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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喝过的“假鸡汤”:钱钟书等人被民国大学“破格录取”

2017/07/06 09:14:27 来源: 壹学者  作者:万学者已加入
“罗家伦破格录取数学只考了15分的钱锺书”这个神话,之所以经久流传不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得到了钱锺书本人的“认证”。

  1、罗家伦破格录取钱锺书?


  “罗家伦破格录取数学只考了15分的钱锺书”这个神话,之所以经久流传不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得到了钱锺书本人的“认证”。


  按钱自己的说法,1929年,他报考清华大学,国文、英文考得不错,但数学只考了15分。1979年,钱随“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访美,被人问及此事,曾如此作答:“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①


  针对钱的这一“自我认证”,早已有学者提出质疑。纽约大学历史学博士汤晏为钱作传,正文采纳钱说,注释中却又补充道:


  “不管0分或15分,钱锺书的分数都很低,但钱在录取的174名的新生名单中第57名,名次不算低。根据清华1929年级校友周培智先生在《五十年前的清华》一文中讲到录取标准时说,凡是国、英、算三门主科中‘有一科目考分在85分以上,一定录取……各科平均分数及格,合乎入大学标准,也能录取’(见《清华通讯》新67期,第36页)。照这个标准,钱锺书应该被录取。一、因他能考到五十几名则他的平均分数当然及格了。二、他的中、英文特优,国、英两门就会考在85分以上,那么钱锺书也应当被录取。如果有人说因为钱锺书数学只考得15分,太低,但比钱锺书低一班的季羡林教授,他于1930年考进清华外文系,他的入学考试数学分数比钱锺书考的分数还低,不到10分(见《季羡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页),但季羡林被录取了。据1940届清华外文系毕业的陈慈女士回忆(她是1936年考进清华的),她说:‘在我参加清华入学考试的第一天,当数学试题发下来时,我整个人愣住了,因为翻来覆去,我也找不出几题是我会做的。虽然数学一向是我最喜欢的功课,而多年来我的成绩也都是班上顶呱呱的,但那一刹那,我完全投降了。我怀着非常失意落魄的心情勉强把其他科目考完。’她接着又说:‘直到现在我不明白我怎么样考上清华的。听说评审委员是先把国、英、算三科的分数拿来平均,如果及格,才继看理化、史地等的试卷。也许如此,我才得救吧!’ (见陈慈:《一晃四十年》,《清华校友通讯》,新71期,1980年4月,第38页)她没有讲数学考多少分,但总之是考砸了。至于她说不明白怎样考上清华的,其实在文中她自己已作答了,因为她的国、英、算三科平均及格了。像钱锺书一样,陈慈中英文很好,她是北平贝满女子中学毕业的。贝满是一所很好的教会学校,她不但英文好,中文也好,她的中英文再好,当然不会比钱锺书更好,结果她过关了,但钱还要惊动校长破格录取,我百思不得其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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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29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


  上述质疑,是有道理的。查1928年9月通过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关于入学考试仅规定:“国立清华大学本科学生入学资格,须在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经入学试验及格者。”③并无某科目不及格则不得入学的相关字样。周培智、季羡林、陈慈等校友的经历,也说明当时确实并没有“数学不及格则不予录取”之说。


  入学考试制度,是罗家伦执掌清华后,颇为重视的改革措施之一。作为该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后的首任校长,1929年9月,罗家伦到任,于就职典礼上发表讲话,即言及入学考试制度必须严格执行:


  “至于学生,我们今年应当添招。我希望此后要做到没有一个不经过严格考试而进清华的学生;也没有一个不经过充分训练,不经过严格考试,而在清华毕业的学生。”④


  1956年,罗家伦在台湾撰文回忆清华往事,又再次言及自己当年对入学考试制度的“严格而公平”的高度重视:


  “清华既然改为大学,其重心自然落到大学本科。我认为大学招收学生,应该重质不重量,做大学校长对于教授的职位和学生的学籍两项,是绝对不做人情的。入学考试一定要严格而公平。我对清华大学只希望他能够成为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般的大学,学生人数不过二三干人,可是这种精而不多的队伍,却产生了许多学术的贡献。至于美国许多二三万学生的大学,虽然规模宏大,却非我所希望的。”⑤


  很难想象,如此重视入学考试的“严格与公平”的罗家伦,会破坏自己制定的规则,利用校长权威,破格录取某些学生。如果承认“破格录取钱锺书”之事的存在,则意味着同时承认:主张入学考试要“公平”、“绝对不做人情”的罗家伦,亲手破坏了1929年的清华入学招生考试的“公平”。


  结合汤晏博士关于清华入学考试不存在“数学不及格则不予录取”的考据,以及罗家伦本人在入学考试方面追求“公平”的立场,不难判断:问题其实出在钱锺书本人的回忆之中。钱回忆——“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钱的国文、英语考试成绩甚佳、数学甚差,总成绩在被录取的174名学生中名列57名,显然属于规则内自然录取。罗家伦注意到了钱的考试成绩的巨大反差而召其谈话,提及其数学成绩很差,也提及其已被录取,则令钱产生了一种“自己的录取属于特例”的错觉。


  罗家伦以拥有钱锺书这样的学生自豪,但他不曾言及自己“破格录取”过钱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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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钱锺书的清华毕业证书


  2、胡适破格录取张充和?


  “胡适破格录取数学考0分的张充和”这个神话,则与当事人的语焉不详及坊间的以讹传讹有关。


  按张充和自己的说法,事情是这样子的:


  “我没有读完(北京大学),后来生病了。打仗的时候就开始做事情了。我考大学时,算学考零分,国文考满分,糊里糊涂就进去了,算学零分,但国文系坚持要我。我怕考不取,没有用自己的名字,而是用了‘张旋’这个名字。最好玩的是胡适那时候是系主任,他说:‘张旋,你的算学不大好!要好好补!’都考进来了,还怎么补呀?那时候学文科的进了大学就再不用学数学,胡适那是向我打官腔呢!”⑥


  以这段话为蓝本,坊间演绎出了各种匪夷所思的“细节”。比如,有文章说:


  “那时候北京大学出台了一项规定,数学为零者一律不准录取。当时胡适已经担任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他很喜爱张充和的才华,当即向数学评卷老师提出请求,请他无论如何在张充和的考卷上找几分。可这位老师也很坚持原则,坚决不改。胡适就跑到校务会上去闹,最终北京大学将张充和录取才算了结。”


  按这些演绎出来的说法,胡适是一个无视入学考试规则、践踏录取公平之人。


  胡适当然不是这样的人。据他的学生、史学家邓广铭的记述,“录取张充和”的真实过程是这样的:


  “胡先生于1930年由上海中国公学回到北大,……他所改革(招生)的办法是:第一,对转学生只应考他插班的课程,而不应当先通过新生入学考试。第二,新生的入学考试,文理科的科目应有所区别。他所规定的文科新生入学考试的科目是:英文占百分之四十的比分,国文占百分之三十的比分,史地占百分之二十的比分,数学占百分之十的比分。其中如有一门得了零分,其他各门无论考得多好,也不予录取。这里附带说一个故事:大约在1934年,沈从文的妻妹张充和当时被人称为张四小姐的,投考北大,国文试卷得了100分,这份试卷的书法也非常好,英文和史地的分数也都及格,但她的数学试卷却是零分。注册科的工作人员在统计分数之后,把这一情况向胡汇报,胡对于张充和的才华素有所知,便想出一种变通办法,即把她录取为试读生。到读完一年之后,张的各科考试成绩都较好,就转为正式生了。”⑦


  按邓广铭的说法,胡适虽然欣赏张充和的才华,但并没有为了录取她,而去破坏北大的招生制度,造成对其他人的不公平。而是让张去做了一名“试读生”。


  据陈平原教授的考证,邓广铭先生的上述回忆是可信的。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时,陈平原教授曾希望找到张充和来题写纪念书籍的书名:


  “可翻开《北京大学中文系系友名录》,当即心凉了半截。因为,1934级并没有‘张旋’(笔者注:张充和说自己当年报考用的名字是“张旋”)这个名字。系友录的本科部分,是从北大档案馆里抄录的,一般不会出错——除非当事人‘迟到’或‘早退’。张充和正是这种情况,1936年便因病回苏州去了。此后也没补念,故未见记载:好在找到了《北京大学周刊》第ll0号(1934年8月25日).上面有《国立北京大学布告》,公布北平考区录取新生名单,其中理学院93名,文学院103名(含试读生二名),法学院30名(含试读生3名),共计226名:那两个文学院试读生,其中一个就叫‘张旋’。”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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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胡适


  3、闻一多破格录取臧克家?


  “闻一多破格录取臧克家”这一传言,同样与坊间的以讹传讹有关。


  1980年,臧克家撰文回忆自己被“国立青岛大学”录取、成为闻一多弟子的经过。文章写道:


  “一九三0年暑假,重新考入这所大学,成为正式学生(臧之前是预科学生)。这场考试,数学得了零分。国文,出了两道题目,一个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另一个是《杂感》,任作一题,我两题都作了。当我到注册科报到的时候,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位姓庄的职员,看到我的名字,笑着瞪了我一眼,报喜似地对我说:你的国文卷子得了九十八分,头一名!闻一多先生看卷子极严格,五分十分的很多,得个六十分就不容易了。听了这话,我解决了数学吃“鸭蛋”还被录取的疑问,同时我想,一定是我那三句‘杂感’打动了闻先生的心!‘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我原入的梁实秋先生作主任的英文系,因为记忆力差,吃不消,想转中文系,主任是闻一多先生。我一进他的办公室,不少和我抱同样目的前去的同学,全被拒绝了,我有点胆怯地立在他身旁,当他听到我自报姓名时,他仰起脸来向我注视了一眼,用高兴的声调把三个字送入我的耳中:‘你来吧。’从此,我成为闻一多先生手下的一名中文系的弟子。”⑨


  细心者当不难发现:臧克家的回忆,仅止于“闻一多给了自己国文考试最高分”,并没有说“闻一多破格录取了自己。”录取臧克家的,乃是英文系(入校一段时间后,臧才转入闻一多的中文系),也轮不到闻一多来“破格录取”。


  另据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杜光埙回忆,该校“新生入学考试,至为严格,不只是所定录取标准极高,而且因为由新生考试委员会决定去取,也免去许多请托关说的毛病。”⑩这个“新生考试委员会”的存在,对基于个人赏识的“破格录取”,显然也是一种障碍。


  其实,与钱锺书的情况类似,臧克家也属于正常录取。首先,国立青岛大学并没有某科目得分过低或无分数则不予录取的规定,如1932年有名为朱延蔼者报考该校,英文仅得16分,亦被录取。其次,1930年投考国立青岛大学者共计360人,录取153人。近一半的录取比例。这是臧克家数学考零分,仍能依靠国文98的最高分填平窟窿、终被录取的主要原因。[11]


  今人喜欢传播种种民国大学“破格录取”的鸡汤神话,或有浇现实之块垒的用意在其中。殊不知,首先,所传播之事实,多是伪史;其次,所传播之理念,乃是在美化对规则的藐视、在粉饰对公平的践踏。这碗鸡汤,其实有毒!


  注释


  ①汤晏,《钱锺书访哥大侧记》,原载(香港)《南北极》一九七九年六月号。转引自:范旭仑、李洪岩/编,《钱锺书评论 卷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P24。②汤晏,《一代才子钱钟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P92-93。③《国立清华大学条例》(1928年9月通过),收录于《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册)国立清华大学时期(1928-1937)》,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该书收录时,错将“试验”写作“考试”。④ 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收录于《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册)国立清华大学时期 (1928-1937)》,P201。⑤罗家伦,《我和清华大学》,收录于: 罗久芳,《我的父亲罗家伦》,商务印书馆,2013,P175。⑥李怀宇,《张充和:.书法是立体的文化》,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12日。⑦邓广铭,《胡适在北京大学》,收录于《邓广铭全集 第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P257。⑧陈平原,《校友与大学文化》,收录于:《大学小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P152-153。⑨臧克家,《悲愤满怀苦吟诗》,《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⑩杜光埙,《忆国立山东大学》,收录于《山东大学校史资料 第四期》。“国立山东大学”于1930年改组为“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又改为“国立山东大学”。[11] 《山东考试通史 上》,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P269-270。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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