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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使我们成为独立思考的人,这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

2017/07/10 15:32:25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高丹
7月8日,在北京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中,他就鲁迅思想与当代问题做了演讲。今年已79岁高龄的钱理群谈吐幽默亦饱含智慧,说起鲁迅,可侃侃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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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理群就鲁迅思想与当代问题做演讲。


  7月初,已经以养老院为家的学者钱理群出版新书《鲁迅与当代中国》。


  7月8日,在北京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中,他就鲁迅思想与当代问题做了演讲。今年已79岁高龄的钱理群谈吐幽默亦饱含智慧,说起鲁迅,可侃侃而谈。


  《鲁迅与当代中国》汇集了钱理群散见于报刊,收在随笔集中的有关鲁迅的文字,且基本都为钱理群在2002年退休以后的作品,大多数是演讲稿和序言。此外,该书还编选了供不同年龄读者阅读的鲁迅作品读本,旨在将鲁迅思想转化为当代思想文化教育资源。命名为《鲁迅与当代中国》,即体现了作者将鲁迅思想写入当代语境的思想要义。


  迄今为止,钱理群出版的研究鲁迅的专著与论文集已有十本,分别为《心灵的探寻》《话说周氏兄弟》《走进当代的鲁迅》《与鲁迅相遇》《鲁迅作品十五讲》《远行以后——鲁迅接受史的一种描述(1936—2001)》《鲁迅九讲》《钱理群中学讲鲁迅》《活着的鲁迅》《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解析》。


  《鲁迅与当代中国》共分为三辑,第一辑为“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第二辑为“鲁迅与当代青年的相遇”,第三辑为“重看历史中的鲁迅”。每一辑各有侧重。钱理群试图概括出不同时期持不同主张的鲁迅,如中国文化中“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可能性”的鲁迅,“具有原创性与民族精神源泉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左翼鲁迅”和“东亚鲁迅”等。此外,通过与不同的人群谈论鲁迅,钱理群自觉地开拓一个当代中国人与鲁迅交流的广阔空间,并试图阐释鲁迅的当代接受。钱理群也将鲁迅复原到历史的语境与关系中,希望激发这个时代对于鲁迅的新的思考。


  钱理群大半生从事鲁迅研究,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与社会持续关注,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与精神有着深度考察。


  今天我们怎么说话?


  演讲中,钱理群以关于鲁迅的三个故事作为开场。


  第一个故事是“令人担忧的小白象”。鲁迅的妻子许广平生下孩子海婴后,夫妻俩商量给孩子起什么小名,鲁迅见到刚生下不久的海婴周体通红,便将他唤做“小红象”。鲁迅的老朋友林语堂曾给他取了绰号,他说鲁迅是头“另人担忧的白象”。许广平解释说,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的象,大多是灰色;遇到一头白色的象,就显得“难能可贵”,同时,又让人感到“特别”:不放心,令人担忧。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鲁迅的文章《论“他妈的!”》。


  文章中,鲁迅写:“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重到过度了;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北方疆土虽失于拓跋氏,士人却更其发狂似的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大姓,实不过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当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作仇敌。”


  钱理群说:“这个文章就可见鲁迅思维的特别之处,‘他妈的’本来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国骂,鲁迅却对其进行考证,从晋代的门阀制度导致的门第之见说起,写下品寒门出身的人曲线反抗,通过诅咒贵胄的妈,表达自己对于他们仰仗上一辈荫庇的反抗,且是一种卑劣的反抗。”


  “从‘他妈的’这个国骂可以发现古代中国的等级制度和国民的弱点:即卑劣的反抗。”钱理群说。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鲁迅的文章《我要骗人》。


  “很多人都认为鲁迅一定是说真话的人,这个文章他公开承认自己骗人,鲁迅也是有所讲有所不讲的,且在一定的情况下,还要骗人。那么我们该如何说话?”钱理群说。


  “比如人家生了孩子,你说:这孩子将来一定要死的。你说的是真话,可是会挨打,但是你又不愿意说类似于这孩子将来一定要升官发财的假话。这时候,你可以这样说:‘你瞧,这个孩子,他多么……哈哈哈’这样模棱两可的话。”钱理群说。


  “但是,如果有非要让你表态的场合,你该怎么说话,我说了三个建议:第一,说真话本来是一个人的基本的道德,作为年轻人要尽量说真话;第二,不能说真话的时候你就沉默,不表态就可以了;第三,如果不表态不行,你必须要说假话,说假话三个底线:第一你要分清是非,你要知道自己的表态是错的,你要知道真话是对的,假话是错的;第二你说假话是被迫的,不能是为了给自己谋私利而说假话;第三不能伤害第三者。”钱理群说。


  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


  钱理群大半生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与思想,7月8日的演讲中,他说:“中国是文字的游戏国,中国人擅长做戏。汉语的灵活性就造成其有很多言外之意,你不能只是做表浅的把握。”钱理群说。


  鲁迅在《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中写:“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倘有谁听了这些议论之后,便贸贸然决定这议论者为卫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亿里了。”


  钱理群说,我们在后真相时代更加容易陷入困境,我们要有独立的思考与判断。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坚持和相信什么呢,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写:“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钱理群亦认为,中国的脊梁与前途不在“状元宰相”,而在底层:“看为中国前途而努力的底层,他们现在不光是不被注意,他们甚至是被抹杀的。我找到两个群体,一是第一线的中小学的教师,每个学校都有一两个为数不多的、但是坚持教育理想的真正的教育者。二是大学生中真正的志愿者,他们在行善举,在践行着理想。”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写:“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钱理群说:“我提出年轻人要健康地、快乐地、有意义地活着,要幸福而合理地活着:既要在物质和精神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也要在个人发展和社会责任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要控制自己,运用智慧,慢而不息地活着。”


  钱理群在书中所收的《在台湾讲鲁迅》一文中写到:“鲁迅对于民主、平等、自由、科学等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理念,采取极为复杂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意义,因为他们对东方专制主义是具有批判力的;另一方面也要提出批判,因为这些理念极端化,会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科学技术的奴隶、民主的奴隶,也就是从根本上会导致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压抑。”


  钱理群在演讲中对这个观点展开了阐述,他说:“如果把科学作为宗教,陷入了唯科学主义就是危险的。这样的人生会陷入枯寂:缺少美感,缺少人类的情感。民主的一个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就有可能导致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的压迫。还有,自由绝对不是平均主义,为强调平等而把一切都削平是危险的。”


  “从鲁迅和胡适的演讲的姿态和效果中,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很大的不同。胡适的演讲很有鼓动性,因为他目标明确,意志坚定,意气风发地指导学生路应该怎么走,学生听了也很激动,目光闪闪:跟着胡先生走就行了。鲁迅则不然,总是犹豫不决,讲完一个观点,又立刻进行质疑。比如他讲《娜拉走后怎样》,刚刚讲’经济权最要紧’,马上就说:‘可惜我不知道这权如何取得。’也就是说,他不是自己掌握了真理,有现成的路指引青年走,而是自己也是寻路者,一切都不明确,要每一个听众自己去想。”钱理群在其文章《对鲁迅与胡适的几点认知》中写道。


  钱理群以鲁迅对于报恩和对于爱的看法来为佐证,他说:“鲁迅认为,孩子对于父母,其实就是他们性交的自然的生育过程,是生命的繁衍,并没有什么恩情可言。如果其背后隐含着一种:因为我生你,我就有权支配你的态度,那就把亲子关系变成权利关系了,而真正的爱是出于本性、天性的、超越利害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同样的,爱的纠葛,也会妨碍一个人独来独往,妨碍一个人做出独立的选择与价值判断。”


  “鲁迅拒绝收编,同时也绝不收编我们。使我们成为独立思考的人,这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钱理群说。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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