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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大讲堂系列讲座武力分析中国发展道路形成的历史

2017/03/24 09:31:52 来源: 新浪读书   
3月17日晚,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23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主讲人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史系、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武力先生。

  3月17日晚,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23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主讲人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史系、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武力先生。此次活动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信出版集团、经济导刊主办,现场120余名观众聆听了讲座,并在讲座最后与武力教授进行了友好地互动交流。


  20世纪的中国,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至今的96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三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也由此先后跨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的选择使中国成功地摆脱了鸦片战争以来的积贫积弱状态,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逐步成长为一个令世界瞩目的强大国家。


  一、1840年以来的民主革命选择了新民主主义


  19世纪前期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和殖民扩张,许多国家沦为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迅猛。与此相伴的是世界交通运输业的显着发展,这不仅便利了国际间的经济交流,也将大多数国家进一步纳入了世界市场体系。


  工业革命在西方的兴起及快速推进,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鸦片战争所带来的对于中国人精神、思想层面的冲击,丝毫不亚于西方的坚船利炮对这个古老国度产生的影响。中国在这次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战争中所经历的失败和屈辱促使中国人开始了对自身的反省和对世界的重新认识。自1840年起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在自强和发展的道路选择上,从继续维护封建集权帝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变动甚为迅速;在思想观念上,则从最初的“师夷长技以治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全盘西化”。


  中国必须找到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恰恰在这一时期传入了中国,这一理论很快就有了坚定的追随者。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理论、手段和设想的制度,不仅可以帮助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同时还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暴露出来的对外侵略、对内压迫人民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弊病,即为中国人指出了一条超越西方、通向“大同世界”路径。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新生的苏联对中国所表示出的友好,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对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好感和向往。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纲领,确定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时,其所选择和建立的经济模式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


  1949年,“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被作为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经济”肯定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发展方式,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政策则是处理各种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及其他经济关系的准则。


  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选择不仅保障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而且充分发挥了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使得中国经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走出旧中国极端残破混乱的状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大量数据表明,在1949~1952年的短短3年里,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极为迅速,不仅工农业生产有较大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明显改善。“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一次非常有益的尝试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宝贵探索。无产阶级在获取政权之后并没有立即确立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而是采取了更为稳健的举措,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继续发展,这种做法与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实行的经济政策是有明显差异的。


  新民主主义经济,这一创造性概念的提出,使中国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跨越,稳定并迅速地进入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为新中国30年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因为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机制两个基本点上,改革开放与新中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并无二致。


  二、为国家安全和突破“贫困陷阱”选择了社会主义


  “在所有落后的国家里,不管有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体制,都有一种所谓‘后来者’的急迫和压抑心态,深切地感到严重落后于那些更为发达和富裕的国家。” 一个像中国这样曾经辉煌、在近代又备受欺凌的大国尤其如此。而这种心态直接影响着后发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对资源配置方式和发展战略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对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在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后,最高决策者渴望迅速建立一个全新的、实力强大的中国的心情十分急迫。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为中国在严酷的国际环境中赢得应有的地位和尊严,同时,也让此前人们所期待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真正得以体现。


  同时,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严峻国际形势和落后的国防工业,使得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自然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促成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决心。 于是,在经过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之后,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然而,当时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却十分苛刻。对内,重工业发展所急需的资金是我们最稀缺的资源之一。中国当时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早在清朝后期,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对外,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上的孤立和封锁,以及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同构,又决定了新中国只能在半封闭的状态下发展内向型经济,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依靠自身实行迅速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来启动工业化进程,有限和分散的农业剩余几乎是我们获取这种积累的唯一途径。


  为了推进工业化,中国急需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新民主主义经济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新中国很快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从1953年起,农业合作化运动加快。“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是中国近百余年多次社会变革中所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恰恰“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 与此同时,对个体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迅速推进,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从而重塑了社会经济的微观行为主体,这也意味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终结。同时,行政性的计划管理方式也逐步形成,管理体制逐渐由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转向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经济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最终确立。这是在当时的资源瓶颈之下,由国家强力推进工业化的结果。


  三、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艰辛探索


  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体制基础的赶超型工业化道路一经形成,在发挥出其高积累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同时,也立刻暴露出其与普遍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城乡、区域、行业之间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不相适应的问题,暴露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和高积累政策下如何保证农、轻、重协调发展的问题。于是在遭遇“大跃进”失败以后,毛泽东的改革则转向了更为激进的政治激励和群众动员,直至运用“阶级斗争”手段,并发展为“文化大革命”。


  应该指出,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中,以“自力更生”和高积累为手段、以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超常规发展,虽然导致了各个方面的紧张和工农业关系的失调,但是也的确达到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部分预期目标:第一,在短时期内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第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工业;拥有了“两弹一星”;第三,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改造和投资,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尤其以农田改造、水利建设和重工业发展最为突出,它们保证了80年代农业的高速增长和城乡轻工业的快速发展。第四,通过强制性的推广低成本、覆盖全社会的初等教育和医疗保障,提高了人力资本。此外,社会主义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也充分体现出来,问题是上述这些优越性就总体上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改善,呈现出成本上升和效益递减的特征。


  另外,从思想和认识层面来看,1978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也已经达到了创新的临界点。由于中国是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新问题,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需要探索一条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中国共产党的探索虽然出现失误,但是也形成了不少正确的认识和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例如:在宏观经济方面,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思想;提出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主张;提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四大平衡”理论;提出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相结合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在微观经济方面,提出了要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关系;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要处理好按劳分配与多劳多得的关系;在实践方面,则有过农业“包产到户”的经验;恢复个体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经验;技术引进的经验;处理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经验(例如分灶吃饭),等等。尽管八大前后的反思在此后的执行过程中被打了折扣。但这些反省在方法论上所具有的意义可能比它们当时发挥的作用更重要,因为这些反省和经验为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改革开放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毛泽东曾经说过:“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聪明起来,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建国30年,特别是“文革”10年的失误深刻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充分吸取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很快就突破了前30年形成的发展模式,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带有根本性的突破和创新,引导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而同时,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为其提供了客观条件。


  首先,是根据战后30多年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改变了我们对待外部环境和世界性战争不可避免的认识。从而使得中国走上了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来发展自己的道路。中国也由此真正摆脱了战时经济的束缚。


  第二,国际环境的缓和以及对其正确的判断,也为改变国内长期实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居高不下的高积累政策提供了可能。中国经济终于可以处于农、轻、重均衡发展,积累与消费同等重要的宽松环境,从197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调整农、轻、重关系,并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普遍提高职工工资来扩大消费,真正实行了新中国30年来一直追求的协调发展政策。


  第三,与上述协调发展和提高人民消费水平目标相匹配,必然是“放权让利”的体制变革,允许地方政府、企业和人民群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这种改革和突出成效自然也就从过去束缚最多、危机最深的农业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广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经济的微观机制,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榜样和示范。于是,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诱导下,加上“放权让利”的制度和政策保障,于是在80年代形成了一个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为主的强大动力,中国共产党终于在80年代突破了单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两个过去作为社会主义救济制度基石的理论束缚,从而为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奠定了微观经济结构和基础。


  第四,从“放权让利”和农村改革一开始,就自然出现了市场调节,长期受到抑制的市场因素迅速复活,并日益显示出它调节经济的灵活性、及时性和有效性,于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所有制结构及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市场机制调节的范围和配置资源的作用越来越大,并最终导致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而这个目标到十四大上则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于是,作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又一个基石“计划经济”被突破和创新。


  经过新中国建立之后68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终于完成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功转型,并用自己的成功经验,再一次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是可以与时俱进并有着巨大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其经济体制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积极作用,实现共同富裕,而且还体现在它所具有的强大经济发展动力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上。中国的发展成就,不仅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还通过改变自己而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世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世界经济“达沃斯会议”上表示中国会一如既往地推进经济全球化,反映出中国已经开始发挥引导世界向公平、合作、共赢方向前进的作用。


  五、结束语: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与现代化路径的多元性


  经过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的不懈努力,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接近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近代以来无数中国志士仁人的梦想。虽然今后中国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资源环境的约束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任,面临着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但是中国已经形成了符合国情和现代化趋势的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并正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通过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为世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发展道路的形成历史说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路径是多样的,中国的经验只是证明,在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时,不仅要从自己的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出发,还应该充分地、不断地汲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和经验教训;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国家不仅要能够拥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具备正确道路的能力。在1840年至1920年的80年里,中国不仅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能力,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国际国内条件,此后96年里,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在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探索和实践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不仅始终保持了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权,而且具备了选择正确道路的能力。这一点不仅在过去170多年历史中至关重要,在未来也同样重要。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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