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肮脏现实主义作家理查德·福特:写父母比写小说更让我感到抽离

2017/05/15 11:14:03 来源:界面新闻  作者:Maddie Crum
在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的小说中,青少年总是被他们父母的选择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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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理查德·福特与他的非虚构作品《他们之间》


  在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的小说中,青少年总是被他们父母的选择所吸引。在父母抢劫银行被捕后,一位15岁的男孩企图寻找他的孪生兄弟;一个年纪更小的男孩看到自己的母亲被家人暴打,离开了他的生活。


  和他笔下的主角一样,福特自己也一直试着努力理解他的父母。他最近出版的新书《他们之间》(Between Them)不是以虚构方式探索家庭结构,而是两篇回忆录:一篇关于在他16岁时去世的父亲,一篇关于他的母亲。


  “基本上每时每刻,我都想着我父亲,”他写道。他的父亲,帕克·福特(Parker Ford),一位工作努力、四处漂泊的销售员,在心脏病发作后,不得不卧床在家。关于他的母亲艾德娜·艾金(Edna Akin),他写道:“回忆我的母亲,就是我表达爱的方式。”


  对于父母的关系,他写道:“父母让我们与自己无法成为的那类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我们过着自己的生活,假扮出一种有联系的疏离感和一种实用的神秘感。即使我们和他们在一起,我们也是孤独的。”


  这种对于现实的观察正是福特最着名的手法,也让他成为了与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托拜厄斯·沃尔夫(Tobias Wolff)和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齐名的“肮脏现实主义”代表作家。肮脏现实主义常使用传记式写作手法,但对个人的分析常常会导致作品过于多愁善感。福特并不是这样,通过详细描述父母生活的细节以及他没能了解到的一面,他巧妙地献上了自己的谢意。


  在下面这篇访谈中,福特讨论了他在传记写作中遇到的挑战,以及父母与家庭对于他写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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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查德·福特


  记者:这是你自己的故事,还是你父母的故事,或者是二者的结合?


  这是他们的故事,完全不是我自己的故事。我之所以能够写出他们的故事,是因为我是唯一了解他们故事而且至今仍在世的人。所以,我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讲述他们经历的那个人。我没有尽我所能把我自己排除在故事之外,但我从来没把这当作我自己的故事,也不觉得他们的重要性与我有任何关系。


  记者:在创作小说和这些传记之中,写作的过程有什么不同?


  确实有种明显的不同,在写父母时,我感觉更抽离。因为传记是关于他们生活中的事实,写起来也更具条理。而尽管我一辈子都在写小说,但写小说的过程总有些浮华的元素,就好像表面之下还隐藏着其他东西,而完全基于现实的非虚构写作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就算我是在评论我父母做过的事情,也仍然是在书中提到的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


  记者:你曾经把写作和用词的选择比作一种发现方式,根据语调和语音的不同,整个句子的意思都可能有所改变。相较于虚构作品,在书写真实事件的时候,这个过程对你来说是怎样运作的?


  这是个好问题。在写一个句子的时候,我们会需要一个动词或形容词。写小说时,你的用词不用考虑其内容,只用考虑其效果,或是它在句子中的作用。在写非虚构时,你仍然需要选词,但你必须要考虑这个词及其用法是否精确。精确性对于写作小说和非虚构作品而言有着两种不同的效果。


  写小说时也需要某种精确性,比如当你要描绘蒙大拿州的大瀑布(Great Falls),你不能写密西西比河从这里往南流。地理上的精确性不是必要的,在写各种荒诞想法时,也有可能对现实做出改变。但我觉得,密西西比河从这往北流是无法被改变的。


  我曾经给《纽约客》写过一篇故事,在文中我写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地址位于西北第二大道613号。《纽约客》的事实核查编辑打电话告诉我,基督教青年会的实际地址是南第二大道132号。我告诉他们:“没关系,只是这个实际地址的音节不够长。”他们说:“不行,这就是青年会的实际地址。”我说:“不,别管这个了。”


  记者:这两篇回忆录中既有稍显冗余的部分,也有互相矛盾的部分,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写?


  我被两个人带大,他们有着各自的看法,他们对于我也有自己的看法,而我对他们的看法也不总是完全一致。我觉得如果我把所有事都写进去,这本书就会有一种真实的共鸣。书都是人写的,我知道有些地方我写得不是很连贯,我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希求做到精确。不过,我在1944年之后才见证了他们的生活,在这之前,我是不存在的。


  记者:其中有整个段落由一系列没有答案的问题构成,你为什么决定这样写?


  这与我的父亲有关。他的缺席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这样写是为了体现他的缺席,而不只是说“我不知道”,这样接写不出故事了。对于我这个叙述者来说,这种问题式的写作手法是很有意思的。


  记者:你的父母常年在外,这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在书里,我称他们为“瞬间的存在”。在我出生之前,他们确实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所以我总是在寻找新的体验,让我能够去理解并运用。我从来没有过那种“这里是我的家,我必须待在这里”的感觉。


  我父母当时都在逃离让他们不快乐的环境,他们没有痛苦,没有不满,因为他们很早就碰到了对方,一见面就让彼此非常愉悦。每当我思考要去哪居住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会住在我妻子住的地方。


  记者:这种手法让我想到了你的几篇小说。


  《加拿大》也用了这种写法,《石泉城》(Rock Springs)的结尾也是这样,叙述者写道:“你觉得他和你相似吗?”这是为了以一种近乎对话的方式把这个问题扔给读者。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写过的一些小说对我来说十分触动诱人。他使用的第一人称质问手法,代表了人类努力去理解那些无法被理解的事情的冲动。当你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时,你可以找到一种掌握生活支配权的方式,并将这种支配权表现出来。我觉得这就是我使用这种手法的原因。


  记者:你的南方背景是怎样影响到你的写作手法的?


  我长大的地方离美国着名女作家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的家就离一条街,我小时候就知道,成为一位作家具备可能性。如果你在我的家乡长大,你也可以成为一名作家,这是整个社区都支持的事业。


  因为当时社会种族歧视明显,我们总是被告知,那些不真实的才是真实的。这导致我无论是在过去或现在,对自己接受到的信息一直秉持着一种天然的怀疑,我努力去为我不相信的事情寻找一个解释,这正是小说可以做到的。当事实和真相之间的距离太远,小说是一种具有想象力的解释。


  记者:虽然你在南方长大,但你的小说背景总是发生在别处。


  因为其他人已经写过这些地方了,而且比我写的更好。如果我变成一个南方作家,写作南方题材,写给南方读者,那我就无法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但我想做一名伟大的作家,我现在仍然想。如果我一定要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我不想成为关于南方的专家。首先,我自己不是太喜欢南方;第二,我一读就喜欢上了那些关于南方的文学作品,福克纳、韦尔蒂、弗兰纳里·奥康纳、沃尔克·珀西,我很喜欢他们的作品。为什么我还需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将之作为唯一志业?


  记者:以后你会写更多传记吗?还是会暂时回到小说的写作?


  我觉得我目前没有什么可以写传记的内容了。我写过一些传记性质的文章。我的经纪人很希望我写一本关于我祖父的书,但我不知道从何下笔。他是那种遵循内心的人,他也确实做到了:花天酒地,追求各类女性。我更不会写任何自传了,这部传记已经很接近我的自传了。


  (翻译:李思璟)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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