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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赋渔 神话,既是前行,也是归返

2017/10/21 10:30:50 来源:新京报  作者:宫照华
   
如果观察广义上的神话,我们会发现它在现代社会的外观可谓光鲜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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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赋渔,著名作家。著有《匠人》《光阴:中国人的节气》《一个一个人》《半夏河》《逝者如渡渡》《不哭》等作品,内容涉及历史、文化、人文、环保等领域。现居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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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人》


  作者:申赋渔


  版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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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哭》


  作者:申赋渔


  版本:重庆出版社 2015年9月


  如果观察广义上的神话,我们会发现它在现代社会的外观可谓光鲜亮丽。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一个神话符号往往就代表了一种文化的形象,就像托尔的雷神之锤和中土的精灵。然而,在这个世界主义的时代,中国神话的处境却有些冷落。


  申赋渔是一个有着丰富流浪经历的作者,曾经打工为生,露宿街头,也曾撰写过《不哭》《匠人》等观察文化现象的非虚构作品。目前居住在法国巴黎的他也意识到了中国神话被忽视的情境。在法国卢浮宫,他能看到大量以神话人物为形象的油画,在电影院,轮番上映的史诗大片里也弥漫着希腊神话和北欧神话的元素。正是因为艺术品的改编,扩写,才使得这些神话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而反观中国神话,并没有在现代衍生出什么好的作品,而且数量也不多。


  重述中国神话,这成为一项文化责任,也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参与的人多了,质量自然会上来”,因此,申赋渔拿起笔,想成为其中的一个参与者。无论写出的作品质量如何,能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先把属于中国的神话用公共口吻书写出来,所以,他完成了《诸神的踪迹》——讲述中国历史系列的第一册。这对流浪多年,寻找写作与人生意义的申赋渔来说,不仅是一项前行的写作使命,也是对自己写作价值的一次归返。


  自我价值与文化责任,就好比他爱不释手的那两本书。一本《梵高传》,颠簸流离后留在南京的家中;另一本《史记》,带到了法国。“以我现在的年龄,更喜欢《史记》,永远读不完”。


  走不出的“小”村庄


  “你的童年是小村庄,可是你走不出它的边际,无论你远行到何方”。这句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诗歌,用在申赋渔的身上,特别合适。尤其在他的生命里,“村庄”并非一个喻体,而是与“童年”和人生早期的经历交融在一起,出生的地域,生活的记忆以及文化影响,三者凝聚在村庄中,构成了申赋渔人生的原点。长期以来,他的人生都在不停流浪,试图摆脱这个原点;然而现在,通过写作回到原点,成为申赋渔继续前行的方式。


  这要从他在法国的一段经历讲起。辞掉南京日报的工作后,申赋渔到了法国巴黎,打算闭关写作。在他居住的地方有不少华人父母,他们的孩子就生长在法国。这些父母教自己的孩子说汉语,写中文,但苦恼的是,这和教他们英语没什么区别,他们掌握的终归不过是一门工具式的语言,而对背后的文化意蕴一无所知。是不是因为人们对此不感兴趣?申赋渔带着困惑走在巴黎街头,偶然的机会,遇到几次讲座,主题都是关于神话的。这些讲座的现场往往围了好几层观众,大都听得兴致盎然。不过,关于中国神话的讲座却不多见。于是,申赋渔意识到,中国神话的影响之所以受限,并非人们对神话不感兴趣,而是从事中国神话传播的人太少。所以他试图为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搭建一个文化框架,“有了这个框架,就能把中国的艺术、哲学、文学等串在一起。他们心里就会有一个清晰的脉络,有了这个脉络,他们会对中国文化更有兴趣,也会向广度与深度自己去挖掘”。


  这也是为什么《诸神的踪迹》如此浅显易懂的原因。申赋渔写神话,却无意在神话的意蕴和集体意识中挖掘,整本书读下来,每一段神话的故事性都很强。他希望通过这种写作方式,来让读者感受到浪漫和温馨,而这也是中国神话的特质。“中国的神话浪漫温暖。我今天读,总觉得自己不断地回到童年。天地干干净净,简单美好。人与天地融合在一起。神话是天人合一的最好表达。让人的心变得年轻、快乐。心胸也是无比的开阔。”


  无意间,那个“童年的小村庄”浮现了。


  这个小村庄对申赋渔而言,曾意味着需要摆脱的禁锢——希望通过阅读,摆脱现实的束缚;也希望通过远行流浪,打破村里人对读书人的刻板定位,“我就想,天底下不可能只有一条路。一定有条路适合我,只要我去闯”。他离开这个苏北泰兴的小村庄,去了江南的大学流浪,在书店寄宿,又随着南巡讲话的浪潮辗转珠海、佛山……而现在看来,通过写作,那个疏远的小村庄,又归返到了申赋渔的心里。在它的内部,流淌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活生态,这给申赋渔的神话写作提供了大量细节性的素材。


  “那是一个有600年历史的小村庄”,申赋渔时常回忆起来,“村子里的神话气息很重——我们中国的神都不遥远,就跟人日常生活在一起。厨房里有灶神,村外有土地神,门上贴着门神,春天要迎春神。可是现在,农耕文化正在消失,人神鬼不分的那种质朴生活已经不见了”。


  与神话同行的“大”流浪


  在写作《诸神的踪迹》时,除了印象深刻、提供生活细节的小村庄,申赋渔也更加感谢他的流浪史。这段从村落开始出发,流浪、历险,而后归返到内心村庄的历程,与神话中的史诗模式有些类似。或许,申赋渔的神话谱写史,恰好印证了美国的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的观念——神话在宏观的意义上,为自我成长提供了原型;在经历冒险和回归后,人得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并且将这一福祉带给他的同胞。


  这种人生价值的提升和意义的追寻,不是通过一次流浪就能够完成的。在最初的阶段,申赋渔也是个热衷于追逐自我的人,他曾经流浪,远行,与现实的土地越走越远——也正是因此,当他用非虚构写作挖掘中国文化的时候,他才更能感受到这种归返的意义。既是对同胞,也是对他自己。


  申赋渔的流浪是从远离村庄开始的。在小村庄里长大的申赋渔,虽然也爱读书,可囿于视野,他能读到的基本只有中国话本小说和古诗词。而他流浪的第一个地方,是江南大学的一家书店。每天走在路上,来来往往的学生嘴里都谈论着当时很时髦的名字,萨特、叔本华、卡夫卡……申赋渔就仿佛一只悬挂在教室墙角的蝙蝠,依靠回音确认目标方位。他听到这些书名后,就会迫不及待地回到书店,很幸运,这些外国文学书籍都能在架子上找到。外国文学在申赋渔的心里点亮了一团火,他意识到,自己的流浪是有价值的。可惜好景不长,一天,他回学校后,发现书店倒闭了。没办法,他只得离开书架,进入人生的下一次流浪。


  之后的流浪是申赋渔人生最黑暗的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申赋渔也满怀信心地加入了那个浪潮。然而,到了珠海,他才真正品尝到现实辛酸。有人丢了东西,仅仅因为申赋渔来自贫困乡村便怀疑他,最后将他送进了看守所;他也曾经露宿在天桥上,穷困潦倒,连生活都成问题。


  那时,曾在书店中点燃的写作之梦,就成为申赋渔活下去的所有意义。“周围的人,大多数跟我没有关系。我总是一个过客。又活在最底层。受到最多的,当然是白眼了。我又是敏感和自尊的。我对脸色太敏感。别人一个眼神都会让我受伤。所以,对于我这样的性格,还是做作家比较好,更多的是面对书本与自己。”


  于是,他放弃了打工生活,决定一心从事写作。申赋渔人生的第三个居所来到了南京日报社,在这里,他的生活总算安稳了下来。报社的工作也给申赋渔提供了新的视角,静下心来写作的他理解到其他立场态度的可能性,“从这时开始,我变成了一个‘正常人’,开始融入周围的环境。这也让我从以前的愤激的心态,开始变得平和、平静。这个心态对创作很有好处”。这是他作家之梦的最后完成。


  走过如此漫长的坎坷,申赋渔可以说是在流浪中完成了追寻自我的“神话”。他从遥远的村庄出发,让内心朦胧的作家梦成为现实。在完成自我漂泊后,他现在考虑的则是如何让自己的写作更有价值,这也是申赋渔站在公共角度观察文化现象的原因。在《诸神的踪迹》写作过程中,写作本身占用的时间并不多,更多的时间被作者用来阅读和思考;他在巴黎的小巷子里漫步,凝思如何将传统神话用最生动的形式传递出来。


  在经历种种流浪之后,申赋渔选择了“神话”的最后阶段——归返。他辞去了二十年的记者职位,不再来回穿梭于事件发生的第一现场、从事外界报道,而是向着自己内心的文字归返,也向着那个充满文化记忆的“小村庄”归返。这看起来是一条回溯之路,是作者自己对精神故土的归返。然而,前行与归返,二者的意义总是相随的,他的写作对中国的神话来说,也是一次充满契机的前行。就像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这些中国历史最早期的神话故事,通过自己的写作得以传播,被那些孩子们读到并自己发掘意义,在未来摆脱种子的束缚,在阐释和改编中流浪,与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相随,最终很有可能像今天的古希腊或北欧神话那样,呈现出更多元素,并拥有世界性的文化影响。


  文化向前发展,要不断回去溯源。文化的源头,是文化发展、文化创造的源泉。这里面有丰富的想象力,有长久的生命力,有哲学的最初的根系。就像一颗种子,埋在大地。读懂神话,就知道这颗种子如何生根发芽,并且如何长成了今天这个参天大树。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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