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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君:这个时代的诗歌会超过朦胧诗

2017/08/09 11:02:47 来源:楚天都市报  作者: 徐颖 李芊
李少君这一代人是在诗的浪漫氛围中长大的。1985年,他踏入武汉大学,目睹了中国诗歌民间社团的最鼎盛时期,和同学们办起“珞珈诗社”,期间李少君写下不少诗歌理论和评论文章。

  原标题:《诗刊》副主编李少君谈诗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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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少君接受采访 摄影:萧颢


  采访者:徐颖 李芊 

  被访者:李少君

  7月22日,著名诗人、《诗刊》副主编李少君受邀来汉,做客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为湖北读者做《当代诗歌的现状及走向》演讲,并接受楚天都市报记者专访。


  李少君这一代人是在诗的浪漫氛围中长大的。1985年,他踏入武汉大学,目睹了中国诗歌民间社团的最鼎盛时期,和同学们办起“珞珈诗社”,期间李少君写下不少诗歌理论和评论文章。毕业后,李少君带着诗意的浪漫到《海南日报》供职,当时他给作家韩少功留下的印象是“不多言语,说完正事就走,有新闻业者忙碌干练敏捷的特征”,但他的内心一直关注着诗歌。1996年他所供职的《天涯》杂志改版,他迅速开办起“九十年代诗歌精选”专辑,为一批诗坛新秀和不为人知的佳作开辟了属于自己的阵地。此后许多年,李少君不曾间断对诗的关注和推介。


  与此同时,李少君自己也写下不少新诗,因他的诗歌亲近自然,被诗坛称为“自然诗人”。主要著作有《自然集》《草根集》《诗歌读本:三十二首诗》《蓝吧》《在自然的庙堂里》《文化的附加值》《神降临的小站》《五人诗选》(合著)等。


  如今,身为诗歌权威刊物《诗刊》的副主编,李少君一直是诗歌领域的“在场者”,当代诗歌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他的观点能给我们许多启发。


  湖北、湖南、海南,这三个地方都是我精神的来源


  记者:作为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才子,你现在也经常来湖北参加诗歌活动,你觉得湖北的诗歌氛围或是地方诗歌传统,与你生活过的湖南、海南,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特色?


  李少君:中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是湖北人,盛唐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孟浩然是湖北人,李白最推崇的诗人就是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黄鹤楼成为诗人赛诗的地方,李白都自惭“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现代诗人闻一多出自湖北,《诗刊》创始人之一、《诗刊》第一届的副主编徐迟,长期在湖北生活和工作。老诗人曾卓,80年代活跃的诗人王家新,都是湖北人。我至今仍记得我上大学期间,1986年第一次参加武汉大学樱花诗赛的场景:现场被诗歌爱好者围得水泄不通,曾卓来了,围着一条围巾,简直就像神一般的存在,人群自动往两边退,让出一条道来。


  这几年诗坛比较活跃的诗人车延高、张执浩、余秀华,也都是湖北的诗人。


  而湖南更多是一个有精神气质的地方,在古代湖南的文化没有湖北发达,但到了近代,因为曾国藩等人的影响,湖南被认为是一个承袭了古老楚国传统和精神气质的地方;海南则代表大海的更开阔的视野。我到北京之后,写海南的诗歌比较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写山水的诗歌较多,但写大海的诗歌较少,我希望多写一些具有创造性元素的诗歌。


  网络时代,女性诗歌写作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记者:你曾谈到,新世纪诗歌有三支建设性力量:网络诗歌、地方性诗歌和女性诗歌(即新红颜写作)。为什么提出“新红颜写作”?你觉得这种观点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又是什么?


  李少君:诗歌史上女性长期缺席,女性经验与感受缺位,女性被代言。如果我们追溯得更远一些,就更会发现女性在诗歌史的缺席何其严重。五代十国时期,一部以女性的名义编纂的词集《花间集》,艳丽香软的词风,描绘闺中妇女日常生活情态,里面所收诗歌大多是关于女性的感受、生活与诉说的,但作者全是男性。如果再深入追究,历史上除了李清照等少数女诗人,我们读到的众多以女性名义倾诉幽怨爱恋的诗歌,其实大多是男性诗人创作的,这一风气自屈原自命“香草美人”就开始了。五四以后,女性诗人稍有增多,但新诗史上女性诗人仍寥寥可数,冰心、郑敏、陈敬容直到舒婷、翟永明,何其少也。这一状况,进入21世纪才有所改观,女性诗人和女性诗歌已不可忽略。大量诗歌刊物被女诗人占据阵地。


  这跟网络带来的诗歌艺术民主化,也不无相关。在网络时代,全球化的交流融汇,女性诗歌写作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女性要诉说自我,自己发言,宣扬自我,张扬性情与思想,不再被代言。比如,湖北出现的余秀华,火遍全国。


  记者:一般人认为,中国百年新诗史上两个兴盛时代,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另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你觉得呢?你怎么评价朦胧诗派,又是如何评价现在的诗歌环境?


  李少君:这两个诗歌繁盛阶段,有一定的共性,都是受西方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受西方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郭沫若他们那一代诗人追求民主,追求个性,追求爱,他们所要追求的东西是很明确的;到了朦胧诗时代,也是受到西方影响,但当时的西方经历过一战、二战的重创,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已经处于一种幻灭的状态,西方人自己都找不到方向,所以,受它影响的朦胧诗,整体也处于一种迷茫、焦虑的状态。朦胧诗的可取之处是肯定人性和人心,但朦胧诗的焦虑悲观情绪,也导致了很多恶果,诗人海子、顾城悲观绝望到自杀。这种虚无主义、悲观绝望,也是后来朦胧诗走不下去的原因。


  到了21世纪,中国的民族自信增强,相较于过去,诗歌更具有“主体性”,我相信历史会证明,这个时代的诗歌会超过朦胧诗。


  记者:大家写诗的热情空前高涨,写了发在朋友圈,发表起来也很快捷,但现在内容太多了,看的人反而看不过来。有人说,现在这个时代“写诗的比读诗的人多”,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少君:说“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只是一种调侃的说法。诗人已经走下“神坛”,所以,诗人,你们也不要得意,能写诗没什么了不起。但读诗的人肯定比写诗的人多,因为写诗的人肯定是读诗的,但读诗的人不一定会写诗。


  对于写诗,我一直坚信,“量大才能质好”。就像中国的乒乓球在国际体育比赛中总能夺金,就是因为中国打乒乓球的人基数大,巴西的足球踢得好,也是因为几乎每个巴西人都喜欢踢足球。盛唐时代是中国诗歌的繁盛时代,普通的樵夫都会写诗,所以才会从大浪淘沙中留传下那么多好的诗歌。现在也一样,这么多网络诗人、草根诗人,真正写得好的诗,很快可以传遍全球。比如,余秀华的诗,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当时身在美国的学者沈睿也写了一篇炫目的读后感,称余秀华是“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为伟大诗歌时代的到来做好了一切准备。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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