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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伍德止笔于废墟

2017/05/19 09:09:36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赵柔柔
如果说,收官之作《疯癫亚当》艰涩寡淡的叙事并非作家创造力的枯竭,而是有意为之的话,那么这似乎在严肃地提示我们——末日并不会与救赎相伴,而废墟也无法开出鲜花。

  《疯癫亚当》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着


  赵奕、陈晓菲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7


  阿特伍德的“疯癫亚当三部曲”,终结于人类真正的末路。如果说,收官之作《疯癫亚当》艰涩寡淡的叙事并非作家创造力的枯竭,而是有意为之的话,那么这似乎在严肃地提示我们——末日并不会与救赎相伴,而废墟也无法开出鲜花。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曾以其想象诡谲、结构精巧的小说征服了无数读者。在2000年《盲刺客》终于摘得布克奖之后,她并没有因此松懈,而是以一部《羚羊与秧鸡》开启了创世史诗般的“疯癫亚当三部曲”的写作。在十多年的等待之后,随着《洪水之年》、《疯癫亚当》的出版,读者终于得以一窥这个浸润着阿特伍德的思考与野心的系列作品的全貌。


  尽管“疯癫亚当三部曲”极易被贴上“末日小说”、“科幻小说”、“反乌托邦小说”等标签,阿特伍德却在访谈中表示并不愿意以任何标签来规约自己的写作。在她看来,书中所写的与其说是幻想,不如说是现实。换句话说,与《盲刺客》等以叙事结构巧妙见长的作品不同,“疯癫亚当三部曲”不只是富于文学性的写作尝试,而更多地负载着阿特伍德对现实的严肃思考以及对未来的悲观想象。


  出版于2003年的《羚羊与秧鸡》构想了人类的末日与“新人”的创世纪:在其中,“公司”成为社会基本组成形态,它掌控了一切,乃至人的身体与生命。其所制造的器官猪、狮羊等肆意重组的生物名义上延长了人类的生命,但在事实上却根本上改写了人作为独立自然物种的合法性。高智商反社会天才“秧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公司的资源创造出了依靠光合作用和植物生存的、定期交配、集体生活的“新人”,并且散布病毒灭绝人类,为这些“秧鸡人”清理生存场域。最终,秧鸡通过杀死自己这个“造物主”来根除掉秧鸡人可能的宗教来源。


  有趣的是,尽管秧鸡的行为颇为疯狂,但阿特伍德并未在行文中将他书写为疯子,甚至可以说,在秧鸡的悲观与决绝中,多少携带着阿特伍德的认同——我们如何才能想象反抗“公司”?尽管是科幻式的未来想象,但“公司”无疑是现实的准确提喻,因为被无数高速发展的技术所深深裹挟着的我们,正由一种技术资本主义牢牢地、全面地掌控着,甚至无暇去反思遭到侵袭的隐私以及新的不平等形式等等。那么,秧鸡的以暴制暴,究竟是亡命之徒同归于尽式的断送,还是为了对抗稳如磐石的“公司”及其规定的秩序而不得不迈出的一步,是人类唯一的、微弱的出路?


  阿特伍德态度的游移和矛盾,在接下来的《洪水之年》与《疯癫亚当》中更为凸显。《洪水之年》将那场人类的灭绝式比喻为《圣经》中的洪水,以废市中“上帝的园丁”环保组织的视角,再现了这场无水洪水发生前后“公司”之外的景象。它与《羚羊与秧鸡》在时间线索上是重合的,如阴阳鱼一般彼此咬合。其中泥沼般的废市与弃民的残酷生存,以及园丁组织对抗公司的乌托邦式的社群生活,补完了末日图景。


  然而,作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疯癫亚当》却并没有成为整个系列的完美收尾,也丝毫未提供任何突转或高潮。小说在时间线索上比前两部略有推进,讲述的是《洪水之年》中那些灾难幸存者在废墟上的挣扎求存。其情节由托尼一行从彩弹手的手中救出阿曼达、返归聚集地开始,并在人、器官猪、秧鸡人的奇特同盟重回“天塘”、与彩弹手战斗后戛然而止。幸存者的废墟生存与泽伯的回忆交叉构成小说的主体,形成色彩鲜明的对比:废墟之上的苟延残喘毫无尊严,也不具备任何通向遥远未来的建设性,只有依靠从垃圾堆中淘选物资来勉强维持的生存。这个部分叙事节奏颇为缓慢,细节的描绘也琐碎、重复、絮叨,充满了沉闷而尴尬的怀旧情绪以及疲惫不堪的欲望,似乎不再有值得记述的事件,时间在挣扎生存中黏滞不前。在这种绝望中,穿插着托比对好奇的秧鸡人所讲述的过去——泽伯与亚当兄弟如圣徒般光辉,种种事迹充满戏剧性和英雄色彩;而托比对泽伯的爱情也充满旧日的遗痕,不合时宜却令人怀念。显然,这种今昔对比说明,阿特伍德最终抹去了在《羚羊与秧鸡》中还留存的一丝抗争的快感与模糊的希冀。


  小说终结于人类真正的末路——与消灭人类肉身相比,在象征层面抹除人类的位置才更为彻底。首先,叙事者发生了变化:托比无力再承当叙事者/记录者的职能,甚至无法叙述最后一场战斗的惨烈与吉米、亚当的死亡,这一切最终是由继承者秧鸡人“黑胡子”以迟缓懵懂的旁观者视角呈现出来的。这意味着,人最终失去了书写的能力,在洪水过后的废墟之上,成为了被历史抛却的异类或游魂。另外,三位女性突如其来的孕育也同样具有象征性:敏狐、瑞恩和阿曼达都曾分别与人类和秧鸡人发生关系,而她们孕育的婴孩无一例外地具有秧鸡人那美丽的绿色眼睛。这悄然证实,阿特伍德甚至拒绝了为人类留下遗腹子,人类男性残末的生殖力最终也被让渡给了秧鸡人。


  这种在叙事上的疲怠在诸多末日想象中并不常见——人们似乎习惯于一种好莱坞式的末日生存,一种融合了个人主义与英雄气概的艰难抗争,一种代表希望的亚当/夏娃建立的新秩序,一种充满戏剧性或宗教救赎性的场景。如果说,《疯癫亚当》艰涩寡淡的叙事并非阿特伍德想象力或创造力的枯竭,而是有意为之的话,那么这似乎在严肃地提示我们,末日并不会与救赎相伴,而废墟也无法开出鲜花。同时,阿特伍德选择了在废墟止笔,而无法再构想一种乌托邦式的愿景蓝图,这似乎也在向我们昭示,我们或许离那个废墟已经太近了。供图/小艾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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