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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精神观念·时代内涵——作家叶炜访谈

2017/06/07 15:30:36 来源:长篇小说创作与研究  作者:张学英
叶炜老师,看过您的作品之后我想到一个问题:“您自己在小说中有没有原型呢?”我读过《后土》之后感觉自己的性格有点像“刘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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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者:张学英


  被访者:叶炜


  一、谈创作:


  “乡土中国三部曲”与新乡土写作


  (一)《后土》与超现实主义写作


  张学英:叶炜老师,看过您的作品之后我想到一个问题:“您自己在小说中有没有原型呢?”我读过《后土》之后感觉自己的性格有点像“刘青松”。


  叶炜:小说的人物多少都有一些原型的,尤其是《后土》。不过小说还是虚构的艺术,即使有一些现实人物的影子在里面,也是如同鲁迅所说的那样,撷取各种的结果。


  张学英: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人物描写都有类型化的典型,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要么是正义要么邪恶,作者甚至都不会暴露一些人性本该有的缺点,您的作品在人物描写上突破了这种典型,甚至在我读完之后有一点遗憾(原来一直以为主人公接近完美),但更多的是思考,写人性就要更接近人的本质,您期望读者去怎样理解这种人的缺陷呢?


  叶炜:人无完人,文学作品塑造的人物要立体化,不能平面化。你所说的那种类型化的人物是在特殊时期的文学样貌,是相对简单的文学观念。人的身上有神性的光芒,也有魔性的阴影。大多数时候,我还是愿意去凸显人身上的神性光芒的。


  张学英:您怎样看待当今现实中国的女性地位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呢?比如《后土》中身份可怜的单亲妈妈会去参加村干部工作,这其实也体现了您身上的平权主义,这种现象是对整个中国现代农村的缩影吗?您是怎样构想的?


  叶炜:当今女性地位应该分两个层次谈,在城市,女性地位相对较高(但不包括打工者);在乡村,女性地位仍然很低。文学作品中如实反映了这种情况。单亲妈妈会去参与村里管理工作,确实体现了一种平权主义,这种现象是对整个中国现代农村的缩影,但只是一个侧面,这种参与乡村治理的女性还是少数的。大部分乡村女性还是处于弱势地位,比如在长篇小说《后土》中,就算是作品中的翠香参与乡村政权,也是在刘青松的照应之下。


  张学英:您在创作中会受到古今中外很多作家的影响吗?您比较喜欢的作家有哪些?您觉得您的创作属于或接近哪种文学流派?


  叶炜:福克纳、左拉、马尔克斯的作品看得多一点,中国古典作品看的也很多,这两方面都有影响。目前在探索超现实主义写作,一种不同于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路子。


  张学英:布勒东创作《娜嘉》,成为超现实文学的典范,并且说娜嘉是他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这样神秘的人的确让人很难理解超现实的世界。您在探索超现实主义写作,您觉得超现实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该怎样正确解读其作品?


  叶炜:超现实主义不是对生活的仿真模仿,而是用某种超验的视界去看待笔下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超现实主义注重精神的真实,这种精神的真实比现实的真实更重要。理解超现实主义作品,最重要的角度就是从精神的真实入手,在超现实主义写作那里,一切都是可以触摸的,包括灵魂、精神。


  张学英:《后土》中的孟美丽这个角色应该怎样定位?我觉得土地神几次三番给刘青松托梦就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还有一个疑惑是关于曹东风刘青松猎打兔子时的那段描写,现实和梦中的一致性,更是有魔幻色彩,这段对主题起什么作用呢?


  叶炜:孟美丽是农村弱者的代表,是被侮辱的弱势群体的代表,也是农村愚昧文化的牺牲品。小说中超现实主义描写很多,兔子那段在形式上增加了小说的魔幻色彩,也是对农村神秘文化的展示,更主要的是起到了一种象征作用,人在天地间,和万物一样,都要有所敬畏。


  张学英:《后土》只在第一卷开头出现了“我”,我读第二遍时才发现,结尾也没出现叙述人,您为什么这样设计?


  叶炜:后面的“我”隐含在文本之后了。叙事视角其实没变,但隐藏起来了。这样设计是为了让土地神出场,保证全能视角。


  张学英:现在城市化加快进程中,乡村已经很少看到保留下来的很多民俗,很喜欢您在《后土》中的婚丧习俗、民谣小调、民间信仰及物候农谚的描写。麻庄人面对“信仰危机”不知从属何处,可最终还是走向了“信仰自由”,这让我联想到赛珍珠在《大地》中描写的关于基督教和本土教的尖锐矛盾,您是如何构思“信仰”这个元素的,是切身经历还是虚构处理的?


  叶炜:作品中的土地神是鲁南乡村的普遍信仰。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那是没有过农村的生活经验,农民普遍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自己的祖先,敬天法地,从来都是有所敬畏的。只是最近一个时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对农村的覆盖,让一些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根性。他们连祖先的坟茔都找不到了,竟然不得不在大路边上给他们上坟,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在我的作品中对信仰缺失的关注是始终存在的,它既是写实的,也是虚构的。


  张学英:《后土》按照二十四节气来标序,的确让人眼前一亮,可是除了“惊蛰”是出现在文章首尾外,您为什么会特意选择“秋分”补充呢?


  叶炜:你看得很仔细,全书出现两次的只有这两个,我的用意很明显,秋分是全书的转折点,既是标明节气,也是暗示情节的发展。


  张学英:有人说《后土》的作者换一下,“叶炜”换作“贾平凹”,大概很多读者也不会怀疑,您觉得呢?


  叶炜:这话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在继承前辈作家方面,我的确有一些努力,也受到了一些他们的影响。好的方面,就是我的写作和他们的方向一致,都在致力于乡村的书写;要警惕的一面,就是我不能重复他们的道路,所以,我提出了“新乡土写作”的概念,就是希望在传统乡土写作的基础上再有所超越。


  张学英:相对于《糖果美不美》的那种完全表达的青春故事,《后土》对青春年少的爱情写的相对少,刘非平的那封信内容写的有些讽刺味(可以解读为高校存在的乱象),但是可以看出您是看好两人感情的,同时也赞扬了刘非平的气度不凡、爱之真切,刘身上体现出当代大学生的群体特征。


  叶炜:对,我本人一直在高校工作,深知当代大学里面的一些情况,并且打算在将来要重新好好写一写大学,从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身上,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一些症候。


  张学英:身处大学,我的确也有切身感受,我们很多人身上毛病不少,先不说是社会、学校还是家庭教育,我们的的确确缺少情趣,热血和激情,没有知识分子的风度,更没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为人处世更功利、更利己,也更盲目焦虑,遇到事更多抱怨、指责,满身负能量,不会脚踏实地,是真正的“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一代不如一代,我们大部分已经丢失梦想更没有信仰,表面上却似乎很幸福的一代人。


  叶炜:大概一部分人吧,时代环境变了,环境会影响到人心。这一代大学生看似幸福,其实不然。他们遭遇到了太复杂的时代环境,商业的利诱,拜金主义的盛行,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的堕落,信仰的缺失都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成长。在这些迷雾面前,能有自己定力的大学生其精神是非常可贵的。一代有一代的难题,但这一代的难题特别多。


  张学英:您作为成熟的作家、学者,具备系统的文化学识,您是怎样看待草根作家的?作家相对普通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和情怀?您怎样看待现今的中国文坛?


  叶炜:成为作家的条件并不必然和学历挂钩,当然,系统的文学训练会让一个作家写得更好,走得更稳健。草根作家只要写得好,在网络时代一样可以出来。作家应该是一个对社会和情感敏感的人,应该比普通人多一些悲天悯人的情怀,要有独立的思想。当今文坛非常复杂,可谓泥沙俱下,形成了许多利益群体和集团。一个真正的作家最好背对文坛、面向文学。


  (二)《福地》与时代的精神内涵


  张学英:《福地》以老槐树为叙述视角,更具有魔幻色彩,《福地》比《后土》更具有神秘感,内容有很多呼应,“土地庙”为何转为“麻姑庙”?是信仰对象的多样还是转换?


  叶炜:土地和麻姑同为麻庄的信仰,中国农村的信仰有着自己的多样化呈现,除了这些,还有很多,关公啊、送子娘娘等等。


  张学英:《福地》道教气息浓郁,宗教矛盾更尖锐,道士青皮更是运筹帷幄,这个角色您是怎样构思的?


  叶炜:这个角色有人物原型,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人物。小说中的青皮看似不一样,其实很重要。他起到了串起人物命运的作用。他的身上还有宗教色彩,道教在鲁南是一个很普遍的存在。作为注重反映微观地域的长篇小说,应该注重地方性知识。


  张学英:看完老万死后的丧礼阵势,我的确很震撼,那一刻就好像那棵老槐树一样亲眼目睹麻庄的沧桑历变,我也想到本书的题记“那些死去的和活着的”,有种似懂非懂的感觉,您的这句话深层的含义是什么?


  叶炜:其实我个人对这句话也比较模糊,就是觉得能表达这本书的重要方面吧。我想写以老万为中心的几代人的命运,这里面有活着的也有死去的。不管生或死,其实都是一种生命的绚烂。每一个生命都存在过,也都曾绚烂过,但最终都要归于平淡。这个题记既是纪念,也是叹息,更是祝愿。


  张学英:小说开头结尾都写到万氏四兄妹出胎的情节,一实一虚,首尾呼应。四人出生时就交代不是凡夫俗子,也很清楚地交代了四人的不同命运,想到了开头没想到结局,这种仿佛注定的宿命是您有意而为吗?


  叶炜:是的,结尾是对开头的呼应,更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世界就像一个子宫,我们从子宫里来,最终还要回到那里去,这是我要表达的。


  张学英:《福地》中的王和不分是非曲直、六亲不认、傲慢自大、道德败坏,最终也死于非命,这是一个讽刺角色吗?


  叶炜:王和不是一个人的悲剧,他的身上集中了那个时代的悲剧。他的身上集中表现了文革的“恶”和人性的扭曲,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好孩子,但文革时代败坏了他。其实《福地》有许多这样的隐喻:对大跃进的讽刺;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揭露;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等等。


  张学英:您为何在最后会设计老万死后儿子万禄才回来,等到的是遗憾还是希望?


  叶炜:遗憾是留给老万的,希望是留给读者的。万禄带回来的万秋是老万家的唯一血脉,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隐喻。


  张学英:从国共抗日可以看到您对这段历史的思考,从香子身上更能体现您对日本的态度。香子回国探亲后又回归麻庄,这其实也是您对麻庄的情感和热爱,为什么没有安排万乐随香子去日本呢?为什么冬菊要告诉他的身世呢?按照国人对日本的态度,他是否会代表日本反思这段历史?


  叶炜:冬菊只是告诉万乐的身世,无论是她,还是万乐并不知道真正的生父是谁,万乐去日本没有意义。但作为母亲的冬菊,必须告诉他,这是一个压在她心头的结,没有告诉老万已经让她心有不安,再不告诉万乐,她会承受不住。万乐是受害者,他并没有犯下罪行。


  张学英:对于女性您赞扬了她们的美德和精神,也写了她们作为弱势的悲剧,尤其是遁入空门的万喜大悲大喜不得已的感觉,令人感叹。宗教在人绝望中给人希冀,是一种重生,您认为万喜还有更好的出路吗?


  叶炜:万喜的悲剧命运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她自己选择了上山为匪,就注定这一生的坎坷和不平。她名为“喜”,其实“悲”。经历过这么多灾难,宗教对她来说,算是最好的救赎。


  张学英:怎样正确评价《福地》中的整体性的女性观?在这部作品中您的情感也是倾向女性的!


  叶炜:女性在乡土中国的语境下基本上是处于受压迫受侮辱的地位,尤其是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面。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们是乡土中国的受难者。她们承担和背负着农村的苦难,正是她们的受难和隐忍,才使得乡土中国得以孕育和延续。她们就像广袤的土地,供养着芸芸众生。


  张学英:《福地》的时间是怎样推算的?辛亥年开卷,到甲子年转折,最后却以乙丑、丙子年为结尾,只有首位打乱顺序是有更深的用意吧!


  叶炜:天干地支纪年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时间概念,以此可以囊括中国百年历史,历史就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这是世界的规律,也是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


  张学英:《福地》内容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在写作之前您是如何做调研工作的?


  叶炜:为了写好《福地》,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有案头的,也有实地考察的。资料读了几十本,在老家来回跑了好多趟。这个作品其实很考验写作功力,因为结构是天干地支,有许多限制性,而要在这个限制里面表达现代中国历史,而且是以感性的文字形式。现在看来,这个作品还是比较满意的。


  (三)“乡土中国三部曲”与大河小说


  张学英:《富矿》中写了大量爱情婚姻现实的矛盾让我深有感触,谈谈您的感受和理解。


  叶炜:《富矿》里的爱情的确是一个很拧巴的过程,这是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现象和景观,表面上看这是很残酷的现实的描写,其实现实比这还残酷。


  张学英:的确是残酷,而这种现代化景观在您冷静的笔墨下更让人痛心,这也很考验一个作家语言的能力。创作中您对自己的语言是怎样要求的?


  叶炜:语言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成熟的标志,也是作家形成自我特点的主要方面,基于这一点,我在乡土中国三部曲《福地》《后土》《富矿》的创作中尽量使用和作品相符合的语言,让内容和形式尽力达于统一。


  张学英:读者对您的小说结局是比较满意的,符合大众心理需求。按照文学史上“中国无悲剧”的说法,今后您会试图创作彻底的“悲剧”文学吗?


  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的结尾,都是比较明亮的。这是我对中国农村的良好祝愿,也是期待。在适当的时机,我或许会选择创作一部悲剧的农村长篇小说。其实,对于农村和农民的种种悲剧,我是很熟悉的,也曾经亲历过,我会写的。


  张学英:农村题材的文学是否就是乡土文学?您提出的“新乡土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观?


  叶炜:一般而言,习惯上也把农村题材的作品称为乡土文学。新乡土文学是基于新世纪特别是近年来所出现的一些新的乡土写作提出来的。新乡土写作的主题依然是乡土中国,写作主体从50后、60后作家逐渐向70后作家转移。70后作家的创作特点不同于以往的乡土写作,所以我把他们的写作命名为“新乡土”。“新乡土”一方面是对旧乡土继承,另一方面也有自身的特点:在写作理念上是向人类学小说(大小说)靠拢;在写作手法上突破现实主义,采用诸如超现实主义等多种手法。


  张学英:您在创作“乡土中国三部曲”的过程中,对三部作品的构思整体是怎样的?


  叶炜:《富矿》主要展现煤矿改变村庄的过程,同时也展现了乡村传统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胶着和冲突。小说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背景下,是一部矿山的兴衰史和劳动者命运的浮沉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煤矿的变迁史。小说成功地展现了城乡文明交错背景下的人物内心的冲突和焦虑,通过对隐藏在生活表层下的丑恶和浑浊的有力揭示,使小说的主题得到了升华。小说还涉及大量鲁南的乡村风貌和风俗习惯,书写充满诗情画意。围绕煤矿塑造了一群鲜活的人物,尤其是矿区女人的形象,反映了改革开放时期一个边缘角落的进取与困境。


  《后土》则以广阔的现实主义视野,“密实流水式”的叙写方式,从“传统与现代”“裂变与转型”“守旧与创新”三组对立统一的审美范畴出发,再现了改革开放以后当代中国农村、农民的沧桑巨变,塑造了一批有信仰、有追求、敢爱敢恨、勇于担当的新时代农民群体形象,展现了他们为实现自己的财富梦、公平梦、幸福梦而苦苦奋斗的艰辛历程。


  《福地》是“乡土中国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小说有意识地运用了超现实的写作,打通天地人鬼神的界限,让其成为共同的叙事主体。小说以“麻庄”为故事主要发生地,突出鲁南枣庄是一块“福地”的创作理念。以此,作品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辛亥革命以后,现代中国的沦陷是城市和乡村的共同沦陷,但主要是乡村的沦陷,传统文化的沦陷。小说从清末民初写起,延伸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时间横跨近一个世纪。作品既反映了鲁南抗日根据地历史,又反映了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建设成就。小说充分突出了鲁南地域文化特色,历史味道浓郁,民风民俗独特。


  由以上概括不难看出,“乡土中国三部曲”就是要通过乡村来观察整个中国。《富矿》主要写的是改革开放前后的煤矿以及农村,其着眼点是现代化煤矿对乡村生活的影响改变;《后土》关注的是改革开放直到新世纪以来的农村,其着眼点是乡村的政权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福地》则回到了民国和解放前后的农村,一直延伸到改革开放,其着眼点在于农民对乡村的坚守,对土地的热爱以及农民对革命的理解和贡献。“乡土中国三部曲”较为全面地书写了鲁南百年乡村巨变,相信这也是乡土中国百年来的命运沧桑。


  张学英:“乡土中国三部曲”是小说作品中的“大河小说”,今后您会继续写长篇吗?有没有中短篇作品或杂文作品的创作计划?


  叶炜:已近开始动手写新的长篇了,可能又会是一个三部曲的形式。新的长篇结构很特殊,将会衍生出一系列的中短篇出来。非虚构作品最近一直在写,比如《爱荷华笔记》,写了3万字了,是见缝插针式的写作,利用的多是零碎的时间。


  二、谈观念:


  批评·阅读·艺术


  (一)文学批评与“中间代写作”


  张学英:自从莫言被公布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内似乎也开始更加关注诺奖了,很多人认为文学奖项并不能真正代表作家的最高成就,您觉得什么才是作家的最大成就?


  叶炜:作家的最大成就就是读者的认可,得奖的作品可能更多的是评委的认可。每一个奖都有自己的标准,诺奖也一样。从每年获奖的情况来看,诺奖有时候也是难以琢磨的,忽高忽低。所以一个写作者可以不必去斤斤计较什么奖项,只需要把自己的作品写好,让自己满意,让读者满意。中国能获诺奖的作家或许很多,但真正有思想、有艺术贡献的不是很多。写作者最好别迷恋文学奖,包括诺奖。


  张学英:当前文坛泥沙俱下,出现很多利益集体和评论乱象,您怎样看待“文学评论家”呢?


  叶炜:当前文坛的确有很多乱象,出现了很多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有些所谓的评论家其实就是红包评论家、人情评论家、面子评论家,真正的独立的富有远见卓识的实话实说的评论家少之又少。但还是有一些敢于真批评的人,他们大多集中在高校系统、社科院系统,作协系统也有一些。当代文学的一些泡沫和假象大多都是被一些不负责任的评论家吹嘘出来的,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有许多人没有充当好文学的“看守员”和“裁判员”角色,更遑论文学的守夜人了。


  张学英:您曾经说过70后作家是被冷落的一代,我不是很理解,但是平时我身边人的确关注的也多是莫言、余华苏童等50、60年代作家或者跳跃到80、90年代的韩寒、郭敬明,作为夹缝中70后的您怎么看?为什么会有这种跳跃?


  叶炜:我不太赞同简单的以出生年代来命名作家,相对于“60后”“80后”这样的代际命名方式,我更愿意用“新生代写作(作家)”“晚生代写作(作家)”来对这两个创作群体进行概括。这几年,文学界的很多批评家谈到中国当代文学时,常常直接从莫言、余华等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跳到韩寒、郭敬明等“晚生代”作家,而整体忽略了作为70后写作的“中间代”作家,他们好像被大家遗忘了。除了极个别的人,“中间代”的作家一直没有以群体的形象屹立于文坛,其中原因自然有很多,比如“中间代”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前面已经有一大堆成名的“新生代”作家,与此同时,“晚生代”作家借助于市场,迅速占据了文学出版和阅读的先机。加上“中间代”作家对自己的要求高,依循文学自身的规律来创作,也决定了这一代作家成名的难度。“中间代”陷于“新生代”和“晚生代”的两面夹攻,处于受到挤压的在路上的文学中间物状态。


  张学英:“中间代”作家如何在“困境”中突出重围,屹立于文坛呢?这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叶炜:坚守自己创作,不为外界环境所动,“中间代”一定会走出自己的一片天。目前看,“中间代”作家已经渐成文坛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浮出是早晚的事情。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很多人的创作是有力量的、有思想的,或许,历史终将证明这一点。而且,从文学的自身来看,沉潜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我曾经写过一篇“大鱼总是在深海潜行”的文章谈这个问题。又有时候,浮在表面的那些作家作品热闹有余,但质地却一般,相信时间的力量会淘洗一切。


  (二)文学阅读与创意写作


  张学英: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作家思想的形成多少会受哲学影响和支撑,您曾受过哪些哲学家或者哲学理论的影响呢?


  叶炜:维特根斯坦、黑格尔和弗洛伊德的书我看过不少,可能影响较大。


  张学英:我在大学才开始真正意识到曾经好多该读的书没读,所以大一才决定发奋弥补,到大四毕业了还是觉得自己读的书实在少得可怜,我想您曾经也有这种感觉吧?


  叶炜:是的,直到读博士时还有这种感觉。现在到美国研修创意写作,更是感觉有好多书要读,其实这也是人生的一种状态,不停地学习,不停地读书。就像画一个圆,圆越大,接触的未知就越多。


  张学英:美国研修创意写作是跟很多国外学者作家交流吧?您同时也在创作新作品吗?


  叶炜:有作家间的交流,也有学者间的探讨。新作品正在构思,还没有动笔,准备下个月开始写起来。


  张学英:您在美国的时光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叶炜:2012年以作家身份来过一次,呆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参与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一个青年项目。这次以访问学者身份过来,主要考察爱荷华大学的创意写作学科体系,作家工作坊运作模式等。上一次来感受到了美国的文化,但比较浮浅,这次来时间相对充足,对美国文化尤其是创意写作系统要做很好的考察。


  张学英:“创意写作”与普通的写作相比较,给您的写作带来了什么?


  叶炜:带来写作理念的更新。文学创作是可以探讨的,其中一部分技巧是可以传授的。创意写作能让作家的创作更加理性。


  张学英:余光中、聂华苓、白先勇这些老作家是跟您校友吗?您会学习吸收他们的一些创作经验和理念吗?


  叶炜:他们三个都是我比较重视的作家,尤其是哈金。他们有的参加了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有的进行过创意写作的训练,我参加过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的青年项目,现在又在爱荷华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创意写作的学习和访问,有幸和他们有了同样的经历。我一直关注他们的创作,有一些先进的理念也值得学习。


  张学英:您有英文创作的打算吗?


  叶炜:曾经想过双语写作的事儿,但目前看还是想把母语用好,等写出满意的作品再说。


  张学英:祝福您在美国的日子,期待您的作品,您给我推荐几部书吧!


  叶炜:简单推介几本吧。理论方面:塞尔登《当代文学理论导读》、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小说方面:福克纳《喧哗与骚动》、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毛姆《刀锋》;其他: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等。好书还有很多,我喜欢自由阅读的状态,喜欢什么就读什么,读书也是一种遇见。


  张学英:我赞成您说的,曾经读《喧哗与骚动》读到一半就读不下去,果断放下了,这也算是自由阅读吧。在文学作品中我们通常会遇到一个属于作家自己的故乡,比如您的“鲁南枣庄”、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鲁迅的“乌镇”、沈从文的“湘西古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等,您在今后的创作中有没有打算开辟新的不那么熟悉的地点呢?


  叶炜:是这样的,我会在今后的创作中不断打造“鲁南”的升级版,就是以“鲁南”为中心,向更大的范围辐射,从现在的“乡村麻庄”向“城市麻庄”扩展。最终,我将建立一个更为复杂的文学共和国——麻庄乡村和周边城市的交融,以此反映中国从乡土到城市的演化过程。


  (三)大学精神与写作的延展


  张学英:简单谈谈您对中西文学悲剧观的个人看法。


  叶炜:关于中西文学悲剧观,简而言之的话,西方文学的悲剧大多是性格悲剧,而中国文学的悲剧大多为时代悲剧。


  张学英:许多作家在创作中多少都有一些独特的习惯和怪癖,比如托尔斯泰习惯早晨书写,福楼拜、鲁迅等则通宵达旦地伏案疾书、海明威和伍尔夫非站着写不可、贾平凹则燃着一炷香写作,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习惯更能体现作家的真实生活。您平时是怎样写书的?大约每天能完成多少?


  叶炜:我的写作习惯是环境要保持安静,通常我在上午写作,下午阅读,晚上如果可以的话,也可能会写一点。一般情况下,进入写作状态后,一天能写两三千字。


  张学英:您在大学期间是怎样平衡学业和写作的?您认为大学的教育应该培养怎样的人?


  叶炜:大学为我的写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也确立了我写作的格局。大学前两年我主要是读书,古今中外各种书,只要图书馆里有都在看,大学后两年主要以创作为主,写了一些小说、诗歌、评论等。大学教育应该提供一种自由的氛围,让学生自由发展,培养学生的兴趣,发展成为一技之长。


  张学英:《大学.com.羊》《大学.com.狼》的创作主要展现知识分子在大学的生活(更多的是精神生活),您还想给书中主人公一样的现实知识分子们传达什么样的现实信息呢?


  叶炜:大学系列小说(“狼”“羊”外还有一部《中毒》,发表于2009年《小说月报》长篇小说专号。近期将以《大学.com.城》的名字出版,与《大学.com.狼》和《大学.com.羊》共同组成一个新的三部曲作品,即“青春中国三部曲”)主要展现了知识分子的迷茫,现实是残酷的,大学校园也不再是一片净土,知识分子在这样急剧变化的环境里又能何为?是一起堕落还是努力提升?这需要每一个校园里的人去思考去选择。


  张学英:您作为学者型作家,读者关注到的多是长篇小说和研究着作,而很少读到诗歌,实际上您也是一个诗人,谈谈您的诗歌创作。


  叶炜:诗歌作品主要是在大学时代写得多,陆续发表在《时代文学》《扬子江》诗刊等刊物上。2005年前后还获得过《时代文学》中国十佳青年诗人的称号。虽然创作以小说为主,但其实我还是看重诗歌。我曾经有一个观点:诗歌是天上的星星,小说是月亮,评论是太阳,大家感知它们的方式和时间不同,它们表达观点的方式越来越直接,但并不是说离得遥远就不闪亮。星星的审美价值往往更高。我的诗歌写作时断时续,我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出版一本诗集。我觉得一个诗歌写作者一生不一定要写太多的诗歌,一本足矣。


  张学英:您觉得诗歌跟长篇小说在创作中有哪些区别?长篇构思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会不会写到中途突然改变原来的想法,作者是否就像托尔斯泰说的那样“人物的命运是早已注定了的”。


  叶炜:诗歌和长篇小说差别大了,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和表达。诗歌更加强调灵感的闪现和语言的精妙,长篇小说则更加强调构思的精巧和细节的刻画,但两者也并非没有交融,比如在语言方面,如果能用锤炼诗歌语言的方式来写长篇小说,我想这部作品一定是了不起的。长篇写作会经常改变原来的想法,可能大的框架不会轻易改变,但具体的细节和情节会随着人物而改变。小说中的人物是有生命的,他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成长,有时候作家也不得不跟随着它走。


  张学英:小说的人物生命是作者赋予的,是立体鲜活的。您会爱上自己作品中的某人物吗?


  叶炜:有些人物塑造得比较满意,会倾注一些自己的情感在里面。


  (四)文学创作与其他艺术的通约


  张学英:当我看到您的《叶圣陶家族的文脉传奇》时还以为您也是叶氏族,您为何研究叶氏家族?


  叶炜:这个也曾经引起其他人的误会,其实叶炜是我的笔名。写这本书一开始是一个命题作文,是学校的一个科研项目。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却发现叶氏家族的研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包括叶圣陶、叶至善、叶兆言等人都是一代名家,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风貌。所以,我研究这个家族的目的是要考查知识分子的精神。这个成果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叶兆言老师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张学英:无论生活或者工作学习,哪一位对您的帮助(影响)最大?怎样的生活才是您理想的状态?


  叶炜:我初中的一位语文老师温传安对我影响很大,可以说他是我的启蒙老师。能够自由支配时间,有充足的读书写作时间是最理想的。


  张学英:我很喜欢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看了好多遍电影才看的原着,电影改编得很满意,原着也不错!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可以说有利有弊,您看文学作品和影视传媒的关系应怎样处理,您同意自己的作品被改编影视作品吗?


  叶炜:文学跟影视的关系应该是相得益彰的,但最好的文学可能是影视难以表现的。这两者如能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将是对作品的最好传播。好的小说经过影视的改编之后可以让更多的受众获益。我当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改编影视,尤其是和民生相关的那部分小说。


  张学英:文学和书法是互通促进的艺术表现,我注意到您也喜欢书法。我们所熟知的文学大师们大多可将书法做第二职业,鲁迅、郭沫若、毛泽东都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网络发达的现代,作家如何用书法艺术来丰富文学创作?


  叶炜:艺术都是相通的。文学与书法有着天然的联系,当代文坛,许多作家都有一定的书法功底,他们的字很有书卷气。作家懂一点书法是很有好处的。书法是慢的艺术,写作也是慢的艺术。在键盘书写的时代,或许古老的书法能够启发我们,让自己的写作慢下来。书法是需要童子功的,不是想写就能写。新时代的年轻作家,擅长书法的越来越少。我个人观点认为,一个能把字写好的人,他的文章大概不会太差。


  (作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


  本文刊于《雨花·中国作家研究》2017年第4期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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