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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王家新和多多谈保罗·策兰:不可能用信达雅来翻译策兰

2017/11/13 15:01:59 来源:澎湃新闻  
11月10日下午,首届莫干山国际诗歌节之“诗歌与翻译:游子国际化”论坛今在同济大学举行。在论坛上,诗人王家新和多多就保罗·策兰与现当代诗歌进行了对谈。

  11月10日下午,首届莫干山国际诗歌节之“诗歌与翻译:游子国际化”论坛今在同济大学举行。在论坛上,诗人王家新和多多就保罗·策兰与现当代诗歌进行了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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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策兰 资料图


  多多:近些年更多读到的是策兰的吞吐、结巴、把话咽回去


  王家新谈到他与策兰的“相遇”是在1990年,读到他的英译本,他讲到那次相遇是他生命中一次极其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相遇。当时,国内对于策兰的翻译极少,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没有人谈论策兰。到了1991年秋天的一个夜里,“晚上我无法入睡,脑子里全是策兰,而且我当时非常喜欢,策兰的诗给我更刺激、更强烈、更尖锐的感觉,我一口气翻译了二十多首诗。”


  一个诗人为什么放下一切去翻译另一个人诗人的诗?在王家新看来,就是因为生命的召唤,生命的难以忘怀。“你读了他,就挥之不去。他的声音、他的脸庞就在你生命之中挥之不去,你必须把他翻译出来,你不睡觉,你必须把他翻译出来,作为翻译最终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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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左一为王家新,多多正在发言。


  王家新谈到,在翻译策兰之前自己身上可能携带着策兰的血,或流着与他同样的血。“阿赫玛托娃有句话说,翻译那是两个天才之间的合作,我不敢说我是什么天才,我是最怕说这句话的。如果你不具备那样的天才,最起码你身上要流着同样的血,这样才能翻译策兰这样的诗人,否则你千万不要去翻译。这有某种必然性,这是我二十多年的经验。”


  王家新说他翻译策兰本身也经历了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漫长过程。他谈到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一个观察,顾彬说,在德国五十岁以上的人适合做翻译,在中国二三十岁的人就做翻译了。顾彬这句话暗示了一个看法:翻译需要经验,需要经验的成长过程、训练过程。而王家新自己翻译策兰二十多年,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我反复读他、体会他,要求自己进入他内在的起源,知道每一个字词,每一个细节,这要求高度的精确性、忠实、精确,这种内在的起源等等都是我最初要求自己的。”


  而这些年,诗人多多阅读策兰的体会是,他越来越读到策兰的沉默:“他通过空白、停顿,然后显露了沉默。有人问我,说我2000年以后的诗风就不太使用蛮力了,力量减少了。沉默、空白是比较高级的,使用蛮力的话还是在追求某种显性的语言效果,造成震惊,或者(显示)我写得多么有劲,多么刺激。”


  多多说,他更多读到的是策兰的吞吐、结巴、把话咽回去,他说得少,但效果呈现得多。策兰的“少”要达到何种陌生处?多多拿兰波和策兰进行对比,兰波所到达的至高之境是混沌,是不可认知,而策兰到达的所谓陌生处并不只是混沌,还仍然在认知。


  王家新:我绝不可能用信达雅那一套来翻译策兰


  诗歌翻译非常难,而策兰则是难上加难,按照王家新的说法,一个原因是策兰很少用传统的德语诗歌的词汇,他认为德语被污染毒化了。策兰诗中有三分之一都是他制造的词,都是世界上没有的词。王家新谈到一个例子,策兰有一个词是“乌鸦”和“天鹅”两个词拼在一起,那怎么翻?王家新翻译成“乌鸦之天鹅”。为什么策兰喜欢造词?在王家新看来,策兰是在试图颠覆。“因为我们无论是语言的命名还是思维习惯都被固化了,比如说乌鸦是乌鸦,天鹅是天鹅,乌鸦是黑色的、阴沉,天鹅是个白色的、优美的高贵等等,怎么命名,都在诗里固化了,他用这种语言重新命名,对我们造成冲击刺激,他都是绝不那么简单和表面的,他的语言上,这个也深深吸引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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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新


  王家新有一本诗歌随笔集叫《在你的晚脸前》,“晚脸”这个词即来自策兰,意即晚上的脸,但在中文里,没有“晚脸”这样的构词,王家新其实是强译。王家新说,从“晚”这个字眼,就能看出策兰是一个具有高度历史感的诗人。“他有一个词叫晚词(德文:Spaetwort;英文:late-word),我翻译这个词的时候一下被他吸引,我就是故意把晚和词拼在一起,我就翻译成晚词。”


  对于王家新这样的强译,多多深表认同。“王家新的翻译观是否定信达雅,就是确立了一种策兰是怎么说话的,就是直接把它译过来,这样我们才能参考,如果完全变成了美文的、中文式的,那么策兰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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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


  多多非常欣赏王家新对于“晚词”“晚脸”的翻译,“他译得非常好,晚词、晚脸都非常好。他不止是突破一个表面的字意,其实这个是触及到诗歌最神秘最隐秘的部分。诗歌如果从心灵出来的话,像狄兰·托马斯也是,他的朗诵没人听得懂,他的词组结构,他那种长句子,风一样的东西,人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全能达到所谓的理解,但是人们全懂,抵达了你的心灵,我想对于策兰的阅读恐怕也是这样子的。”


  王家新严格遵循策兰的句法构成,他讲求精确。“我翻译策兰还是非常严谨的,花了大量的心血,必须达到这种精确性的建筑学,一个错了这个大楼就会垮掉,这不是开玩笑,每一个字词,每一个细节,都要高度精确。德国的精确是世界上众所周知的,是很恐怖的可怕的精确。你别看策兰神秘,但他也很精确。所以我一定要达到那种精确性,这是从开始到现在都如此。”


  他谈到《死亡赋格》的例子,“翻译成《死亡的赋格》不对,就是死亡赋格,把死亡、赋格拼在一起,一个新的语言烙印打在德国语言文化身上,它中间没有一个‘的’,它是一个特殊的构词,没有正常的句法、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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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王家新也谈到,他之所以要摒弃信达雅的翻译观,是试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带来一种异质性、陌生性的东西。“所以我绝不可能用老的那一套来翻译策兰的诗,不可能。我有意追求这种异质性。”


  而这种异质性也恰恰是策兰自己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时所自觉追求的。王家新谈到策兰一方面继承了德国的诗歌传统,后来他完全走上一条反日尔曼的道路,朝向一个东方的家园。在策兰看来,他要从西方文明的统一性、同质性中挣脱,要消灭这个同质性,而他的诗作是对于阿多诺那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回应。奥斯维辛的悲剧就是西方文明同质性的造成的恶果。奥斯维辛之后还能写诗吗?策兰的回答是能,但他是要朝向人类之外的歌,人类之外有歌依然在唱。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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