被打死的骆驼和被打死的人躺在一块儿,躺在一片血潭里,他们的血混在一起,能讲出来吗?谁还需要这样的书呢?所有人都把我们看成是外人。我剩下的只有我的家、我待产的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婴儿,还有从那边回来的几个朋友。其他人,我一概不相信……


  ——一位列兵、掷弹筒手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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