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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夏天,写一份青春的问卷

2017/06/07 10:42:20 来源:北京青年报  
站在“40年”的尘光之上回望来路,我们看到了什么?高考改变了共和国的走向?当然。高考改变了千千万万普通青年的命运?毋庸置疑。除此之外呢?

  1977—2017,恢复高考,至今已整整40年。


  站在“40年”的尘光之上回望来路,我们看到了什么?高考改变了共和国的走向?当然。高考改变了千千万万普通青年的命运?毋庸置疑。除此之外呢?


  高考奠定了我们每个人改变自己的勇气,铸造了我们一生的情感刻度。今天,我们推出的“纪念高考”专刊,就是循着青春与梦想的路径,徐徐打开记忆最深处的一幅幅画卷。


  车子、鸡蛋、鸡毛菜汤——那年高考我得到的“赞助”


  张粉英


  我们排着队,从镇上学校步行半里到小镇车站,很文雅地依次上了一辆公交车。满满当当56人,有一半人没有座位。瘦小的我被挤在中间,像个盲人无法四顾。我的同桌占了个有利位置,能看到车外的景象,她像广播剧解说员那样喋喋不休:“他们看得口水滴滴的呢!”


  是的,小镇通往县城的班车很少,每一趟都爆满,能买到票已经万幸,能挤上车要凭力气,能抢到座位堪比中大奖。我们不用抢不用挤,因为是包车,而且是直达。


  车是我们学校跟汽车站联系统一包下的,共四辆,从小镇一起出发,前所未有地壮观了小镇。


  能包下车子是汽车站对我们最大的“赞助”,否则我们只能各显神通到县城去。那是1984年,我们小镇中学第一次有200多人参加高考,盛况空前。


  车子颠簸又颠簸,拐弯又拐弯。忽然间平坦地走起来,像飞机放稳了起落架。我同桌又开始广播说,进县城了,这儿是一段柏油马路。我连柏油马路都没看过。又是几个弯,车子停下了,是我们的县中。我们住进县中学生宿舍。每间12人,我住二楼一间里,上床,有竹竿撑起的蚊帐。每层楼有公共盥洗间,哗哗的自来水随便放。县中将学生宿舍提供给我们住宿,无偿的。


  我的书包里除了换洗衣服和书,还有四只煮鸡蛋、两只粽子,那是我妈给我的高考“赞助”。我7月6日下午出门的时候,爸妈正在田里拔草。七月湿热的空气里,野草疯长,水稻田里,山芋田里,花生田里,到处都是。


  县中食堂的每样饭菜都很香,我带来的鸡蛋和粽子根本吃不到。每天晚上睡觉前,都有人抬着一桶鸡毛菜汤,说是给我们防暑降温。那个季节的乡下,很少看见那样嫩的鸡毛菜,我每次都喝满满一搪瓷小盆。


  县中的教室比我们中学宽大明亮。教室外有几棵大树,微风刮来一阵阵清凉。每天下午进考场的时候,教室里就有几块冰,正在慢慢融化。


  我同桌后来说,她把一块冰偷偷踩在脚下,凉快极了。


  最后的“赞助”来自我的同桌的好友。按照之前的约定,老师不包统一回程车,各人自找回家路。我同桌去过一次县城,经验老到,说考试结束去车站不一定买到票,我们干脆走回家吧。从县城到我们小镇的距离是18公里。我同桌说,走不动没事,她有个邻居在农具厂上班,会带同事骑自行车去接我们。


  最后一场考试结束,我们迎着七月的斜阳踏上回家的路。我这次看清了,是一条碎石子随意抛撒在土路上的路,到处坑坑洼洼。难得看到一辆往来县城与我们小镇的班车,癫狂得像一匹奔马,带着一股尘烟飞起。路两边有高高的刺槐树,树上鸣蝉叫得正欢。走累了,我们坐在路旁树阴里,吃煮鸡蛋和粽子。那时候也不知道馊是怎么回事,全部吃了,想着不能浪费——我妈都没舍得给我妹妹煮一只鸡蛋。


  时不时有拖拉机突突突驶过,或有个骑自行车的人抓着车厢。呼呼的风,骑车人那个得意!我们也快有自行车了,同桌说。前面果然来了两辆自行车,两个男孩。他们停下,带上了我们。坐在自行车后面真舒服,像皇帝般享受!


  回到小镇,我和同桌分开了,继续步行一公里多回家。已是傍晚,我爸在往水缸里挑水,我妈在茄子田里剪茄子。晚饭还没有烧。我放下书包,往锅里舀水,到灶下烧火。


  没有一个人询问我考得如何。一个暑假,我每天早早起床,挖猪草,洗衣服,打扫庭院,爬到桑树上摘桑叶。酷暑快结束,邮递员给我家送来一个大信封。我爸放了几个鞭炮。我妈开始为我准备行李。我哥一家也从外地回来了。我家有了重大喜事:我成为我们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


  相比较如今的高考生,他们有老师或家长全程陪同、包车接送、警察护航、星级酒店住宿吃饭,那时的我们实在寒酸至极。但是,我至今还记得那些曾经“赞助”过我参加高考的人,他们给了我那个时代最高档的礼遇,哪怕仅仅是一辆拥挤的汽车、一张简单的木板床、一碗稀得见底的菜汤、几只鸡蛋和粽子,还有坐上去呼呼生风的自行车。


  闲庭信步着我的惊涛骇浪


  居着培


  现在孩子的高考,父母比子女还紧张。三十多年前也如此。甚至因为那时录取率低,考上后包分配,从此跃出“农门”,改变人生命运,所以那时候的高考更为牵动人心。


  “来,到地里来帮一把!”周六傍晚,如果我骑车两个小时回到离学校三十多里路的家,母亲一准在远处的地里大着嗓门叫。父亲也总是先我到达地里。父亲是个小学教师,他好像话都在学校说了,懒得再和家里人说。他很少对我有啥教育指导,好也不表扬,不好也不批评。


  也许是父母的态度让我对成败得失看得很轻。我很努力,但也并不过分关注结果,也就是说考试的结果一般不会影响我的情绪。一般女孩的小心眼、嫉妒心我都强迫自己从头脑中去除。预考结束,六十六个同学淘汰三分之二,我是仅有的留下来的两个女生之一。“已经不错啦!”我常常这样安慰自己。


  一九八六年七月六日上午,我们住进当时县城最豪华的宾馆准备参加高考。我的房间在三楼,进门两张席梦思床,宽大厚实的弹簧床垫,粉红色的尼龙帐子。靠窗下放着一张小钢丝床。两个室友抢先占了大床,我也没有争辩,就把行李放在小床上。


  “已经不错啦!”带着这样的想法,听着窗外汽车的轰鸣和小贩的叫卖声,我在午饭前就睡了一觉。


  第二天就要考试,可当天夜里两个室友折腾着不睡觉。半夜,我被她们闹醒,翻了个身,继续闭上眼睛。再次醒来,却发现其中一个的父亲来了,老师也在。听他们的谈话,原来她的父亲不放心,就住在宾馆附近的旅店里。姑娘在撒娇,老师和她的父亲在好言相劝。我一看手表,两点半了。我没理她们,又沉入梦乡。


  七月七日早上,我们排着队去考场。路上要穿过几条街道,行人主动为我们让路。送考的家长跟在队伍旁边殷殷嘱托。前方不远处,一个父亲,衣着朴素,皮肤黝黑粗糙,神态憨厚,他推着一辆自行车,让女儿坐在后车架上,固执地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女儿的关爱。可那女同学拘谨地坐在车后,眼神里没有骄傲,只有惶恐。


  片刻间我想起我的父母。我记得填志愿,老师要求征求父母意见。那次回家只有一晚,他们对我的高考说过什么我一点儿都记不得了。这几年,他们对我的学习情况有没有关注,我也记不得。


  第一天中午回宾馆就发现走廊上气氛凝重。原来是一个往届女生伏在墙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一个男人(大概是她的父亲)在一旁心思重重地抽烟。老师来的时候,我看她抬起泪痕满面的脸——这是一张憔悴的脸,看起来有二十三四岁了。据说她复习已经五年了,因为紧张,她第一门就发挥不好。往后的几天,那女生考一场哭一场。看来这一次她又要以全线败退而告终了。


  那一年,我以班级第三名通过高考。回想起来,应该谢谢父母。如果他们对我的学习很紧张,我就不会以那么放松的心情去参加考试了。高考的经历还让我懂得要笑看成败,才会风轻云淡。


  “崽呀,难过没有用”


  胡同月光


  用键盘在电脑里敲出这几个字,我的思绪拉扯我回到29年前。


  1988年7月,我在江西以应届生身份参加了高考,是全国272万考生之一。据查,那一年,全国高考录取率25%,也就是四分之一。估计江西肯定远低于这个数字,有六分之一就不错。


  我所在的县二中是县里最好的学校,是省级重点高中。三年里,我一直在尖子班,和班里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同学一样,寄宿在学校。一日三餐在食堂吃,大多时间只打饭不打菜,自带咸菜能管十天至半个月;住的宿舍也简单,八人一间上下铺,被褥是父亲从百里外的老家送来的,夏热冬冷全靠身体自然调节。在班里,我的成绩不好不坏,处在“不骑马不骑牛,骑着驴子走中游”的水平。


  临近高考的那段时间,虽然学校不像现在这样提口号,“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不拼不博一生白活,不苦不累高三无味”,但每一个学子,天不亮,人已在教室内外背诵那些需要背记的知识,无暇欣赏朝霞的美丽;夜已深,教室里的灯火依然通明,谁不小心掉落笔筒,定能听到钢片碰击地面清晰的回音。我不敢说比别人更努力,却一定是比别人更艰难的。


  可是,我却在那年高考名落孙山。查分那天,我是一个人去的学校,


  兴冲冲地去,灰溜溜地回。特别是得知同村文科同学考上师范板上钉钉,我的心如刀割,不知如何面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不知如何回答同村乡亲的提问。好在父亲母亲知悉我、理解我,心疼我曾经在学习上的付出,没有责怪我。父亲说:“没考上大学,咱就踏踏实实打工去,只要不偷懒,学点技术养活自己不难。”母亲的话更加朴实,安慰我:“崽呀,我相信你也很难过,但难过没有用,早点振作起来,试试走走其他的路。”


  有了父母的理解与安慰,我就不怕别人的提问和讥讽。很快,我就跟着父亲到建筑工地打工,搬过砖,挑过石灰桶。自家“双抢”完成后,又跟着父母到别人承包的水田里割稻子赚钱,即使累得腰受不了,蹲在地上割也不甘落后。至今,我每次回家,蹲着割稻子的姿势,总还被村里人笑谈,问我记得不记得。乡亲们哪里知道,这种痛,与我没有考上大学一样,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1989年3月,经历几次体检、面试后,我有幸收到了入伍通知书。离开家乡的那一天,春雨淅淅沥沥,父亲放了长长的鞭炮送我出行,母亲依依不舍千叮咛万嘱咐,叫我在部队“好好干,争取更有出息”。后来,我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用高中三年学到的文化知识基础,参加了部队组织的军校招生考试,一路过关斩将,于1991年考上了在武汉的军校,也算圆了大学梦。现在我已是京城的一名航天人,多次参与举世瞩目的载人航天任务,并三次因工作出色立功受奖。


  回想29年前的高考,我的体会是:人生的路千万条,高考不是独木桥。只要不放弃、不抛弃,高考落榜又算得了什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还是那句老话,榜上无名,脚下有路。


  高考的那个中午,烤了我一辈子


  贺宽叶


  回首1986年的高考,满是说不出口的愧疚。


  知了和人一起醒来,尖锐的嘶叫声比汹涌的热浪更叫人心烦意乱。父亲和哥哥姐姐像往常一样天还没亮就去了坡里,老母猪在打着呼噜,我家的这一天和往常并无二致。可是对我来说却非同寻常,这天我高考。


  母亲因为胃肠炎上吐下泻卧床三天了,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去了灶间,不一会儿工夫捧给我一大碗餶飵头(鲁中地区指煮熟的面团)说:“慢慢吃,别烫着。”我说:“娘,你得赶紧吃药。”母亲苦笑着说:“庄户人,小病小灾扛扛就行,吃啥药啊。”


  我知道母亲这样说纯粹是为了安慰我,家里根本没钱买药。


  我临出门的时候,母亲从煎饼堆里翻出两张白面饼,用笼布包起来塞到我书包里,说:“拿着晌午吃。好好考,别着急。”母亲弯着腰,捂着肚子,蹒跚着送我出了胡同。


  我沿着孝妇河往城里走去。风从对岸吹过来,带着河水的清凉,两岸的野菊花正灿然开放,菖蒲亭亭玉立,摇曳生姿,蝉声悦耳了许多。


  我没有心情欣赏风景,脑子里都是母亲痛苦的面容。


  第一场语文是我的强项。记得那年的作文题目是《树木森林气候》,我字斟句酌每一个句子,仔细筹划每一个段落,通盘谋划全篇,自己很满意,觉得作文应该接近满分,顶多扣一分两分。


  午间休息时间颇长,带队的班主任谭老师在考点给我们十来个得意弟子找了个空房间休息,他就出去逛街了,他在我们都放不开。大家纷纷掏出带来的干粮,匆匆吃了,去院子里接了几捧自来水喝了,回房间看书休息。


  只有大刘,一个人跑到外面吃饭去了。大刘的妈妈是我们学校的公办老师,爸爸是村里的书记,大刘家里有钱。他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趴在桌子上犯迷糊,他把书包往旁边一撂,也趴下了,一会鼾声响起来了。我在桌子上假寐着,却毫无睡意,脑子里还是母亲痛苦的面容。


  我起身去小解,经过大刘身旁时他敞开的书包里一张花票子晃了我的眼,那是十元钱,是当时最大的面额,不是个小数目。在厕所我心里激烈斗争了许久。再趴到桌子上的时候那张十元票子已经到了我的手里,不是,是脚底。我把它藏到了我的鞋子里。


  下午的物理考试一直坐立不安,脚底下像踩着一块灼人的炭火。可想而知,考得虽不是一塌糊涂,离平时的水准相去甚远。我一直在学校里名列前茅,老师寄予我的期望最大。一考完,来不及和同学们对答案,也没和老师打个招呼就急匆匆走了,谭老师喊了我一声我也假装没听见。找个没人处拿出来那张十元票子攥在手里,一溜小跑回了家。


  母亲躺在床上呻吟着,一见我就问:都会做吧?做完了吗?我点点头,把那张票子递给母亲,说在城里捡的。母亲吃惊地盯着我问:“真的?人家也急啊,不是小数目。你没咋呼咋呼?”我摇了摇头。母亲叹了一口气,过了会儿满脸愧疚地说:“城里人钱多,我们,我们就花了吧。”


  那晚母亲吃药后睡了个安稳觉。


  第二天考数学。一集合起来大刘就嚷嚷,说昨天中午丢钱了,让班主任给查查看是谁偷的。鞭子样的眼光把我们每人抽了一下,我感觉抽我最狠。班主任说,先考试,中午再说。


  数学并不太难,我还是没考好,一直无法静下心来。中午我最后一个回到休息室,班主任已经走了。同学们说,为了不影响大家以后的考试,几个带队老师凑了十元钱给了大刘。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方才落了地。


  公布成绩时我的物理和数学比平时低了很多,勉勉强强考了个师范学院。平时远远在我后面的大刘也竟然比我高了十多分,幸好没影响到他。班主任老师意味深长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上了大学,各方面多多注意,从头再来。”


  感激和愧疚的泪水无声地淌了下来。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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