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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春芽:三十岁那年,我突然厌倦了物质性的世俗生活

2017/12/07 09:30:40 来源:鹿书deerbook   
“生命的尊贵与卑贱,灵魂的飞升与降堕,时间的永恒与短暂,精神世界的广阔与狭隘,均以三十岁为界,成为分野。

  柴春芽在《讲述一个故事有五百万种方式》中谈到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他说:


  “生命的尊贵与卑贱,灵魂的飞升与降堕,时间的永恒与短暂,精神世界的广阔与狭隘,均以三十岁为界,成为分野。


  有记载的人类最早的生命科学家乔达摩·悉达多在二十九岁那年放弃王位继承权,躲进山野洞窟冥思生老病死的现象与本质。


  拿撒勒的耶稣在三十岁之后开始漫游贫苦人的大地传播上帝的福音,并为承担人类之罪而走向十字架之真。”


  看到这里,小编猛然惊醒,原来连佛祖和耶稣的人生也是从这个时间才真正开始啊!

  最后所剩唯有回忆,却指向终极


  如果你拥有一颗足够细腻而宽广的心灵,你一定会在三十岁左右时光递嬗的子夜,听见钟声自生命和宇宙的幽冥深处开始为你而鸣。别问我那是欢欣如歌的庆钟还是祭告死亡的丧钟。你那三十岁已然沧桑并且一再窥见死神暗影的心灵一定会悄声细语:丧钟开始为你而鸣。


  在世界电影的圣殿中拥有尊贵席位的日本导演黑泽明,借用过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三十岁之后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假设没有一个条件从句—如果一个人不再关注精神生活— 作为后缀,这句话很容易引发悲观和绝望。三十岁之后的人生确实是不值得过的。三十岁之后,一些人被肉体欲望的惯性之毂带向加速度的衰朽。同时,这一句令人怵然惊心的警诫,催促另一些人就此展开精神长旅的漫漫追索。


  生命的尊贵与卑贱,灵魂的飞升与降堕,时间的永恒与短暂,精神世界的广阔与狭隘,均以三十岁为界,成为分野。有记载的人类最早的生命科学家乔达摩·悉达多在二十九岁那年放弃王位继承权,躲进山野洞窟冥思生老病死的现象与本质。拿撒勒的耶稣在三十岁之后开始漫游贫苦人的大地传播上帝(The God)的福音,并为承担人类之罪而走向十字架之真。黑泽明放弃记者的职业,开始导演击痛人类心灵的一部部电影。我所崇敬多年的捷克静照摄影师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 1938— )放弃飞机机械修理师的职业,背起一台徕卡相机开始自我流放成为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却拍摄了一系列吉普赛人的凄美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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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寇德卡(本篇插图均为其作品)


  爱德华 ·W·萨义德在面临白血病的死亡威胁的生命晚期,专门就作家热内和兰佩杜萨、音乐家贝多芬、施特劳斯和格伦·古尔德等人的晚期风格进行论述。


  晚期风格是内在的,但却奇怪地远离了现存。唯有某些极为关注自己职业的艺术家和思想家才相信,它过于老迈,必须带着衰退的感受和记忆来面对死亡。正如阿多诺就贝多芬所说的那样,晚期风格并不承认死亡的最终步调;相反,死亡以一种折射的方式显现出来,像是反讽。但是,这种反讽以《庄严弥撒》那类作品的那种丰富的、断裂的和以某种不协调的庄重,或者以阿多诺自己文章中的那种庄重,过于经常地成了作为主题和作为风格的晚期,不断地使我们想到死亡。


  ——爱德华·W.萨义德


  如果说晚期风格是那些极为关注自己职业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以庄重姿态直面死亡的话,那么,是否还存在一种“中年风格”呢?当青春的激情开始消退,爱情也已不再是神秘的源泉,而死神的暗影却隐约可见,中年艺术家和思想家第一次为一种生命必将断裂的悲剧和生命是否能够获得永恒的哲思所震撼。物质世界以其貌似坚固的虚幻,令中年艺术家和思想感觉到虚无。青春期的抒情被这虚无冲击,成为粉末。唯有倾向于哲学和宗教,你才能消弭内心涌动的虚无和悲伤。


  在我看来,中年风格是一种由经验到超验、由物质到精神、由世俗到诗性、由生到死的过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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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兰·巴尔特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之后于 1978 年新学年的第一堂课中,以另外一种方式讲到了中年风格。他引用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第一句诗:“当人生的中途” ,来阐释“年龄是写作主体的组成部分”,于是,“一方面我不再有时间尝试其他生活;我将必须选择我最后的生活,我的新生……另一方面,我应当从此黑暗之地离开;是重复工作的耗损和悲痛把我带离此境。”由此,一个处在人生“中途”的人必将遭遇“启蒙”,如同但丁遭遇维吉尔的指引。


  就我个人的体验和写作实践而言,中年风格是存在的。而这种中年风格肇始于三十岁。


  三十岁那年,我突然厌倦了物质性的世俗生活。在此之前,我在兰州、西安、广州、深圳和北京的平面媒体做过文字记者、副刊编辑和摄影记者。有一段时间,我沦入道德审问的折磨。“我们要生活……我们是戴着镣铐在舞蹈……”这种大面积谎言性的推诿与虚荣性的美化,将因自我道德审问的缺席而产生的羞耻,置换为对某种荒谬的先验性“体制”的责难,从而呈现出整个新闻从业人员普遍的自省苍白和道德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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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新闻理想逐渐幻灭,而心灵解放的道路总是迢遥无期。历史的经验证明,摆脱精神奴役从而迈向精神解放的方式有三种: A. 艺术创作; B. 科学研究; C. 宗教修行。


  同样,这也是抵达真理的三条道路。人类各种自成理论体系并且超越了种族主义的普世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与文学艺术和科学一样,都是人类通向真理的不同道路,并在某一点必然交汇。我们太多的人站在不同道路的起点上因为无知导致的偏见而相互诋毁。但是,各民族的才智之士从不同的起点迈步,以无比坚韧的毅力和热情洋溢的理想向着那个交汇点砥砺而行。人类社会每一次智力的飞跃、人权的提升和人道主义的进步,全都仰赖于艺术家、科学家和僧侣们的圣徒情怀和精神遗产。


  意识到为满足肉体生活而追逐物质利益之无聊,意识到精神之光在我生命深处投射而来的那一缕启明,我在三十岁那年毅然放弃中产阶级梦想而投身蛮荒,在康巴藏区一个没有通讯、电和公路的高山牧场一边为一群藏族儿童义务执教,一边写作,并开始品尝贫穷和失败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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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待并且学会不再畏惧贫穷和失败,这是一个作家从自我表现走向悲悯情怀和宇宙意识的开始。金钱和权力最容易滋生傲慢与偏见。善待并且学会不再迷恋金钱和权力,会使一个作家变得高尚而且纯粹。接下来则是学会勇敢,学会勇敢地思考和勇敢地面对人性之恶(当然包括自我的人性之恶)。一个人变得比另一个人聪明并不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但是,一个人变得比另一个人勇敢则是相当不易。


  当新启蒙的呼号在这千年荒芜的大地上响起,两千年前镌刻在雅典城邦的帕特农神庙上那句先哲的箴言历经野蛮兵燹和人类蠢行的层层玷污仍然熠熠生辉:“认识你自己。”


  请注意,帕特农神庙上镌刻的不是“认识这个世界”,而是“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这一箴言乃是哲学的发轫,以此为源,人类思想的河流虽经唯物论的处处碱滩却终究沿着认识论的河床而逐渐浩荡,并且不断催生出诸如休谟“存在即被感知”和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革命性思考。从来就不是“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也从来就不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对物质如同镜面一样的反映”。唯有意识(艺术想象与科学思考)创造世界。如果不承认这一点,你将永远无法领悟文学艺术的真谛,甚至不会理解科学与宗教的真谛。荷马和维吉尔以他们的意识创造了特洛伊战争和奥德修斯的返家之旅,但丁以他的意识创造了九重天堂、七层炼狱和九级地狱以及众天使和受罚者,莎士比亚以他的意识创造了为“存在还是非存在”(to be or not to be)而焦虑的哈姆雷特……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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