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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帕vs史铁生: 一位波兰导演 对一位中国作家的精神拜访

2017/04/10 09:30:33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张向阳
   
陆帕去过三次地坛,他在那里寻找史铁生目光驻留过的殿宇斜晖,树影风语,寻找着史铁生只和地坛独享的秘密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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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帕去过三次地坛,他在那里寻找史铁生目光驻留过的殿宇斜晖,树影风语,寻找着史铁生只和地坛独享的秘密絮语。


  陆帕


  解读


  “史铁生发现母亲来地坛找他,为什么没有叫着她一起回家?他是在试探母亲,对于一个残疾人到底是什么态度,他在为他的死亡排练。这种沉默和躲避也是一种含蓄的爱和责任。在残疾人看来,健康的人对他们的照顾只是为了安抚自我。”


  “如果可以理解生活中的所有细节,就能征服命运,就会有奇迹发生。每一个很小的细节放在一起,就能构成让生活回归的钥匙。可能史铁生也是在寻找这样一把钥匙。”


  采访手记


  史铁生一生唯一的戏剧构想,起名用了18个字,《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但对实现演出不抱任何希望,“我们不大可能再现上帝之娱乐的全部。上帝喜欢复杂,而且不容忍结束,正如我们玩起电子游戏来会上瘾。”


  史铁生没有料到,11年以后,一个波兰导演沿着他的轮椅车辙走进了他心中的地坛,并且对上帝不容忍实现的事信心十足。


  波兰导演克里斯蒂安·陆帕带来的是欧洲导演的排戏方式:没有剧本,看了4万多字小说原着和作家生平纪录片,他还要求翻译把史铁生的《宿命》《合欢树》都翻译成波文阅读;没有精确排练进度表,每天通过翻译和演员面对面讨论角色,要拿出自己的人生感悟填充角色。演出定于6月24日,但陆帕淡定地引领着演员们在哲学、心理学、艺术史论里穿行……“把酗酒者、杨花、母亲这些角色的所有设想都放进行李箱里,然后就去旅行吧。”


  对于这次风景奇特的长途旅行,和每句话被中波文说两遍的节奏,习惯中国效率的演员们一开始有些担心, 但一次次豁然开朗的意外收获都带来质的飞跃。无论是沉思冥想,还是大声呐喊,陆帕灰色瞳仁里的深邃目光都没有遮挡地穿越过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动人心魄地抵达每个心灵的隐秘角落。排练场里的陆帕会为新灵感瞬间涨红了脸,上一分钟还是冥想沉思,下一分钟就笑容绽放如天真孩童,激情澎湃声如洪钟一跃而成创作巨人。


  陆帕对演员爱若珍宝。陆帕并不介意场务人员在他讨论时说话,但只要演员开始排练,他就严格要求绝对安静。他始终鼓励演员,“我不想你们只是念台词,我希望你们能有所发挥,最好的准备就是提前写日记和独白,这样你们的脑海中就会有很多的台词和想法。不要写自己清楚知道的,写那些自己模糊的。你们的想法和我不一致,也完全没关系。”这位细心的家长,时刻守护着演员内心转瞬即逝的灵感幼芽。


  第一天排练时,演员节奏非常缓慢,陆帕只在某个阶段会轻哼一声,提示继续,演员自由地寻找和建立,绝不会遭到打断。一场戏结束,陆帕站起来鼓掌,胡子眉毛都起舞了。第一阶段结束,他和每一位演员握手道别,感谢他们的辛苦工作。


  第一次进排练厅,陆帕在景片之间穿梭揣想,果断要求布置和挪移道具。嘤嘤嗡嗡的想法必定冲撞进他的头脑 ,他像要临渊一跃脱掉了外套,但阴冷空气旋即又让他抄起道具褥垫裹在身上。


  仅仅是外国女记者和酗酒者的邂逅,陆帕就能延伸出多条人生境况的线索,演员必须在角色、演员的本我、史铁生和他的人物这几重人格之间,在真实和虚拟模糊的中间地带精确地建立逻辑。陆帕说我们把手伸进一个很深的袋子里,每一次拽出什么来完全意料不到!我们必须在放松而警醒的状态里,带着问题向前探索。


  当陆帕亮晶晶的灰色瞳仁定定地看向我,好像深海里低回的耳语从四面八方包裹而来。这和史铁生平实文字里蕴藏的惊人感悟力一样,以悠远宁静抵达此时此刻。在这双眼睛里,人情世故人生百态,什么都隐藏不了,甚至他对剧本中隐含的情欲也作出了犀利又让人哑然失笑的诠释:年轻人不是直接说欲望,而是用冒险、探索未知、追逐理想这样气势如虹的大词。


  采访者:史铁生的苦难是显而易见的。也许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着某种看不见的残疾。你的残疾是什么呢?


  陆帕:当一个艺术家生活在过于真实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或许具有某方面的残疾,只有这样也必须这样,才能创作新的世界。每个艺术家在童年都有受到过精神上或者身体上的伤害,成长为不同的艺术家都有他们特殊的基因。里尔克诗歌就描述过,童年的奇特经历会发芽生长。我童年的时候,最大的危机是恐惧和担心。我的老师跟我妈妈说,我是个非常奇怪的孩子,总活在莫名其妙的梦想世界里,因为我跟同学们讲,一只公鸡带着一只母鸡,划着船去美国寻找理想……我这种做白日梦的学生一些老师不喜欢,但我妈妈理解我想逃避生活。


  我父母都是教师,我家离教室不远,每天能听到各种课程,但似乎又充耳不闻。我很惧怕我的父亲,怕他打我母亲,只要我母亲没有睡觉,我就提心吊胆睡不着。我长大以后,对我所有爱的人,也一直充满担忧以至于失眠。我还经常梦见我杀了父亲,梦中的我和真实的我有着多重分裂。母亲溺爱我,对母亲的感情是我沉重的负担。每次我出门离开,我母亲在身后说上帝保佑我,我那种压抑难受甚至会转变为愤恨。我父亲虽然不打我,但对我施以精神暴力,所以我处处逆反。他让我学外语,他最看重德语,但凡是他让我做的事,我都坚决不做,所以造成了今天英语非常糟糕。父亲四十岁时有了我,我们永远处在吵架争论和矛盾冲突中,我和父亲都非常固执,绝不向对方妥协。当我四十岁的时候,他去世了,我才开始学习德语,他以离去的方式重新回到了我的身上,我和体内的另一个我开始和解。


  采访者:好像你也有过自己的地坛,有吗?


  陆帕:有的。我虽然和史铁生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我完全能体会他的那种被世界遗弃后,只和地坛独享生命的感觉。小时候,当我父母焦灼地四处找我的时候,我躲在自己的秘密王国里——那是河边公园的灌木丛里,我有三四个这种地方,也像是被世界抛弃、只有我能独自享受的地方。我把自己躲藏的地方想象成太平洋上的一个孤岛,叫尤斯路,我甚至发明了一种语言,用这种语言写这个王国的历史,残暴的权力更迭,杀伐覆灭……我在那里呼风唤雨,披荆斩棘,在那里我有很多个奇异的自我。


  采访者:这种对于虚幻的向往导致了你以戏剧为终身事业,像史铁生的小说《宿命》一样不可逃脱吗?戏剧带给了你什么呢?


  陆帕:戏剧使得我面对这些恐惧痛苦的时候,找到了力量,找到了救赎。这也是我很多作品里追求的目的。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宁愿选择当一名科学家,因为那才是让我逃避幻想,离开虚拟生活,回到现实的办法。其实戏剧这个职业经常让我体验到绝望,每排一出戏剧,我都经历黑暗无边的绝望,都觉得无法完成我的创作,无法实现我的想法。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是年轻导演不愿意去承受的。反倒是我在最初从事戏剧的时期,和团队一起为追逐梦想而自由创作,非常难忘。很多艺术家出了名,反倒停止了创造。他们像包裹着一层膜的怪物,很害怕丧失名誉,非常自私而孤独,变成了无法呼吸的僵化的奴隶,只记得自己的价格。里尔克曾经说过,每个艺术家可以做的比实现的更多,换一样角度讲,每个艺术家比你们想象的做得更少。


  采访者:史铁生在《合欢树》和《我与地坛》都写到他的母亲。这些情感在你的成长中能找到共鸣吗?


  陆帕:我是独生子,很嫉妒有弟弟妹妹的人。有一次,我告诉父亲,母亲怀孕了,父亲用德语说,这太可笑了。我能感觉到,父母认为日子太艰苦了,希望我过得好,而恰恰是这种希望,让他们之间产生矛盾。我感觉史铁生是在母亲去世后写的这篇小说,地坛是他的伤口,因为他意识到,他一天天去地坛,从没想到母亲的感受。小说中有个地方提到,母亲对他和地坛的独处无限担心,说“看看书也好啊”,意思是就看看书,别做傻事。


  这让我回忆起来我和我母亲之间无法言说的感情:母亲的姐妹们都觉得她脑子不正常,嫁给父亲这种脾气暴躁的人。我父母的婚姻不幸福,经常吵架。做父母的人都要扮演社会上的角色,他们极力向儿女掩饰自己的不成熟。有一次,母亲开车的时候,给我讲了很多她和我父亲的秘密,我很恐慌,那时我只有12岁。这些话让我多日心绪凌乱,尽管她之后绝口不提,也几乎不再和我聊天。我们装得若无其事彼此躲避,这里面有责任感,有爱,还有羞涩愧疚。


  史铁生发现母亲来地坛找他,为什么没有叫着她一起回家?他是在试探母亲,对于一个残疾人到底是什么态度,他在为他的死亡排练。这种沉默和躲避也是一种含蓄的爱和责任。在残疾人看来,健康的人对他们的照顾只是为了安抚自我。这个话题有很多隐痛。史铁生自己在文中说过,我的母亲从不抱怨“你也替我想想”。母亲每天石化一样送儿子上轮椅,因为害怕每一次离开都可能永不回转。我长大后的每次离别,母亲都会忧心忡忡地说“上帝保佑”,这令我陷入沉重的人生负担。我走之后,有一次邻居告诉我,母亲患了胃癌,我联系好让她住进医院,但是她一直看着窗外……


  这种父母和孩子互相的焦虑我并不陌生。史铁生每天去地坛,这就好像长了一个肿瘤,每次去那里都会让肿瘤越变越大,他的灵魂变了,永远回不来了。


  有人问史铁生为什么会写小说,史铁生回答说,因为我倒下了。主人公无法接受命运,他要反抗,不想再活了。就好像一个学生辍学后再也回不到群体中了。我小时候就有过这样可怕的经历,至今都会做噩梦:我回到学校,所有学业我都跟不上,完全被排斥在同学们之外。我想完了完了,非常绝望。


  采访者:史铁生在轮椅上年复一年地沉思默想,度过绝望而狂躁的青年时光。你要面对的是一个人内心里无一日止息的起伏,如何在舞台上呈现这一切?


  陆帕:我使用两个工具。一个是史铁生和他周围人的错综复杂的感情关系,这个人物不能太具体,可能有很多不确定的生活形态。跟谁在一起,他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艺术不能太直接,需要一些不同方向的可能性,因为生活本来就复杂。这不像在学校,告诉你是一个确定的某个人。你有可能在演戏的过程中完全投入到一个角色,但过一会儿就不存在了。在《宿命》里史铁生寻找的是原因,在《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里寻找的是爱。我为什么开始喝酒?为了找到爱,只有爱能救我。如果我能找到爱我就不会死了。喝酒对于我来说就是回到童年的方法。酒就是一把钥匙,好像童话里的魔法鞋子和魔法棒。有了酒我就能控制一切,我会喝酒你们不会,所以你们觉得我是酒鬼,其实我是王子。


  另外一个工具是外国记者从陌生文化的角度对他的浸入式观察。波兰演员桑德拉在剧中饰演一位记者,酗酒者的谈话可能是即兴的只言片语,他既不在乎自己的外形,更不在意对方的反应,他甚至利用对方听不懂中文胡乱自言自语着。


  采访者:因为一根茄子,主人公被种在了病床上。外国记者和一个中国酗酒者的偶遇,这都是生活中概率很低的事情,你是想去体现史铁生《宿命》里的思辨吗?


  陆帕:戏剧必须要打击观众,必须要表现得很直接。《宿命》所描述的故事可能比真相更真实。人们都不愿意接受宿命的安排,又没办法改变。我们特别努力地靠理性建造我们的生活,不愿意相信不可控制的偶然因素会毁了我们。跟随作者的思路,我会问自己:史铁生为什么要这样写呢?他本来要去美国,现在躺在医院里不能动,他能做什么呢?这个人物的逻辑是,如果可以理解生活中的所有细节,就能征服命运,就会有奇迹发生。每一个很小的细节放在一起,就能构成让生活回归的钥匙。可能史铁生也是在寻找这样一把钥匙,想要回到原来,想要控制场面,想要脱离宿命。这不是唯一一部涉及史铁生残疾的小说,可能他写这些关于残疾的小说,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治疗,让他更好地面对现实。


  很多人觉得作家就是编故事,这么想很幼稚。19世纪时候可能是这样,现在如果仅仅是编故事,那你的作品不够真实。作家是在玩一种危险游戏,就是玩儿命。有一个俄罗斯的作家认为,不要描述自己的生活,而要活成他所写的那样,写作对他是一种实验,他按照自己所写的去生活,虽然他在这个过程中会疯掉。并不是说史铁生完全像他,因为残疾,史铁生对写作会比其他作家看得重要,他写作是为了活下去。写作就是他的残疾,他的孤独,是地坛,而且最初可能就是一种游戏。“酗酒者”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他的生活。对于史铁生来说,写酗酒者的故事也是在经历酗酒者的痛苦。作家天生就应该有三种警惕,对所处的时代、母语和自己。这是一个作家和世界的基本关系,一个严肃的作家必须对自己的写作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反省精神。


  采访者:你的戏剧时间充满了无尽的生动细节和心理体验,你是怎么去逐渐捕捉它们的?


  陆帕:我经常即兴地把我想象的话和思维写下来,那些模糊不清的东西才是我要寻找的。一方面我想表达梦想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我永远掌控不了的失败,但我们需要经历这些灾难才会变得更成熟。


  有一部意大利电影《放大》,就是类似的情况,电影里主人公拍摄到了一些东西,开始没有注意,在不断的放大放大之后发现了尸体和杀人案。史铁生在回忆的时候也类似这样。狗屁在中文里有废话的意思,这是在我们波兰语里没有的。你们告诉我这个隐含的意义对我来说很重要,是一把钥匙。还有莫非的名字,我才知道了在中文里,还有另外一种哲学意味。这非常好。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他越回忆,发现的细节也越多。这个狗屁或许根本不重要,这是一种魔法奇幻的思维,而不是理性的思维。这就好像是飞盘一样,无论怎么想,怎么回忆,原因都会回到我自己这边。莫非的脑海里只有狗放屁的“噗噗”的声音,这就是宿命的声音,上帝的声音。《宿命》里面明显写的是他自己,这个故事就是所有荒谬残酷的人生缩影。


  摄影/大壮


  克里斯蒂安·陆帕


  1943年生于波兰,与格洛托夫斯基、康托并称20世纪波兰戏剧的三大巨人,获奥地利十字功勋奖章、法国文化部艺术及文学骑上勋章、2009年一举获得欧洲剧场大奖。他的三部作品《假面·玛丽莲》《伐木》《英雄广场》相继在中国上演后带来了持久的震撼,创造了观众“刷夜”看戏的新纪录。


  陆帕认为,戏剧能改变、冲破人与人之间的界线和隔阂。他擅长从奥地利的浪漫主义小说和俄国19世纪小说提取创作源泉。他认为“剧作家往往拘泥于戏剧本身,小说家却关注生命。”他曾改编了穆齐尔的《狂热》、《平庸者草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陆帕是一个“全能”导演,不仅自己改编剧本、导演戏剧作品,还自己设计舞美、灯光,同时也致力于培养演员,他经常花很多时间指导演员如何构建人物和角色。陆帕的作品十分注重节奏,关键场景往往采用“慢镜头”的手法,拉慢表演的节奏,以突出事件的危机感。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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