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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从今天起,不为证明自己而写作

2017/09/18 11:49:00 来源:新京报   作者:张畅
   
蒋方舟,1989年生于湖北襄阳。7岁开始写作,9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2008年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次年在《人民文学》发表《审判童年》,获第一届朱自清散文奖。2012年大学毕业后任《新周刊》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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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方舟,1989年生于湖北襄阳。7岁开始写作,9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2008年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次年在《人民文学》发表《审判童年》,获第一届朱自清散文奖。2012年大学毕业后任《新周刊》副主编。代表作:《正在发育》《邪童正史》《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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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一年》
  作者:蒋方舟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7年8月


  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之邀,蒋方舟在东京独居了一年。书中收录了她的四十六则日记。东京一年,她越来越喜欢写漫长的日记,觉得孤独地生活一辈子也不是坏事。  《东京一年》 作者:蒋方舟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7年8月 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之邀,蒋方舟在东京独居了一年。书中收录了她的四十六则日记。东京一年,她越来越喜欢写漫长的日记,觉得孤独地生活一辈子也不是坏事。


  《东京一年》新书发布会结束后,作为嘉宾的陈丹青走到屋外抽烟,他看了一眼站在一旁发呆的蒋方舟,说:“虽然外界已经很重视你了,但你还是被轻视了。”蒋方舟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我真正重视的部分是被轻视的,而我真正轻视的部分却被重视了。”


  7岁写作,9岁出书,12岁在多家知名媒体开设专栏,23岁大学毕业后成为《新周刊》最年轻的副主编……过早地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使得蒋方舟的童年过早消逝,“没有认真地完结”。因不能享受“被人注视”,又逃脱不掉,她“无法从和公众的互动中获得快乐”。外界的质询曾一度让她陷入无法自救的死结,以为自己“真的是一个名不副实的青年作家”,因而焦虑、自我怀疑、沉寂。


  2016年,27岁的蒋方舟走出镁光灯的注目和生活中的种种自我纠缠,独自一人在日本东京生活了一年。“东京也拯救了我。”她自知东京的这一年并不会把她变成“一个新人”,“我们只是更像自己本来该成为的样子”。


  东京一年


  从生活惯性与虚假恐惧中解脱


  2015年底,蒋方舟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曾经和她一路写过来的“同道者”相继离开写作圈,尝试电影或者创业,“惶恐,觉得我是不是也该去试试别的事,但又觉得不应该”,到底该坚持,还是放弃?从7岁开始写作起,她从未萌生过“主动背叛写作”的念头,那一年,她却对写作的前途何在、究竟能做些什么、能改变社会多少产生了困惑。


  在北京,大学毕业后的蒋方舟一直和母亲同住,生活被读书和写作两件事占据,“很多时间是被工作和社交切割的”,不停响起的微信信息,各类活动主办方打电话找来,请她谈“时代的变化”、“怎么才能不被时代淘汰”之类的话题。虽然这些话题在她看来,不过是“一种虚假的恐惧”,但“去抵抗这种恐惧,是很耗费精力的一件事”。久而久之,蒋方舟感觉自己“被架在生活的惯性上没法解脱”。


  恰在此时,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蒋方舟凭直觉认为“这是一个逃离现状的机会”,于是只身前往日本东京旅居一年。开始的四个月,她住在学校的招待所,每天上午11点,一个日本老太太会来打扫卫生,她会赶在这之前出门,拿一台电脑,在离宿舍最近的咖啡馆,点最便宜的美式咖啡和一份意大利面,呆坐,看书。在东京繁华的街头,蒋方舟“一个人没有意义地走来走去,沉浸在尴尬中”。搬出招待所后,她每天早上为自己做早餐,上午出门看展览,到神保町旧书市淘画册,回家听音乐、看书、写东西,不再贪恋手机和网络。她的时间终于完整了,所做的事终于不再是“别人替我选择的”。蒋方舟惊喜地发现:“慢慢地想,慢慢地写,原来这种简单的生活也是可行的。”


  在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这段时光的《东京一年》中,她这样描述这段曾让她颇感“局促”的经历:“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补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时间拉得很长远,把浓度稀释,才能填充过完一天,所以我必须认真凝视美术馆里每一幅画,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


  一年后,从东京回到北京,蒋方舟终于没有任何困惑了,对于未来“如水晶般透明”。她清楚了“社会机制在自己身上做过的设置”,并将自己“还原到了出厂的状态”,“其他人制造的对时代潮流的恐惧,你不去想,就不存在”。


  年少成名的副作用


  杀掉负面情绪,只有无尽的倦怠


  时间在蒋方舟身上像个顽童。9岁时,有人问她将来要做什么,她昂起头,说要做个大师,然后热泪盈眶。早熟、叛逆、天才作家曾是她的标签,为她惹来一身争议。如今,28岁的她却像个孩子,“幼态习惯延续了下来”,经常走着走着路就奔跑起来,毫无缘故地在公众场合大声唱歌,和人拍照时在按下快门的瞬间比出V的手势,笑容和神态依然是八九岁的样子。


  过早以被争议的方式成名的副作用,就是时间在她身上错位了。直到成年后和“正常人”比照,她才惊觉自己的“童年没有充分地施展,也没有认真地完结,童年的碎片散落在人生的各个阶段”。


  “很小的时候,在我自己的身体共和国里,我就像一个暴君,把很多不好的情绪都屠杀掉了,比如那些不满、抗议、愤怒、悲痛、委屈。导致对于外界的声音,我没有办法激起正常的情绪反应。”这让她在工作和生活中都是十足的好脾气,不喜欢反驳和对峙,对负面评价没有代入感,甚至很难有负面情绪,“我就像一个死人一样,接受别人的赞美和误解”。她用“dead inside”来形容自己,有人批评她,甚至当面对她表达不敬,“也没有太多感觉,只有无尽的倦怠”。


  写作,对于蒋方舟而言,是“一个挺大的支撑”。在现实的同龄人的世界,成绩平平、除写作外没什么特长的她过得并不擅长,而写作则让她“逃到另外一个世界”。写作给了她更多自由,她因此被清华大学录取,从家乡湖北襄阳一路北上,安居北京,“突破了生活环境的限制”;写作又让她在物质上比同龄人更自由,“不用为了写东西,再去做另一份工作,来养活写东西这个理想和爱好”。她明白这些,她更明白,“出于某种义务,要对得起这个幸运”。


  直面质疑


  能取悦作为读者的自己,就够了


  从2013年的杂文集《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到2015年的短篇小说集《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再到今年的日记集《东京一年》,蒋方舟“从来没有放弃打磨我的作品”。有粉丝爱看她对社会的犀利评判,却发现她开始写儿女情长了,失望地指责:你变了,你不针砭时弊了。蒋方舟听了挺高兴:“我终于变了,就怕我不变呢。”自《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之后,她逐渐放弃了“公共知识分子化的写作”,因为意识到“宣泄情绪、替大家骂不敢骂的东西,没啥价值”,“作为一个作家,抱怨这个时代没啥意思”。


  尽管作品不断,不断调整写作方向,大众似乎对这个从童年时便显露写作天赋的“天才作家”期待更高。


  偶尔,蒋方舟也会觉得委屈,“一方面,他们会过度强调你的个人经历,在介绍你的时候,会让你像表演杂技一样反复说:‘七岁写作,九岁出书。’另一方面,他们又指责我是没有作品的青年作家”。为了不负声名,也为了对得起写作带给她的幸运,蒋方舟朝着外界提出的标准,不停奔跑,疲累不堪。结果却发现“这是一个死结,凭我自己的力量没办法解开的死结”,因为“这个标准是虚构的,没人知道天才怎样才算合格”。后来,她渐渐想通了,“还是因为我写得不够好,我写作上的庞大不足以覆盖我经历上的庞大”。


  从东京返回北京,蒋方舟终于摆脱了写作上的焦虑:“既然我是一个没有作品的青年作家,那我就把自己作为第一个、也是最好的作品,打磨成最好的样子,让作品从中涌现,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写。”


  绕了一大圈,蒋方舟终于回到了她自身。她希望自己快一点到三十五岁,“从某种程度上,只有这样,才能被更认真地对待”。曾无数次试图取悦众人的蒋方舟,最终发现,作为一位非常非常严格的读者,能取悦到作为读者的自己,就够了。


  [人物说]


  诚实的作家,就像“暴露狂”


  《东京一年》以日记形式成书,里面有很多细节。对于任何写东西的人而言,真实的细节是最可贵的。如果按价值来衡量,这是最大的价值。有人问,将日记公诸于世是否担心暴露自己?其实,作为作家,总归是要暴露的,不是以日记的形式暴露,就是在小说中暴露。诚实的作家,会一路像暴露狂一样暴露自己。我小时候看萨特的《文字生涯》,就特别喜欢他对自己的坦诚,特别是对自己虚荣心的剖析。如果担心暴露,就不要选择作家作为职业。


  作为一名写作者,最重要的品质是聪明。比如,拉什迪的《佛罗伦萨的神女》,你弄不清楚他是怎么写出来的,太惊人了。这绝对不是因为他足够真诚,就是因为他的聪明。当然,聪明只是一个太粗暴的概括。中国很多现当代作家,包括年轻作家,都会强调真诚,强调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过度强调感性的目的。但是,我在审美上比较喜欢的都是问题意识特别强的作家。


  对我来说,如果一段经历没有被记录下来,那这个经历就作废了,就相当于你白活了,作为文字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应该有这样的自觉。


  常有人说,写作会带给人孤独感,但我并没有那么孤独。于我而言,写作让我比别人多了很多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聊的都是有价值的问题。有的人看似有一大堆朋友,但是聊的都是被迫加入的、不愿意进行的谈话,那才是真正的孤独。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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