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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2017/03/22 16:24:11 来源:北京文艺网  
说起杨绛先生,最开始只知道她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后来渐渐的才了解到她还是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抛去这些光环,她也是钱钟书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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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杨绛先生,最开始只知道她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后来渐渐的才了解到她还是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抛去这些光环,她也是钱钟书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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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先生年轻时

  作为作家她的代表作有:《干校六记》、《洗澡》、《我们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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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六记》

  《干校六记》是一本纪实散文集,一共六篇。杨绛记录了她在文革下放干校期间的一些琐事。杨绛说“回京已八年,琐事历历,犹如在目前,这一段生活是难得的经验,因此作六记。”


  这部作品,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学“怨而不怒”的宗旨。杨绛和钱钟书的遭遇,虽然比不少受批斗的知识分子要好得多,但到底是一种屈辱,也是人才的浪费,杨绛谈到这段经历,并没有激情的呐喊。虽然说作者怨而不怒,但在字里行间,还是对人性的丑恶有所讽刺,每多言外之音。如“小趋记情”一章,隐然处处以狗和人相对照,人不如狗的婉讽跃然欲出。那种乱世中人与狗互相依傍的情意,也令人感动。又如“凿井记劳”一章,对农民似有所不满,但如果认为这就是对农民或“农民性”的鄙视,无异落入“唯阶级论”的窠臼。作者想说的,其实是人的贤愚好坏,并不应由其出身阶级等先天因素来决定。


  此外,书中写夫妇之情十分细腻,这种情,也是在字里行间表达,而没有那么激情的爱的宣言。在这六记中,杨绛处处显出对钱钟书的关怀和了解,在“冒险记幸”中,为了见钱钟书一面,杨绛便不惜冒上生命的危险,在回忆中这些险境都写得稀松平常,但如果设身处地,回到当时境况,命悬一线的险状,其实令人不寒而栗。


  《干校六记》以整个时代背景的惴栗荒谬烘托出人们如蜉蝣、蝼蚁的无助和渺小,但杨绛又以之记情,点滴可见钱钟书与杨绛两人的鹣鲽情深,仿佛这悲剧里还能滋长浪漫。于是那小小的温情仿佛黑暗中的微光,让人不至于过度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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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和钱钟书

  《干校六记》语录:


  希望的事,迟早会实现,但实现的希望,总是变了味的。


  在大的时代里,个人正如一叶扁舟,唯有随波逐流,偶尔的讽刺、同情,但人也只能平静地一步步走向坟墓而已。命运于此,并不是一个悲剧,不过是巨大的讽刺。


  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的一干二净。


  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我们都懂得“自由是规律的认识”;明知这扇门牢牢锁着呢,推它,撞它,也是徒然。


  ——杨绛《干校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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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

  《洗澡》是杨绛一部描写解放后知识份子第一次经受思想改造的书,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主要描写的是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本书不是由一个主角贯连全部的小说,而是借一个政治运动作背景,写那个时期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所以是个横断面;既没有史诗性的结构,也没有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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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和钱钟书

  《洗澡》语录:


  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我们的爱情到这里就可以了,我不要它溢出来。


  我向来以为自己是个随和的人,只是性情有点孤僻,常闷闷不乐,甚至怀疑自己有忧郁症,并且觉得自己从出世就是个错,一言一行,时候回想总觉得不当。我什么都错。为什么要有我这个人呢?


  爱情是不由自主的,得来容易就看得容易,没得到的,或者得不到的,才觉得稀罕珍贵。


  “我只怕人不如书好对付。他们会看不起你,欺负你,或者就嫉妒你,或者又欺负又嫉妒……”


  “假如说,人事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那么,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除非甘心于禽兽无异。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呢。”


  ——杨绛《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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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

  杨绛的作品就像她的为人一样谦逊朴实,《我们仨》亦是这样。


  1998年,钱钟书逝世。但罕为人知的是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一生的伴侣、唯一的女儿相继离去,杨绛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92岁高龄的杨绛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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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一家三口

  《我们仨》讲述的是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几十年平淡无奇、相守相助、相聚相失的经历。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中,杨绛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女儿与丈夫先后病重去世,作者在书中以梦幻的形式表现了这段深重的情感经历。第三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女儿与钱先生相继逝世,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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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一家三口

  在这部作品中,他们一家确实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家庭。正如书中所说:“‘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作为翻译家,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另外还有两部优秀作品分别是:《小癞子》和《吉尔·布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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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与钱钟书

  杨绛与钱钟书简单又不失浪漫的爱情:


  1932年春天,杨绛考入清华大学并与钱钟书相识。第一次见面,钱钟书就说:“我没有订婚。”“我也没有男朋友。”杨绛回答。世纪佳缘由此展开。1935年,杨绛与钱钟书成婚,不久一同出国留学,无论在牛津或是巴黎,都留下了他们相亲相爱的足迹。在牛津,杨绛与钱钟书曾在诗歌里追忆他见到杨绛的第一眼:“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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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钱钟书

  钱钟书还曾评价她: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赠予杨季康(杨绛本名),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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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与钱钟书

  她的爱情是好的,老天给了她一个美满的姻缘,可老天也很残忍,1997年3月4日,其女钱瑗因患脊椎癌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次年,自己的丈夫也离开了这个世界。她很悲伤但不失乐观和豁达,即便在2011年,百岁的她被查出出患有心衰,但她依旧每天读书写作从不间断,晚上一点半睡觉。在迎来104岁生日(如按照杨绛先生自己的虚岁算法,是105岁)的时候,身体依旧很好,仍然思路清晰、精神矍铄。直到105岁,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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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

  搜狐网评价她:


  “她坚忍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操守,她坚贞于伟大女性的关怀与慈爱,她固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淡泊与坚韧,杨绛的内心是坚硬的,又是柔软的。”


  中国小说学会副秘书长卢翎评她的作品:


  “杨绛的散文平淡、从容而又意味无穷。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读她的散文更像是聆听一位哲人讲述些烟尘往事,在平静、平淡、平凡中有一种卓越的人生追求。”


  杨绛先生的百岁感言: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


  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


  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杨绛散文选读: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它怎样猛烈的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洒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


  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纹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了。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叶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在睡觉,正要纵身远跳。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里窗里任它出进,轻云附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偎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轻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亢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它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拂拂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


  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缚束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儿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着身子伸着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狭,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于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么?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几扫个干净。听它狂嗥狞笑怒吼哀号一般,愈是阻挡它,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它么?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近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直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饨。


  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角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海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起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是不得自由。未了,像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恹恹的烦闷懊恼;像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幽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严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衷号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儿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


  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吁,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伏。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的约束着。

  
读书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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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钻研学问,当然得下苦功夫。为应考试、为写论文、为求学位,大概都得苦读。陶渊明好读书。如果他生于当今之世,要去考大学,或考研究院,或考什么“托福儿”,难免会有些困难吧?我只愁他政治经济学不能及格呢,这还不是因为他“不求甚解”。我曾挨过几下“棍子”,说我读书“追求精神享受”。我当时只好低头认罪。我也承认自己确实不是苦读。不过,“乐在其中”并不等于追求享受。这话可为知者言,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都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遗言,也不妨淘气地笑问“言必称‘亦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我们同一个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刑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克悌忒斯(Epictetus)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事,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拍地合书面——谁也不会嗔怪。这是书以外的世界里难得的自由!


  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至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说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连脚底下地球的那一面都看得见,而且顷刻可到。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真正的“天涯若比邻”,这话绝不是唯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现在界”还加上“过去谨”,也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认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


  经常在书里“串门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我们看到道貌岸然、满口豪言壮语的人先生,不必气馁胆怯,因为他们本人家里尽管没开放门户,没让人闯入,他们的亲友家我们总到过,自会认识他们虚架子后面的真嘴脸。一次我乘汽车驰过巴黎赛纳河上宏伟的大桥,我看到了栖息在大桥底下那群拣垃圾为生、盖报纸取暖的穷苦人。不是我眼睛能拐弯儿,只因为我曾到那个地带去串过门儿啊。可惜我们“串门”时“隐”而犹存的“身”,毕竟只是凡胎俗骨。我们没有如来佛的慧眼,把人世间几千年积累的智慧一览无余,只好时刻记住庄子“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名言。我们只是朝生暮死的虫豸(还不是孙大圣毫毛变成的虫儿),钻入书中世界,这边爬爬,那边停停,有时遇到心仪的人,听到惬意的话,或者对心上悬挂的问题偶有所得,就好比开了心窍,乐以忘言。这个“乐”和“追求享受”该不是一回事吧?


  一九八九年


  有关和钱钟书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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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和钱钟书

  我与钟书


  我第一次和钟书见面是在1932年3月,他身着青布大褂,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而我则紧张的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于是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以至于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1933年秋的一天,我给钟书寄了一封信,不巧被其父钱基博老先生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阅。后来钟书跟我说,老先生看到信后,对我大加赞赏。因为我在信中对老钱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


  1935年春,老钱获公费留学资格,那时我还没有毕业,但是考虑到老钱从小生活优裕,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我就下定决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国。


  多年前,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我把它念给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我的丈夫钱钟书


  钟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1972年的早春,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早起,钟书照常端上早饭,还有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色。我称赞他能蒸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儿。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他早上打开火门,炉子就旺了,这一次不是)钟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


  有位外国学者读了钟书的《围城》后赞叹不已,打电话说要见他。钟书在电话里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下这个鸡蛋的鸡呢?”


  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近邻林徽因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在牛津,我怀上孩子了。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我住院期间,钟书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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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一家三口

  
我们仨


  钟书曾逗阿瑗玩,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瑗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阿瑗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


  每天临睡前钟书都在阿瑗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钟书曾经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瑗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瑗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我们在牛津时,钟书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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