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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的签名》:这个世界的第三种答案

2017/06/16 09:28:55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赵柔柔
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重新在文学中“发现”女性之后,如何书写女性便时时成为引人关注的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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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的签名》 [美]伊丽莎白·吉尔伯特 著 何佩桦 译 中信出版社 2015-2


  深度阅评


  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重新在文学中“发现”女性之后,如何书写女性便时时成为引人关注的一个话题。然而,尽管人们已经熟练地嘲讽“恶魔”、“天使”、“性感尤物”等客体化、物化女性的想象,亦不断地拓展“萝莉”、“御姐”、“干物女”等女性类型形象,但真正摆脱陈词滥调、拒绝女性的依附地位,而赋予女性一种超越性别的位置,并对之加以细腻的体察与再现的作品并不多见。所幸,伊丽莎白·吉尔伯特于2013年出版的《万物的签名》正是这样一部有趣的小说。


  《万物的签名》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只是如传记一般细腻、缓慢地铺展开一位女性的一生,虽毫无传奇性却使人爱不释卷,如温和的波浪一般推动人持续阅读下去,而其中密集充盈的植物学知识以及18世纪至19世纪随着航海探险而爆发的生物学进展,令小说充满特别的知识之美,亦拥有颇为浩大的格局。


  尽管小说的主线是植物学家阿尔玛的一生,然而它也并未回避父亲亨利的发家史。有野心、有不堪、有生死一线的这段前史成为幸运的阿尔玛的暗部,也成为狭窄受限的生活史与大时代对接的切口。阿尔玛的前半生可谓极为平淡——她从未走出庄园,未经历浪漫而愚蠢的爱情,自信、聪明、有学识,享受着父亲的成功所带来的一切便利,以及作为学者的充实独立的生活。直到充满艺术气质的神秘男子安布罗斯突然出现,犹如理性化身的阿尔玛才不安地打开了一处生命空隙,而在最后的三十年中,她为了填补这种空隙而舍弃了财产,离家孤身赴塔希提岛寻找安布罗斯的秘密,最终成为“满足的老太太”。全书语调冷静,伴随着一种透彻的孤寂感。始终处于人群中心的阿尔玛并不会体察到别人的情感,而科学家的身份更加重了这种隔膜。她依恋父亲和汉娜,与疯狂的芮塔交好,倾慕霍克斯,与普鲁登丝若即若离,对安布罗斯充满爱欲,但最后慢慢发现,她始终未能理解这些亲近的人,未能走出“自我”的藩篱。


  然而,《万物的签名》并没有止步于对一个女性内心的刻画。“万物的签名”的题名来自于一位德国神秘主义者雅各布·波墨的理论,即上帝在自然界的每一物上都刻了印记,隐藏着改善人类的线索——整个自然界就是一种神的代码。这预示着,小说有着超出人类个体生活的野心和视野。以雅各布·波墨的信奉者安布罗斯的出现为中间点,全书裂成了两个部分,从炫技般、以美妙文笔构建起来的植物乐园,过渡到对终极问题的追寻。阿尔玛用后半生试图参透两个人之谜,首先是普鲁登丝——她因发觉了阿尔玛对霍克斯的情感而克制着自己不去回应霍克斯的爱,使得原本相爱的两人痛苦分离;其次是安布罗斯——他相信自己是神的使者,并渴求着一个能够灵魂相伴的伴侣,然而他对肉欲的拒绝令阿尔玛不堪、怀疑,最终被断送在塔希提岛上。前者的奉献,后者的欲求,都是信奉科学的阿尔玛无法解释的。在她不断的反思和追寻中,小说也从传记式的直叙,转而带有了象征意味。


  安布罗斯象征着某种超越性,他试图在象征着科学的阿尔玛身上找到归宿,却无法被后者容纳和理解。阿尔玛是冷静、客观的科学家,是自然界的崇拜者,也是主宰者,她渴望着一份自然的满足,一种肉欲的身体完整,因而无法认同安布罗斯语焉不详的感受和超自然的交流。随后,在塔希提岛上,安布罗斯又试图在象征着宗教的“明早”身上找到归宿,却同样失败。“明早”是成功的传教者,擅于激起人们的情感,犹如“明天的希望”般耀眼,但他并非由内而外的信奉,所依靠的是外在的言语和表演性,而不是神性的交流。这第二次失败断送了安布罗斯的性命——二者都仅仅希望得到他的肉身,与他发生关系,而并不想成为他精神上的伴侣。这显然超出了一般的三角爱欲关系,它似乎隐喻着,某种令人着迷的、超越性的精神是真实存在的,但却无法被科学或宗教所固定、解释。


  困扰阿尔玛很久的“普鲁登丝问题”,亦即人为何能够自我牺牲,为何能摆脱进化所必需的利己主义,同样也被她看作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终极缺陷,因为进化论依靠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与安布罗斯的故事具有相似的意味,即严谨的科学并不能够解释人的超越性。在对苔藓的研究中,阿尔玛也渐渐碰触到那种超越性,她屡屡感叹“人类时间”与“苔藓时间”、“上帝时间”相比是如此的稍纵即逝,而渴望用苔藓的时间来投入研究。


  小说的“野心”在叙事结构上也打下了印记。稍作留意便可发现,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往往是三元的:阿尔玛—霍克斯—普鲁登丝三人构成的情爱三角关系是早期的人物核心结构,它的破除依靠的是普鲁登丝的隐忍;随后,阿尔玛—明早—安布罗斯是后期的主要结构,它以安布罗斯的死亡为结;末尾,围绕着进化论的发表,形成了阿尔玛—华莱士—达尔文的三元结构,三人几乎同时地各自独立完成了进化论的论述,但阿尔玛却因为困惑于人的情感而错过了发表的机会,同时,她也困惑于华莱士此后对于唯灵论的热衷。在一次长谈中,华莱士给出了“普鲁登丝问题”的答案——尽管未能完全说服阿尔玛——进化并不能说明关于人的全部问题,人非凡的脑袋和心灵来自于“宇宙中有个至高无上的智慧,希望与我们交流”。作者对三元关系的偏爱,多少透露出,她并不相信世界仅有唯一的、或者唯二的解释,她倾向于寻找第三项,即那个未能被既有的二元结构容纳的东西。


  那个第三项是什么呢?伊丽莎白·吉尔伯特在成名作《美食、祈祷和恋爱》(中文版名为《一辈子做女孩》)中,同样使用了“三的完美倍数”的结构:她在三十六岁写下了一百零八段小故事,等分在意大利、印度与印尼三个大段落中,而“三”正是她所迷恋的东方神秘哲学中的重要数字。这本具有自传性质的、幽默温情的散文,正记录了她追寻那个“至高无上的智慧”的旅程——一场恼人的离婚使她苦恼万分,借着杂志社的采访工作前往巴厘岛,开启了通过瑜伽或曰东方智慧化解离婚困境的心路历程。与繁密精致的《万物的签名》相比,《美食、祈祷和恋爱》显得格局过小,文字亦随意简单,从中清晰地浮现出一个典型的、痴迷某种“东方情调”的西方中产阶级女性的身影。不过,这本书也同样成为了前者隐含的注脚,为那个神秘玄妙的问题提供一个具体的答案:能够调和宗教与科学这典型的西方二元对立的,是来自于东方的古老神秘智慧,一种与神直接相通的玄学。然而,对于有些读者来说这却有些扫兴,因为有时候,充满想象空间的问题恐怕要比确定答案美好得多。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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