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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一面活的旗帜

2017/04/28 09:14:27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 尚晓岚
半个月前,第八届中国出版集团出版奖揭晓,12卷本《冯雪峰全集》名列“综合奖”榜首,这套令学术界兴奋的书,在出版界也获得了应有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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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雪峰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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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调材料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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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冯雪峰在鲁迅墓前演讲


  半个月前,第八届中国出版集团出版奖揭晓,12卷本《冯雪峰全集》名列“综合奖”榜首,这套令学术界兴奋的书,在出版界也获得了应有的荣誉。全集是去年年底面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了新书发布会,许多老人在座,包括陈昊苏等开国将帅之子,还有人文社的元老陈早春、何启治、屠岸等几位先生。嘉宾们的到来,表明着冯雪峰的多重身份,诗人、作家、翻译家、鲁迅研究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文艺战线的领导者,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创建者。


  其实,在20世纪的革命历程中,冯雪峰的位置始终很特别,他不仅是左翼文坛的“笔杆子”,与鲁迅关系密切,而且参加过长征,打过游击,做过情报工作,与军政界高层和文化界都有广泛的交往。而在1949年之后的历次运动中,他几乎都“在劫难逃”。不过,几经沉浮、亲历历史也部分地创造了历史的冯雪峰,面貌似乎不像他的“老对头”周扬那么“复杂”,人们谈起他,总是带着由衷的敬意。年过九旬的屠岸先生至今牢记着当年和冯雪峰握手的情景:“我觉得他的手里面有一种热力,这种热力一直侵入我的心脏。我是冯雪峰的天然粉丝。”


  《冯雪峰全集》的出版,对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个好消息,虽然有些姗姗来迟。最初,是冯雪峰的家乡义乌市为纪念这位“乡贤”,推动全集的出版,2012年启动,印行2000套,并编入庞大的“义乌丛书”。人文社接下这一项目后,又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另印1000套。2016年底全集告成,不过版权页上的出版时间是2016年6月,这是冯雪峰出生的月份,遵照其家属的意愿,以志纪念。


  全集的责任编辑王海波介绍说,80年代人文社陆续出版过四卷本的《雪峰文集》,冯雪峰的长子冯夏熊参与编辑,2003年又出过两卷《冯雪峰选集》。2016年,在冯雪峰逝世四十周年之际,全集终于面世,第一次系统地整理了他的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寓言、杂文、论文、翻译、回忆录、电影文学剧本,以及书信、日记、编务文稿、政务文稿函件、外调材料、运动材料等等,洋洋五百余万言。“已经很全了,不会有太多散佚的作品。全集的文字主要由冯夏熊之子冯烈及其夫人方馨未提供,他们为了编全集连工作都辞了。编辑过程中,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历史文本的原貌,确属错字的才改,否则即使不符合当前书写习惯也原封不动,以便保存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注释方面,只做了资料性的题注,说明作品的时间和出处。”


  全集中特别引人瞩目的,是“文革”期间冯雪峰在人文社或湖北咸宁干校写下的“外调材料”,多达二百余篇八十来万字。当时有多家单位或个人为了搞调查或做证明,来找他写历史材料,冯雪峰一般先用铅笔写下底稿,再用圆珠笔和复写纸誊抄数份,交与各方。这些外调材料一向很有名,早年曾有部分内容面世,备受研究者重视。王海波说,外调材料的底稿曾险些被付之一炬,“大约是‘文革’后期,它们堆在人文社的院子里,眼看要销毁,陈早春先生认出了这些手稿,拿走交还给了冯雪峰。”全集中的两卷外调材料,就是根据手稿编辑的。“2012年底,我们开过一个史实论证会,主要就是针对外调材料,各方人士参加,大家都觉得这是珍贵的史料,行文虽然带有特定年代的痕迹,还是能感受到冯雪峰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收录。其他人的全集,就很少有这类文字。”王海波说。


  “古今中外,提高为主”,冯雪峰1951年受命组建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拟定的方针,后来被概括为这八个字,成了人文社一路走来遵循的传统,他招揽了大批一流人才,为出版社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泽惠后人。时光荏苒,如今人文社的老一辈中,见过冯雪峰的人也不多了。退休的老编辑张福生先生说,1979年,冯雪峰逝世三年之后彻底平反,他在西苑饭店参加了追悼会。“人多极了,包括很多领导人都来了,无数的花圈、挽联,场面非常震撼。”那时他入社工作不久,对文化界还不熟悉,“我身边有一个老太太在痛哭,一脸的泪,但是没有声音。我就问同事,这是谁啊?同事说,她你都不认识?这是丁玲啊。”


  一切感慨,面对这沉重的泪水都显得轻薄。沉默片刻,问张福生先生:“您在人文社,听周围的人谈起冯雪峰,是什么感觉?”


  他稍一思索,说:“他是一面活的旗帜。”


  冯雪峰作为翻译家的贡献,没有被充分认识


  清华大学中文系的王中忱教授一直关注和研究冯雪峰,尤其是冯雪峰的翻译,这些年,他从日本的旧书店里搜求冯雪峰当年依据的日文底本,对照检视,有不少新发现。《冯雪峰全集》的出版让他由衷的高兴,“这些年来,我们对雪峰的文学贡献研究得很不够,雪峰作为一个翻译家,特别是理论翻译家的贡献,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全集的出版,会推动关于雪峰的再认识。”


  冯雪峰和别的左翼作家不太一样


  青阅读:通览《冯雪峰全集》,您感觉如何?


  王中忱:这是对雪峰着作第一次最全面的整理。我一直就很奇怪,也很着急,这么多作家全集都出了,为什么就雪峰一直没出?所以,应该特别感谢冯烈夫妇为《冯雪峰全集》的编辑、整理所付出的劳动。


  这套全集已经相当全了,雪峰的作品收录齐备,连公开发表的书信都在。很多作家的全集都不收译文,它的译文收得也很全。当然,有特色的还包括外调材料、检讨,和中央档案馆里抄出来的那些材料。这些也是别的作家全集很少见到的。《郭小川全集》收录的外调材料算是一个先例,但是郭小川的经历不像雪峰这么复杂。全集的注释不多,但基本上很准确。各篇文章的出处,依据的版本等等,都说得很清楚。


  青阅读:在现代文学史上,冯雪峰似乎比较特别,比如说他写了很多寓言,中国作家很少有对这种文体感兴趣的。他还有哪些方面值得关注呢?


  王中忱:雪峰确实和别的左翼作家不太一样。他本来是一个诗人(湖畔派),当他转向文学批评,成为一个批评家,正好是左联筹备和成立时期。可以说雪峰在左联里是比较有创作经验和文学感受力的,而且在他成为理论家的同时,还翻译了大量东西:诗歌、小说、理论批评都有,范围广泛。而实际的创作和翻译经验肯定也对他的批评有很大影响,这使他和左联的另外一位着名理论家周扬就有些不同。雪峰当然也有宏观的、高屋建瓴式的批评,但是他会具体地进入作品,能够很深入地理解文本内部的东西,包括一些作家思想细部的肌理,比同时期的其他左翼批评家更细腻一些。像左联时期他评丁玲的《水》就是如此。


  青阅读:冯雪峰和鲁迅关系密切。他在《回忆鲁迅》中认为,以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为界,鲁迅的前后期思想有“本质的分别”,他从“小资产阶级急进民主主义者”,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现在的鲁迅研究界怎样看待这种观点?


  王中忱:实际上有关前期鲁迅是共产党人的同路人的说法,影响比较大的是瞿秋白。80年代以来,很多研究者显然一方面至少是想要淡化瞿秋白、冯雪峰等关于后期鲁迅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另一方面突出鲁迅自由独立的一面,好像二者是不可调和的。自由独立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有可能结合在一起?这个大家好像考虑得比较少。但这样一来就很难解读鲁迅后期的杂文。另外,鲁迅后期也一直在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扶植萧红、萧军等左翼青年,包括他的一些社会活动,一直持续到最后。他参加民权保障同盟和他后期一些活动,都和国际共运有关系。鲁迅研究界都意识到了后期鲁迅的重要性,但是似乎还拿不出有力的解释办法。


  现在通过一些材料,可以看出鲁迅和中共、和共产国际的一些地下活动有关。很清楚,他掩护过共产党人,和史沫特莱来往密切,对史沫特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不可能不知道。鲁迅加入的民权保障同盟,本来就是为了营救共产国际的牛兰夫妇成立的,以鲁迅和宋庆龄、史沫特莱的关系,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的感觉,鲁迅是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他的基本思想来看,社会主义理念他是有的,他从权力关系看社会,始终没有放弃阶级论观点,对资本主义逻辑的反感也贯穿始终。而且,当时中共还是在野的、被压制的力量,鲁迅常常会站在被压制的一方。当然对革命之后可能的变化,对“黄金天堂”的质疑也贯穿了他一生,但是那会儿革命还没成功呢,不能说因为怀疑就放弃了对一个变革社会的重要力量的支持,鲁迅从来不是这样。


  冯雪峰的翻译,挑选作品的眼光很独特


  青阅读:您对冯雪峰的翻译评价很高,请谈谈他在这方面的贡献。


  王中忱:鲁迅从20年代末开始翻译左翼文学理论,雪峰也从日文着作翻译了很多,并且雪峰的翻译是在他和新感觉派作家关系比较好的前后开始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雪峰入党,1928年初来到上海,和戴望舒以及新感觉派的穆时英、刘呐鸥他们住在一块,搞“文学工场”。戴望舒他们翻译的主要是西方现代派。施蛰存有一篇文章《最后一个老朋友》是回忆冯雪峰的,提到雪峰不赞成他们翻译英国颓废诗人的作品,而他自己译的就是左翼文学和文艺理论,在朋友们中间很有影响。后来由于柔石的介绍,雪峰和鲁迅认识了,共同翻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是他们从日本左翼文学家搞的一套丛书中选译的。


  全集第十卷收入的《新俄的文艺政策》,是1924年苏联中央委员会关于文艺政策的讨论会的速记,鲁迅和雪峰都翻译过。这个会议记录非常有意思,它出现在斯大林完全掌权之前,参加者包括托洛茨基、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阿维尔巴赫、别德内依等等很多人,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鲁迅和雪峰等于是从这里开始了解苏联的文艺状况,这和后来直接接受苏联的理论结论不太一样,鲁迅和雪峰是把讨论的过程翻出来了,包括托洛茨基怎么说,别人怎么批评他,他又怎么反驳……我一直觉得应该专门讨论这篇译文,它对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很重要。它是在左联成立之前翻译的,并且是鲁迅和雪峰同时翻译的,也就是说,他们当时并没有把苏联的理论当成一个结论,他们看到的是讨论的过程。


  另外一篇值得注意的译文是列宁的重要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在1930年左联成立之前,雪峰把它翻过来,标题叫《论新兴文学》,他是根据日本翻译家冈泽秀虎的节选本译的,刊登在《拓荒者》上。非常有意思的是,列宁说,我们的文学是党的文学,雪峰译为,我们的文学是“集团底文学”。我专门查了一下冈泽秀虎的日文节译本,就是“党的文学”。并且明确说到,文学不应该是“个人或集团底利益的手段”——也许翻译的时候他会想到,太阳社、创造社这些左翼小团体互相打架,也可能那时候要是直接把“党”译出来,审查过不了关。反正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各种可能性,他就是这么译的。1930年年底,陈望道翻译了冈泽秀虎的《苏俄文艺理论》,把雪峰这篇译文作为附录收入,就恢复成了“党的文学”。


  还有一点,列宁这篇文章雪峰译过两次。1933年他根据藏原惟人的节译本又译了一次。我找到过藏原惟人的节译做对照,发现藏原译本删掉了“这将成为自由的文学……”这段很关键的话,但是雪峰又根据自己原来从冈泽本转译的译文把这一段补上了。他为什么会补上这一段呢?左联成立后,发生了和胡秋原等“第三种人”的论战,涉及文艺自由的问题。胡秋原实际上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很懂行,他批评左翼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问题。一开始雪峰、瞿秋白都把胡秋原、苏汶等人骂得狗血淋头,但是后来左翼觉得这样不好,要改变这种做法。1932年张闻天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他发现过于激进可能不行,觉得左联圈子太窄,斗争对象太多。所以首先在文艺政策上有所调整,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而雪峰的这篇根据藏原惟人译本重新翻的文章,是和张闻天的文章放在《世界文化》同一期上发的,这本刊物也是雪峰负责编的,他把张闻天原来发表在党内刊物、很少有人看到的文章拿过来一起发表,达成了一种呼应。所以中国接受列宁的文学论,虽然是通过日本的脉络,借助于翻译,但确实是结合自身的文艺斗争实践,做了比较有创造性的阐释。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雪峰从日文转译了匈牙利批评家玛察1924年完成的一本书《现代欧洲的艺术》。这是比较早也比较系统地介绍现代主义艺术的着作,包括文学、戏剧、音乐、建筑各个领域,各种流派,很全面。现代艺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非常盛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么看待它?原作者玛察显然非常理解现代主义内部的逻辑和特征,即使有批评也不是粗暴的否定。而雪峰最早翻译这本书是在1930年,收入全集的是40年代的修订本,像他这么敏锐地系统地介绍现代主义的人,当时国内并不多。


  说到雪峰的翻译真是很有意思,当时的译者们,或者是留洋的,或者是在大学读书时就是学外文的,而雪峰都不是,从他的求学经历看,他的日文可能主要是业余习得的。但是他真的就有这个热情和韧劲。他挑选作品的眼光很独特,译文也非常好,所以鲁迅能够认可他。前面说过,鲁迅和雪峰几乎同时翻译《新俄的文艺政策》,各自出了单行本,鲁迅的译本,把雪峰翻译的冈泽秀虎介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历史的文章收录进去,表明了鲁迅对他的翻译的信任和评价。


  外调材料非常重要,但它们有被任意解读的危险性


  青阅读:全集中用两卷篇幅收入了大量外调材料,备受瞩目。其中您觉得特别重要的有哪些?现在做研究,外调材料、检讨、档案、日记、书信等等经常作为一手史料被利用。如何理解这类材料的“真实性”?研究中使用这些材料应该注意什么?


  王中忱:比如有关30年代“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的材料,涉及周扬等人的材料,还有雪峰在上海的政治活动,上饶集中营的材料等等,都很珍贵。它们虽然是“文革”这一特殊时期写的,就史料意义来说,还是非常重要。


  至于做研究怎样使用这些材料,我觉得比较难。雪峰写检讨和外调材料的时候,用语还是当时的那种修辞方式。这样的修辞里既有当时通行的表述,但也会透露出一些他的真实想法。有些具体的东西可以根据其他材料互证,问题在于怎么判断特定修辞的背后闪出来的他真实的想法和态度,这个肯定是越往后越困难。像我们多少有过五六十年代经验的人,会好一些,80后、90后可能就没这个感觉了。所以这些材料就有被任意解读的危险性。只要变成一个书写文本,肯定就受制于各种外在的律令,怎样解读就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现在大家对这些所谓一手材料太迷信了。有人拼命去抄档案,一抄出来就觉得是真的了。这些东西当然很重要,但也必须看到,任何档案材料也都是一个文本,是文本就涉及书写的条件,书写的方式,包括书写的格式。像雪峰的这些材料就受到“外调体”的影响,需要慎重解读。


  青阅读:冯雪峰的经历里有一个特殊时期,就是1937年,他离开组织,“不告而行”,年底回到家乡义乌,1939年重新接上组织关系后也未负责具体工作,被捕后关入上饶集中营,直到1943年前往重庆见到周恩来,才算正式恢复工作。怎样理解这一段他和党组织比较疏远的时期?


  王中忱:原来我也一直觉得奇怪,雪峰怎么中间就走了呢。曾经看过雪峰写的自传和检讨的片段材料,提到曾跟博古大吵了一架。当时大约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博古跟周恩来到上海,准备就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问题和蒋介石谈判。雪峰的意见是搞统一战线不能向国民党让步太多,认为宣布国共合作时也应该向左翼人士另外发个说明,表明不放弃无产阶级的立场,以适应大家的情绪。雪峰这个人也有他比较激烈的一面。但是博古等人显然急于达成统一战线的协议,这也是共产国际的要求。


  有不同意见和争论,怎么就不辞而别了呢?这次看雪峰全集,事情的轮廓好像清楚了一些,但也不能说完全清楚。全集第七卷附录所收《1937年7月22日张闻天给博古的电报》谈到“允生问题”,编者加的注释说指的是允生(冯雪峰奉命从陕北到上海工作,化名李允生)和博古吵架事件。同年8月8日,张闻天致电允生,要他回延安讨论工作,10月16日张闻天致电博古闻讯“调允生来此工作”之“结果”,表明允生直至此时仍未遵命返回延安。《全集》第十二卷所附《冯雪峰年谱》说:8月8日张闻天的电报“冯雪峰本人似未收到”。如果确属如此,那就不是雪峰抗命而是另有原因。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现在还不得其详。


  与此相关,1937年10月23日张闻天致信潘汉年,要潘转告雪峰到延安开会,25日,潘汉年、刘晓给毛泽东、张闻天回电说:“李允生已不告而行”。不过《全集》在此句话下所加注释则说“冯雪峰此时仍在上海,于1937年底回到家乡浙江义乌”。还有,从潘、刘电文看,冯曾给潘写过一封信,也可证冯并非“不告而行”,严格说是“告(假)而未行(没有马上离沪回乡)”。但潘的电文转述冯信的一句话很有意思:“请党对他这类分子不当作干部看,所以他离开工作没关系”。虽然是转述,但很符合雪峰的性格、脾气,应该大致不错。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尚晓岚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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