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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小说 讲述了女性是如何被“毁掉”的

2017/06/26 14:49:43 来源:界面新闻  作者:董子琪
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英国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这样认为,如果有钱,还有自己的房间,女人就可以从家务中喘口气,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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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英国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这样认为,如果有钱,还有自己的房间,女人就可以从家务中喘口气,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当女人真的拥有一个房间时,事情就会有所转变吗?一个女人可以读书、写作就能为她赢得尊重而不是非议吗?这本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小说《醒来的女性》,英文名就是《The Women’s Room》,最近由未读文化引入中国,以长达四十万字的女性故事回应了以上问题。


  小说以女主人公米拉的人生经历为主要线索,串联起米拉的女伴们——多个女人从结婚、怀孕、生产到离婚等连环困窘而屈辱的经历,并用“肮脏的细节”逼真地描摹出她们在其中各自的细微心理,以及殊途同归走向“沉沦”甚至“毁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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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来的女性》


  玛丽莲·弗伦奇 着 余莉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7月


  女人是如何被毁掉的呢? 表面上看,生活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生活得相当舒适:住在大房子里,丈夫做着体面工作、收入不菲,每天要履行的职责就是做好妻子、母亲——打扫卫生,做好饭菜,陪伴孩子,还有等待丈夫回来,她们在婚姻里的角色也最好是丈夫甜蜜听话的“女儿”,或者是有抚慰功能的“母亲”。


  如果有什么会打破这样生活的平衡,那就是书中女人们接连不断、毫无防范的怀孕。女人怀孕的过程被描写得非常可怖,“避孕套上的小针孔将你变成了一个行走、说话的载人车辆,”她们像战壕里的士兵一样,持续忍耐着长达九个月的闷热,“你不得不待在那里,而且一待就是九个月。这个士兵甚至开始渴望开战,即便牺牲或者残废也心甘情愿。”而最令女人们痛苦的并不是怀孕或分娩本身,而是丈夫的“冷漠与麻木”,还有“医生与护士的蔑视”,以及“躺在床上将双脚放进马镫形皮带里,让人随时可以看暴露在外的阴部的耻辱。”


  如果孩子生下来了,那么她们的生活就会重新回归到安详而无聊的状态中,女人们每天重复相同的劳务,与相同的交际圈,说着相同的关于孩子的话题,“阳光时有时无;有时穿夹克,有时穿棉衣和靴子;对孩子的如厕训练有时顺利,有时寸步难行;有时,床单会被冻结在晾衣绳上。” 这样的生活“比那些成天在收费站收硬币,在流水线上检查罐头的人好得多了”。但是女人总归是被孩子和丈夫拴住了,哪儿也去不了。就像主人公米拉她逐渐发现,在自己的家中,丈夫和两个孩子都过着自己要的生活,只有她围绕着他们团团转,她成为了一个仆人,一个自己家的仆人。


  “多少年来,她们用厨刀刮下尿布上的屎,她们四处寻找便宜两美分的四季豆,她们学会听到咳嗽声就醒来,她们伤透脑筋去计算最有效、费时最少的方法为男人们烫熨白衬衫,清洗厨房地板并打蜡,一边照顾家里孩子一边工作,或者把去酒馆里的钱存起来,供孩子上大学……肮脏的细节并非大多数女人生活的背景,而是她们生活的全部。”


  当女人们想多突破现实的无聊时,她们就召开派对,在派对里她们焕然一新,然而还是和往常一样跟女伴们聊起孩子,只不过把往常的咖啡换成了威士忌,而男人们聚在一起谈论政治、汽车和游戏。于是她们有人也暗暗期待“越界”,因为“出轨”会为平静的生活带来波澜,然而又复归更加麻木的现实。


  成为女人意味着要生产、要服务、要不得不如此生存,如作者所说,“她们早已习惯了那些未曾言明的、未经深思的压迫。他们没有选择地自动适应了自己的生活”。小到性的不自由,大至人生的不自由,这些中产家庭中的女人所受的局限,甚至和契诃夫所写的《萨哈林旅行记》里记录的女苦役犯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质的不同——契诃夫见到的女苦役犯必须找到与当地能够同居的人,才能生存下去,她们要忍受不断地怀孕生产,还有同居者的辱骂虐待,毕竟她们无法自己挣得生存的必需品,只能仰仗男人,就像《醒来的女性》里,中产阶级的妇人们,也都要不停地被提醒,赚钱养家的是丈夫。


  而讽刺的是,小说里的女人们并不是完全依靠男人,这种看起来天经地义的权力关系有时候被逆转——是男人依靠女人养家,但视她为自愿贡献。主人公米拉放弃了去纽约,接受了打字员的工作,支持丈夫读书,在接连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她觉得自己就要被生活吞噬,渐渐沉沦,但是没有人可以来帮助她。“要毁掉一个女人,比这简单的方法多了去了。你根本用不着强奸她或杀了她,你甚至不用打她。你只需要把她娶回家。你甚至都不必这么做,你只需要让她在你的办公室做一份周薪三十五美元的工作。” 在离开家庭之后,米拉与哈佛的研究生同学讨论男女性别之时,才幡然醒悟,“告诉女人她们因为放弃了自我所以很伟大,就相当于鼓励她们继续这样做。”


  这部小说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故事有着鲜明的个人印记,小说作者玛丽莲·弗伦奇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不时会穿插自己的见解,并提醒读者,她所写的并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每个人物、每个事件都真切发生过,正因为如此,才会显得那么令人厌烦与痛苦,“我在写这些时也会感到厌烦,就像你们读它时一样。当然,你们有的选择,可我没有。我之所以厌烦,是因为,你也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它确确实实发生过,它令人厌烦、痛苦,充满了绝望。“


  玛丽莲·弗伦奇出生于布鲁克林,是一位工程师和百货商店店员的女儿。她的故事与主人公米拉有诸多相似之处,例如她们都从小热爱写作,结婚后打工以支援丈夫读书,最终也在中年进入哈佛大学,后与丈夫婚姻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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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丽莲·弗伦奇 (1929-2009)


  小说出版之时正值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后期,其中对于女性生活的大胆描写与两性关系的揭露,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引起了轰动。评论界对这本书褒贬不一,有人说它总是在讲述女人的私密经历还有家庭聚会,不时穿插作者个人的看法,非常“激进”“冗长”;有人将米拉从家庭中走出,勇敢追求自己的理想,“为那些从当时的社会规则中寻求解放的女性,提供了一个充满力量的故事”。自出版至今,这本讲述女人经历的书,在全球被翻译为22 种语言,销出2000 多万册,和着名的《一九八四》持平。沉闷冗长也好,充满力量也罢,这本书的意义在于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成为女人,是多么艰难。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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